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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紀東亞瓷器紋樣流通研究—以景德鎮和有田瓷器為例—

為了解決料理盆的問題，作者黃浩庭 這樣論述：

過去陶瓷史學者大多將焦點關注在景德鎮窯和有田窯外銷瓷的發展狀態，咸少討論十七世紀中日兩國瓷器紋樣如何受到自身國內消費市場影響，進而形成紋樣風格的差異。中日瓷器消費者審美觀差異極大，紋樣發展的模式也極為不同，本論文以景德鎮瓷器和有田瓷器為研究對象，聚焦於紋樣這一特殊的圖繪材料，運用風格分析的研究方法，比較十七世紀中國和日本各自面對內銷市場時所建構的視覺文化，提出「景德鎮模式」和「有田模式」兩種瓷器紋樣發展的途徑。一方面兼顧兩地文化主體性，而非片面的影響論，將有助於反省中日文化交流的互動關係；一方面放在東亞海洋貿易的背景下，思考異文化相互碰撞之際，如何回應各自政治經濟條件，從而形塑出具有在地色彩

的紋樣風格。日用瓷器不同於以賞鑒為主要趣味的藝術品，還身兼日常生活所需實用器具的功能，因此分析紋樣風格的時候，也必須考慮到使用者的器用習慣。明代御器廠從萬曆三十六年（1608）輟燒後，直至康熙十九年（1680）才又開始派遣官員「駐廠監督」，使得十七世紀景德鎮窯業以民間窯場為主體，並因應消費客群的不同，而出現不同的紋樣風格。然而，十七世紀的中國卻極少有關消費者如何選用瓷器紋樣的文字史料，只有一部分景德鎮瓷器上書寫的款識和供養款，成為理解紋樣背後消費者身份和器用需求的重要依據。本論文第二、三章從兩種圖繪路徑探討景德鎮瓷器紋樣所形塑的視覺文化，一是延續代表官窯傳統青花瓷風格的供養款供奉瓷紋樣；二是深

受江南商品市場中的藝術品定式圖繪所影響的轉變期瓷器（Transitional period）紋樣。此兩種風格的發展，並不受明清鼎革戰亂的影響，皆有其相承的傳統，但是整體時代風格，仍以轉變期瓷器樣式為主流。景德鎮瓷器不僅是中國國內重要的瓷器商品，同時也因應十七世紀前期的日本消費者需求，製作大量符合日本市場所喜愛的輸日瓷樣式，因此其紋樣題材和圖繪樣式往往被轉換成一種文化符號，長期在中日兩國之間流通與衍變。本論文第四、五章以日本有田窯為例，其創立期（1610-1650）階段受景德鎮影響，採用朝鮮製瓷技術，藉以摹繪畫景德鎮輸日瓷樣式，生產具備「和樣中的唐樣」風格的內銷瓷商品。當景德鎮受到明末戰亂及清初

嚴格的海禁政策影響，外銷產量銳減之際，促使有田窯再進入發展期（1650-1670）和完成期（1670-1690）階段，獲得了獨立發展的契機。將過去流行於日本市場的景德鎮輸日瓷樣式轉化成在地樣式，同時因應日本消費者的審美意識，形塑出以日本視覺文化為主體的和樣風格。比較景德鎮與有田兩地瓷器紋樣風格的發展模式，有助於擺脫常見的「中國風格影響日本」的片面影響論，這往往忽略了有田瓷器紋樣發展過程中的文化主動權。在面對十七世紀中日文化交流時，必須正視日本文化主體性的選擇權，才有可能理解有田瓷器與景德鎮瓷器紋樣中截然不同的視覺風格，從而觀照更多元的互動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