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頗族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問答集和資訊懶人包

令人理解不能的婚俗：突破想像的婚嫁趣事

為了解決景頗族的問題，作者趙惠玲,金躍軍 這樣論述：

上百個趣味婚嫁風俗 傳統是陋習，還是大有深意？ 　　西漢司馬遷《史記•補三皇本紀》：「太皞庖犧氏，風姓，代燧人氏繼天而王……於是始制嫁娶，以儷皮為禮。」 　　唐杜佑《通典禮典》：「遂皇始有夫婦之道，伏羲氏制嫁娶，以儷皮為禮。」 　　早在遠古的神話時代，華夏大地上就已經萌生了以雙對鹿皮為聘的婚俗文化。 　　過去人們是如何談戀愛的？男女有婚姻自主權嗎？ 　　夫妻不睦可以離婚、再婚嗎？離婚後財產如何分配呢？ 　　◎比現代人還前衛？不准我談戀愛，私奔給你看！ 　　誰說過去人們的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德昂族說：「有情人終成眷屬，誰管你門當戶對？」 　　小孩早戀，父母不急，反而很高興

多一個人愛自己的孩子？ 　　偶爾有父母堅決反對的，女兒便直接和對方同居？！ 　　◎別用有色眼光看待！拚命掙扎的洞房花燭夜？ 　　外人看來彷彿犯罪一樣的新婚之夜，其實彝族小夫妻的閨房情趣？ 　　妻子掙扎得越厲害，越表示自己潔身自愛？ 　　丈夫的「霸王硬上弓」，代表自己是頂天立地的一家之主？ 　　◎你以為過去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屬品，她們不依！ 　　裕固族女子：「娃是我生的，憑什麼無條件讓給你？」 　　超罕見的女尊男卑社會，只有我休丈夫的份，輪不到丈夫休了我！ 　　夫妻離婚，財產和孩子全歸女方？！ 　　◎生小孩前，我都是「單身」？ 　　從走婚到男女嫁娶制度，母系社會過渡到父系社會的過程。 　　壯

族的「不落夫家」傳統，夫妻結婚後即長住娘家， 　　直到懷孕生子前，都可以自由結識其他男子？ 　　各家民族差異甚大，婚姻嫁娶上有以媒人為尊的，有以氏族長老為尊的，也有以母舅為尊的；數字上，臺灣人傳統上認為偶數比較吉利，紅包也絕對不包單數，看在某些民族眼中卻是大忌？！ 　　每個習俗的背後，都有一則詼諧或動人的故事。 　　輕啟本書，帶領讀者走進一個個熱烈、喜慶、有趣、神秘的婚戀場景。

景頗族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怒族孤兒故事研究

為了解決景頗族的問題，作者耿羽 這樣論述：

怒族是一個世居於雲南省西北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特有民族，人口約有三萬人，屬於典型的人口特少民族。由於身處怒江、瀾滄江和金沙江並流，高黎貢山與碧羅雪山相挾的特殊地緣環境裡，千百年來，怒族始終難以脫離於藏族、納西族、白族、獨龍族、普米族和漢族等多民族的互動關係之外，同時，怒族也曾在較長時期內深刻地接收了法國、美國與瑞士等西方國家的宗教觀念，從而形成了謙和忍讓的集體性格，表現出了能夠同時相容藏傳佛教、東巴教、韓歸教、本主信仰、道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多元宗教文化，以及固有原始信仰的特徵。怒族的民間故事是其文化屬性的縮影，儘管文化的開放性決定了怒族民間故事的基本面貌，但是在怒族民間故事的構成中，孤兒故

事的數量卻很多，呈現出了十分特殊的一面。對於沒有文字的怒族而言，這些建立在原生態、借取和嫁接創作手法基礎上的孤兒故事反映出了怒族口傳文學的偏好性，這種偏好性的生成既有外來文化的影響，也有自身文化的發揮，而內外因共同作用製造出來的敘事奇觀正是本文試圖解決的一個基本問題。因此，本文首先以孤兒形象作為研究的切入點，運用普羅普故事形態學的基本原理分析其整體形態，其次使用比較故事學、故事類型學、精神分析的研究方法，梳理與周邊民族相似民間故事的關聯性，繼而探究怒族孤兒故事的目的性，主要包括構建兒童形象以強化族群存亡的危機感和維繫族群發展的認同意識等方面，最後則對研究問題進行解釋。

