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上訴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問答集和資訊懶人包

最高法院之法治國圖像

為了解決最高法院上訴的問題，作者李榮耕,林裕順,楊雲驊,王士帆 這樣論述：

　　在「法治國圖像」的司法制度中，作為法律審暨終審機構的最高法院，負有維護個案正義並確保法律適用一致性的功能。但最高法院功能不彰，正是我國司法的「戈第亞結」（Gordian knot），迄今未解。究竟問題癥結何在？達成上開功能的實踐程序為何？本書從最高法院法律見解及終審結論之「形成過程」著手，參考他山之石，探討兩大核心改革議題：一是樹立公平審判信賴基礎的最高法院開庭辯論，二是設置防止裁判歧異、統一法律見解的大法庭。

最高法院上訴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我國人民參與刑事審判之研究

為了解決最高法院上訴的問題，作者蘇東閔 這樣論述：

為使我國民重拾對司法之信賴，即將於 2023 年 1 月 1 日施行國民法官法，進行人民參與刑事審判之制度，而人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主要以德國與美國為典型之代表，另我國國民法官制度之原型為日本裁判員制度，故簡要說明此三國立法例，主要重點在各國歷史背景、參與審判之人民如何產生、評議、判決及上訴。另由於我國國民法官法引進卷證不併送制度，而此制度很重要的配套就是證據開示制度，故美國、日本另說明其證據開示制度。美國陪審員之選擇，晚近並不排斥具有法律專業者，且證據開示制度並不採全面開示制度，另因陪審團制度重要精神在於保障人權避免政府迫害，故陪審團所為之無罪評決無可挑戰；德國參審制的上訴審在特定犯罪亦採

人民參與審判，且隨審判期日長短，調整判決理由制作之時間；日本裁判員制度屬於混和制度，人民可全數反對職業法官之判斷以保障人權，此處近於美國制，法官與裁判員共同認定事實、適用法律，又近於德國制。我國採日本裁判員制為模型，最大的不同是，不採日本的「證據開示三階段」。我國國民法官法的適用範圍過小，且主要參考立法例為有罪率極高之日本制度，是否就是適合我國的理想制度，有待後續觀察，本文並提出幾項修法建議。

誹謗官司：呂前副總統的名譽官司

為了解決最高法院上訴的問題，作者尤英夫 這樣論述：

　　新聞自由不應無限上綱 　　二○○○年，《新新聞》週刊以未經查證之消息報導副總統呂秀蓮爆料總統府緋聞，輿論譁然，更引發一場「新聞自由」與「事實正義」之間的抗爭。 　　《誹謗官司》一書即是由當時律師團的成員尤英夫律師將二○○○年十一月爆發的「新新聞嘿嘿嘿」事件，從案發到二○○五年四月廿一日最高法院判決確定的訴訟過程，及當時媒體的相關報導，鉅細靡遺全部蒐錄、解析。 　　尤英夫律師將官司過程整段真實記錄，由提出告訴的律師團討論、保全證據之動作，到開庭時雙方律師及當事人的辯證攻防、證人提供審判參考證詞，以至公布判決後高等及最高法院上訴過程，足令讀者從中觀察官司進行之程序和步驟，是部法律訴

訟的的教戰守則。 　　呂前副總統的這場名譽官司的判決結果讓我們見證了所謂「新聞自由」，是報導事實真相的自由，而非捏造不實，誣陷他人的自由，更非淪作政治鬥爭工具的自由！自由是一種權利，更是一種責任、一種良心，凡享受言論自由者，應先具備言論良心，信守言論責任。沒有媒體責任，就沒有媒體自由。新新聞事件顯示的不僅是媒體素質，而是媒體淪為政治鬥爭工具的道德墮落！

最高法院法律審之功能與定位

為了解決最高法院上訴的問題，作者林吟濃 這樣論述：

我國於1999年及2017年分別召開全國司法改革會議及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此二次之司法改革會議對於我國最高法院法律審之定位，均認為嚴格法律審。另我國民事訴訟法於2003年修法時，引進許可上訴制度，若以民事訴訟法第469條各款以外事由之提起上訴時，須以原判決違背法令之事由具有從事法之續造、確保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者為限。由此可知，我國之司法政策及立法者對於我國最高法院法律審之定位為嚴格法律審，且賦予其統一法令解釋適用之重要任務。然而，本文藉由實證研究觀察可知，我國最高法院實務現況，常以原判決證據調查或事實認定有違反論理法則、經驗法則及證據法則之事，因而對於原判

決所認定之事實加以審查，介入事實審之事實認定專權，故我國最高法院實務係以個案之當事人權益救濟為其主要目的，並未發揮其法律闡釋之主要功能，而且此種情形並未因歷次司法改革及民事訴訟法增訂許可上訴制後有所改變。對此，本文藉由實證研究分析最高法院近十年廢棄發回判決之原因、最高法院2012年上半年度判決之量化結果並剖析學說與比較法後，整理歸納出我國最高法院法律審之定位究應為何，找出最高法院實務現況與司法政策及立法者背道而馳之原因，並試著提出能使最高法院法律審重新再定位之方法，以達建立金字塔型訴訟制度之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