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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中期臺灣方面委員制度研究(1923-1937)

為了解決新竹市役所的問題，作者李禮仁 這樣論述：

本文旨在探討方面委員制度這樣一個近代化的社會事業，如何在日治中期臺灣社會中，開展新的救助模式及其影響，並對該制度做一檢討與評價。方面委員制度為日本在「社會連帶」觀念下，引進臺灣的新興救貧制度。為了達到徹底的救助，以解決傳統上漏救與濫救的問題，方面委員制度透過設定責任區域，委託公益人士來進行救助活動，強調在救助之前，先進行充分的生活調查，以篩選出有救助需求的人，再給予適當的救助。本研究闡述方面委員如何透過「生活調查」與「生活保護指導」，以及與支援團體合作，來達到「防貧」的實踐，並呈現臺灣社會對方面委員制度的適應情形。 從方面委員制度的實施，可觀察到國家藉由行政制度，將以往保甲、警察等進行

的生活調查，以及各種慈善團體、社會事業設施等救助資源，整合成以方面委員制度為中心的救助體系，並作為地方行政的輔助機關。研究發現，方面委員救助的對象是以客觀的方法取得，救助的執行也是以客觀的方式進行，顯現出方面委員在救助方法上的進步。方面委員制度這種用近代化的調查方法，再進行近代化的救助，並巧妙地改良傳統救助模式，以達到柔性的社會控制，是該制度在殖民統治上的貢獻。而作為新興中產階級之方面委員，在社會事業上，彷彿有取代傳統鄉紳，成為政府與地方上新的協力關係。從本文可察覺到，臺灣在日治時期，就已發展出類似現代社工制度的芻形，因此可以視方面委員制度為臺灣現代社工制度的一個過渡階段。關鍵字：方面委員、社

會事業、生活調查、生活保護指導、防貧、

日治時期新竹街市區改正計畫政策與空間發展之研究

為了解決新竹市役所的問題，作者李芷瑗 這樣論述：

日本政府接收臺灣初期，便努力勘查臺灣的衛生狀況，首要目標就是改善各都市的上下水設施以及鼠疫問題。1898年，總督府組織「市區改正委員會」，開始了全臺各都市的衛生工事與市區改正計畫；1901年，北門大街金德美商號大火，使得整個北門及周圍建築付之一炬。基於上述兩種原因，新竹廳於1905年，公布〈廳令第八號〉，開始拆除東西城門與城牆，拓寬主要道路以及放射狀街道規劃，自總督府至新竹廳的都市計畫政策，揭開新竹街市區改正計畫的序幕。 本研究企圖從日治時期政策為出發點，透過研究當時都市計畫政策與第一手文獻，了解新竹街市區是如何從傳統城牆都市轉變為現代都市，釐清政策制定原因，透過當時的文獻資料

與市區改正計畫圖等進行比對分析，梳理都市地權改變及新竹街市區改正計畫脈絡。 市街主要機能是政治和商業，改正後的新竹街，因行政機構搬遷以及交通發展，促使政治機能增加而帶動了商業轉移，政經重心從原先北門區域，轉至新興發展而起的東門，也讓新竹街脫離了清代傳統城牆的中心式格局，形成今日所見的現代都市架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