數學史鑒：數學歷史與數學成就

為了解決景頗族的問題，作者李正平 這樣論述：

　　數學是中國古代科學中的一門重要學科，其發展源遠流長，成就輝煌。根據它本身的特點，可分為這樣幾個時期：先秦萌芽和漢唐奠基時期、古典數學理論體系建立的時期、古典數學發展的高峰時期和中西方數學的融合時期。   　　中國為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在數學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創造出許多傑出成就。比如勾股定理的發現和證明、「〇」和負數的發明和使用、十進位值制記數法、祖沖之的圓周率推算、方程的四元術等，都是中國古代數學領域的貢獻，在世界數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勾股定理是一個基本幾何定理，是人類早期發現並證明的重要數學定理之一，是用代數思想解決幾何問題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也是數形結合的紐帶之一。勾股定理

是餘弦定理的一個特例。世界上幾個文明古國如古巴比倫、古埃及都先後研究過這條定理。中國是最早瞭解勾股定理的國家之一，被稱為「商高定理」。   　　中國是世界上公認的「〇」的故鄉。在數學史上，「〇」的發明和使用是費了一番周折的。中國發明和使用「〇」，對世界科學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在商業活動和實際的生產生活當中，由於「〇」不能正確表示出商人付出的錢數和盈利得來的錢數，因而又出現了負數。從古至今，負數在日常生活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國早在西元前二世紀就認識到了負數的存在。人們在籌算板上進行算術運算的時候，一般用黑籌表示負數，紅籌表示正數。或者是以斜列來表示負數，正列表示正數。   　

　中國古代數學領域湧現了許多學科帶頭人，是他們讓古典數學大放異彩。假如歷史上沒有人研究數學，就絕不會有《周髀算經》、有數學家，周王開井田、秦始皇建陵墓等一樣也做不成。   　　中國古代數學與西方抽象的哲學性思考不同，定律與規則的發現都是建立在日常生活、觸手可及的物品上，以解決實際問題為目標，充分顯示出中國人務實的農耕精神，具有鮮明的社會性和濃厚的人文色彩，為中國三千年的進步打下深厚的基礎，惠及今日。 序言 追根溯源——數學歷史 開創輝煌——數學成就 群星閃耀——數學名家 數學的萌芽與奠基 中國古代數學發轫於原始公社末期，當時私有制和貨物交換產生以後，數與形的概念有了進一步的

發展，已開始用文字符號取代結繩記事了。 春秋戰國時期，籌算記數法已使用十進位值制，人們已諳熟九九乘法表、整數四則運算，並使用了分數。西漢時期《九章算術》的出現，為中國古代數學體系的形成造成了奠基作用。 那是春秋時期，有一個宋國人，在路上行走時撿到了一個別人遺失的契據，拿回家收藏了起來。他私底下數了數那契據上的齒，然後高興地告訴鄰居說：「我發財的日子就要來到了！」 契據上的齒就是木刻上的缺口或刻痕，表示契據所代表的實物的價值。 當人類沒有發明文字，或文字使用尚不普遍時，常用在木片、竹片或骨片上刻痕的方法來記錄數字、事件或傳遞訊息，統稱為「刻木記事」。 中國少數民族曾經使用刻木記事的，有獨龍族、傈

僳族、佤族、景頗族、哈尼族、拉祜族、苗族、瑤族、鄂倫春族、鄂溫克族、珞巴族等民族。 如佤族用木刻計算日子和帳目；苗族用木刻記錄歌詞；景頗族用木刻記錄下村寨之間的糾紛；哈尼族用木刻作為借貸、離婚、典當土地的契約；獨龍族用遞送木刻傳達通知等。凡是通知性木刻，其上還常附上雞毛、火炭、辣子等表意物件，用以強調事情的緊迫性。 其實，早在《列子·說符》記載的故事之前，我們的先民在從野蠻走向文明的漫長歷程中，逐漸認識了數與形的概念。 出土的新石器時期的陶器大多為圓形或其他規則形狀，陶器上有各種幾何圖案，通常還有三個著地點，都是幾何知識的萌芽。說明人們從辨別事物的多寡中逐漸認識了數，並創造了記數的符號。 殷商

