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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的薪水、嫁妝與主體性：以1960年代至1980年代高雄地區加工出口區女工的生命經驗為例

為了解決林千又家境的問題，作者洪芳婷 這樣論述：

　　過往臺灣工業化與女工的相關研究，多採取強調結構限制的研究路徑來看待這群年輕的女性勞動力，視她們為孝順、馴服聽話的女兒與女工，受父權文化與資本主義合謀壓迫，但卻少論及這群女性的主體能動性。再者，女兒的勞動力從農村到工廠場域的改變，賺取薪資之後，她們在婚前階段與原生家庭中的家戶資源分配，包括教育、嫁妝，又是呈現何種關係。　　本文以十一位在1960年代至1980年代進入高雄地區加工出口區的女性勞動者為研究對象，進行訪談蒐集資料。並以第三世界女性主義強調差異與多重交織的壓迫（性別與階級的交織）觀點，以及後結構女性主義重視主體性的精神為分析詮釋的視角，檢視在台灣工業化時期，高雄地區加工出口區的女性

勞動者在工業化前後的勞動圖像、工廠生活中的能動經驗，以及薪資收入、嫁妝與原生家庭財產之間的關係，和其中的女性主體性，以下為本研究發現。　　本研究中身為家中長女的受訪者，從小在家中的教育資源通常最受犧牲，但也因為家境窮苦的關係，她們有較積極的父系親屬認同，姊代父職扛起家計，工作為延續家戶的生存，在結婚時更主動不要嫁妝，為家裡省錢；其他原生家庭家境尚可的受訪者，則透過工作收入存私房錢與嫁妝。進入加工區工作對這群女性來說，提供了與農村經濟時期不同的勞動模式，一個溫飽穩定的工作機會，象徵著早期台灣對現代性的追求。她們出外工作的行為雖然部份出於父權與階級因素造成，但我們也發現藉由工作累積資源，她們能投資

在教育或出嫁的嫁妝上，甚至造成婚後與婆婆之間權力關係的改變，為自己提高性別的位階次序，得到翻轉過去受性別壓迫而遭剝奪喪失的權利與機會，她們並非只是過往研究中可憐受壓迫的孝順女兒。　 從研究中可以瞭解到對於她們處境的理解不能只停留在性別壓迫的層面，以第三世界女性主義Mohanty與Carby對群體間差異與脈絡化的重視為精神，才能破除過去東方主義式的單一想像，去除孝順服從的女兒與女工此一標籤。同時，看待壓迫是性別與階級等等因素交織後的結果，才能進一步在結構限制下細察這群女性不一樣的主體展現樣貌，並使我們對女人的工作與家庭之間的關係有重新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