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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到北宋華北的河患──環境史角度的考察

為了解決東亞運輸倉儲股份有限公司統編的問題，作者顧立誠 這樣論述：

自東漢王景成功地治理黃河，數百年間河流相對處於安定狀態，直至五代時黃河開始頻繁地出現潰決，華北大地因此飽受破壞，經常性的河決日後甚至持續至20世紀。氣候變遷，應是唐宋之際黃河發生巨變的原因之一，當時華北氣候先旱後水，由長期乾旱轉變為多雨，各持續長達數十年之久。乾旱使植物生長不易，尤其是黃河中上游及其眾多支流，河流流域兩岸土壤因缺乏植被保護，容易受到外力所搬移；日後當氣候改變，在持續多雨氣候侵襲下，已缺乏植被覆蓋的裸露表土，易被雨水沖刷至河流中，並被河水帶引至中下游平坦處河床堆積，導致河決的出現。除自然因素外，人為長期過度的開墾，大面積森林遭到砍伐以滿足營造所需，在在對脆弱的黃河水文產生破壞。

而在頻頻河決下，潰決河水往往形成廣大黃泛區，先水後旱，若氾濫區再遭逢乾旱，很容易成為蝗蟲孳生溫床。在經常性河決及蝗害的肆虐下，對中國北方生態環境形成嚴重衝擊。在經濟上，傳統中國以農立國，河患與蝗災發生頻率大幅增加，農業生產遭受損害。而黃河河決，遭氾濫土地後遇乾旱，在長期陽光照射下，除了易生蝗害外，土壤也容易出現鹽化，影響作物生長。為治河、修河或捕蝗，故政府差遣眾多百姓服勞役，徭役的增加排擠農事，也影響農產。農業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根基，因災害而導致華北農產下降，也損害了當地的經濟。在社會上，沉重的賦稅、徭役，或是戰爭的爆發，都可能迫使百姓拋棄家園逃亡，若再遭遇災害肆虐，政府又無法有效進行賑濟，天災

人禍下，輕則盜匪出現危害社會秩序，重則引起改朝換代的動盪。在軍事上，以北宋為例，由於當時氣候偏向乾旱，西北邊區的環境又已趨於惡化，宋廷且失去戰略要地靈州等地，種種原因讓西北邊防成為北宋最棘手之問題，耗費大量錢糧於此，而黃河中上游及眾多支流，多流經此區，由於當地環境生態惡劣，可以想見北宋時為何黃河經常於華北平原潰決氾濫。對唐宋兩朝而言，政府的荒政涉及賦稅、漕運與倉儲制度，賑濟的執行，救災錢糧的籌集，有賴於賦稅等制度之有效運作，彼此能相互配合。首先，有良好賦稅制的配合，才能有穩定賑濟物資的來源。唐朝是中國賦稅制發展的重要變革期，前期主要是施行與均田制配合的租庸調制，後期則施行兩稅法，以兩稅而言，自

楊炎推行兩稅後，《舊唐書》指出是「輕重之權，始歸於朝廷」，唐至北宋，地方政府財政權不斷為中央所侵奪，賦稅財政權逐漸集中於中央。其次，自隋朝興建運河，運河串聯黃河、長江與淮河，方便的水運，有利於賦稅錢糧的傳輸，自然也有助於救災物資的轉運，遠方的穀糧更容易輸往災區進行賑濟，由於其涉及到跨區域的調度，非地方政府所能完全掌握，必須由中央出面主導。其三，在倉儲制度上，與救災關係最密切的常平、義倉，其倉儲來源來自於賦稅，如北宋時，朝廷以兩稅所徵收之錢，出部分為常平倉本購糧；或將兩稅所徵收穀糧中，部分入義倉儲存備荒。而運河等水運運輸要地，也多設置倉儲，如京師設有太倉，倉內經由漕運而來的儲糧，必要時可以釋出進

行救助。唐朝時，中央雖曾數次下放開倉權予地方，允許其先開倉後上報；但基本上在唐宋兩朝，主要還是維持著地方遇災後須先上報，經中央同意後才能開倉賑濟，開倉權在中央。

台泥竹東廠員工之勞動、家庭與工作文化

為了解決東亞運輸倉儲股份有限公司統編的問題，作者謝亞珊 這樣論述：

1970至1980年代間，台灣的工業化程度日益提升，進入台泥竹東廠工作者，所經驗之工業化歷程，深受水泥產業特性的影響，一群在地男性如何靈活地運用各種資源，以回應工業化，為本研究欲討論之問題。由於工作、家庭與自我是不可分割的，本文選擇生命史方法之研究取向，並藉由深度訪談的方法，將這群男性在台泥之工作經驗與所處的家庭生命週期對照，以理解在工作與家庭的交互影響下，他們發展何種生存策略以回應工業化。水泥製造屬高度分工的生產體系，竹東廠員工因職務之不同，而形成差異性的生存策略，目的為爭取更多非正式的休息時間與更好的勞動條件。是以，這群男性在水泥廠內所形成之工作文化、養成之機械維修技術，與所建立之人際網

絡，連帶的影響廠外之生存策略。由農轉型為以工業為主的社會中，進入水泥廠從業之男性，在為人子、為人夫與為人父時期，基於家庭責任，而採取「兼差」的謀生方式，是許多男性的共同經驗。某段時期，他們的身分既為台泥員工，亦身兼農夫、鐵工廠工人、洗車場老闆、家庭代工頭或醫療器材廠董事等。看似進入現代性之工廠，實則這群在地男性，仍藉由傳統社會的生存模式，適應廠內與廠外之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