甲骨文中已有十三個記數單字，最大的數是「三萬」，最小的陶器上的幾何圖案是「一」。一、十、百、千、萬，各有專名。其中已經蘊含有十進位值制的萌芽。 傳說大禹治水時，便左手拿著準繩，右手拿著規矩丈量大地。因此，我們可以說，「規」、「矩」、「準」、「繩」是我們祖先最早使用的數學工具。 商高 西周初期數學家。與周公旦同時期人。在西元前一千年發現勾股定理的一個特例：勾三，股四，弦五。早於畢氏定理五六百年。其數學成就據《周髀算經》記載，主要有三方面：勾股定理、測量術和分數運算。

符號與身分：「蒙古」符號與當代蒙古的歷史與論述

為了解決景頗族的問題，作者王冠雅 這樣論述：

本論文研究「蒙古」（mongol, mongɣul）這個習以為常且嫻熟慣用的人群詞彙其實是一個看似不變、但其內在邏輯實則恆變的範疇（category）與符號（參考Eckert 2016）。在蒙古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當代民族國家體系下，這兩個國家的蒙古人（Mongols）對於彼此所共享的「蒙古」符號抱持著不同社會價值和歷史觀點而構築的身分邊界，致使產生了（至少）兩種不同於彼此的「蒙古」價值與範疇。這兩種「蒙古」，其實都與中文語言社群（Chinese language community）相互涉入漫長且充滿張力的歷史、族群與政治經濟的權力關係。基於在蒙古烏蘭巴托六個月的田野，本論文以語言、符號和

政治經濟共織的觀點指出，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文語言社群是影響當代蒙古國蒙古人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蒙古人（尤聚焦在內蒙古人社群）對「蒙古」符號和其人群範疇產生概念分歧（disjunction）的結構性主因，使得這「兩種蒙古」在偶然的互動過程中引發內在與外在的符號價值衝突。在這份研究中，我一方面從歷史的面向追索「蒙古」作為一種人群範疇的代表性符號，其符號如何因政治環境的演變而改變其符號的內在邏輯；另一方面，我將當代「蒙古人」與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文／漢語言說者」（Mongolian: Hytad）剖析成三個語言社群做研究分析：喀爾喀蒙古語言社群、內蒙古語言社群、中文語言社群。 在蒙古國語言地景

裡，中文語言社群的特別之處在於，當他們言說中文時，他們的「言語和聲音」突顯了他們所持有的族群語言身分（ethnolingual identity），而其族群語言身分在蒙古國的地緣政治脈絡下，亦相對容易地落入另一個可能隱含的國族身分識別，並在互動時產生衝突。此衝突的本質（nature of conflict）隱含著蒙古國與「中文語言政治群體」（包括中國國民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二十世紀初期為政治主權隸屬或獨立的權力爭奪，以及在二十一世紀以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試圖以政治經濟的資本力量，在特定意識形態與議題上控制蒙古政府的言論自由（以達賴喇嘛出訪蒙古國為案例）。這讓具有政治經濟優勢的國家能動員其國

家資本、在資本主義市場和現代國族主義的框架上製造出不同國家統治集團之間的權力不對等關係，本研究中稱之為「新邏輯統治」（neo-logocracy）（參考Metz 2016; Silverstein 2010）。在新邏輯統治概念背後所確切指涉的，是蒙古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統治集團的不對等關係，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喀爾喀蒙古語和中文兩個族群語言和語言群體的語言符號關係。因此這三個當代語言社群，是用以捕捉「蒙古人」與「中文言說者」做為行動者，在族群身分、族群語言身分與族群/國族身分（ethnonational identity）相互疊加後、在參與社會的行動中產生互動，但在互動中的偶發性衝突，可透

過分析發現致使衝突的內核產生了社會價值秩序與失序的邏輯關係。我同時也用三個概念化的模型（modalities）呈現三個語言群體分別在（1）國家內部、（2）兩個國家關係、和（3）兩種「蒙古」符號概念之間相互鏈結與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