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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法西斯靠攏(2022年版)：從尼采到後現代主義(三版)

為了解決政治自由主義的問題，作者RichardWolin 這樣論述：

　　※本書重點： 　　．由後現代精神的思想譜系學，探討「法西斯主義狂熱」的歷史。 　　．本書重新檢視1930年代知識分子與右派政治複雜斑駁的歷史，以及兩者關係對於當前政治的意涵。 　　．有些人一廂情願地認定，法西斯主義是一種反智現象，只能吸引罪犯與惡徒。然而實情並非如此， 當年歐洲大陸有許多知識分子菁英，爭先恐後地跳上法西斯主義的政治列車。 　　知識分子對法西斯主義的浪漫情懷 　　十五年前，海德格與德曼早年的政治錯誤東窗事發，震驚歐洲與北美學術界。從此後現代主義就被歷史的陰影重重縈繞。理查．沃林在這部後現代精神的思想譜系學之中，揭示後現代主義對法西斯主義的執迷是如此廣泛的現象，而且絕非歷

史的偶然。沃林質疑後現代主義聲稱繼承左派衣缽的說法，並認為後現代思想早就被政治上的極右派擄獲。 　　沃林在探討榮格、高達美、巴岱伊、布朗修等人時，發現了一項令人惴惴不安的共同點：這些思想家在一九三○年代都曾經倒向右派陣營，並沾染上所謂的「法西斯主義狂熱」。他們對民主政治的缺陷深感不滿，又迷惑於法西斯主義政治新生的堂皇承諾。義大利與德國的獨裁政權，都宣稱他們可以解除政治自由主義導致的不確定性。然而這些政權從一開始就以殘暴手段推行種族主義、暴力行為與帝國征伐，其用心路人皆知。 　　後現代主義與一九三○年代法西斯文人的淵源關係，顯示它政治傳承的陰暗層面。反啟蒙思想與後現代主義的心照不宣，也是沃林

此書的敘事主軸。後現代主義者與反啟蒙思想鼓吹者有志一同，仇視理性與民主，並建立欲蓋彌彰的策略聯盟關係，藏身在極左派與極右派交會的地帶汲汲營營。 　　讀者若是能將沃林的結論銘記在心，對當代思想史將會有一番全新的體認。 　　（本書初版書名：非理性的魅惑） 名人推薦 　　任何人如果想將啟蒙主義與笛卡兒一起揚棄，都應該讀一讀理查．沃林這本傑作。沃林讓讀者眼界大開，兼顧深度與廣度，不讓極端思想炫惑耳目。他洞燭許多陰暗的角落，揭露那些思想的騙局、自欺與傲慢，如何以自由之名橫行於人禍連綿的二十世紀。這正是一門譜系學！「非理性」從此有了全新的意義。──陶德．吉特林（Todd Gitlin），哥倫比亞大

學，The Twilight of Common Dreams作者 　　理查．沃林清楚告訴我們，對自由主義與議會政府的鄙夷，在政治上會導致何等惡果；無論這種鄙夷是來自右派抑或左派、反現代抑或後現代。沃林以旁徵博引、發人深省的筆法，呈現當代反美主義的「譜系學」，將會令這種思想在歐洲與美國的支持者忐忑不安。──麥克．沃爾澤（Michael Walzer），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 　　我要熱忱推薦這本強而有力的批判大作。它已具備長遠的學術價值，同時學院之外的人士也應該開卷一讀。在美國與歐洲關係擾攘不安之際，沃林的大作將讓美國讀者更深入瞭解法國與德國的心態。──傑佛瑞．赫孚（Jeffrey Herf）

，馬里蘭大學 　　本書運用淵博的解讀與直截的思考，廣泛而深入地批判後現代思想提，對後現代思想在政治領域的侷限與失敗尤其鞭辟入裡。理查．沃林將書中思想家與當代歐洲政治狀況相互對照，使他的批判更具份量。──傑若德．席格爾（Jerrold Seigel），紐約大學

政治自由主義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人權普世性與多元文化的批評

為了解決政治自由主義的問題，作者林庭安 這樣論述：

人權是現代政治與法律規範國家權力的重要誡命之一，並被認為是許多權利的集合。人權普遍被認為是作為人就享有的權利，而具有普世性。然而人權的普世性受到許多挑戰，而基於多元文化的批評則是屢見不鮮。本文認為人權的普世性最基本分成概念的普世性和內涵的普世性，後者往往是爭議所在。本文檢視了基於多元文化對人權內涵普世性的批評，包括多元文化主義、文化相對論、民族中心論，並概稱為多元文化的批評。這些批評基本著眼於人權內涵往往是由所謂西方所發展的，而帶有西方文化的優越性或中心性，忽略了其他文化對於人權的不同看法；他們對於避免人權成為新的意識形態霸權有所貢獻。然而這些批評也並非毫無疑問。人權論者對此做出了回應。本文

主要選取了四位學者，檢視他們的回應態度。羅爾斯從國際政治角度將人權清單縮減但極大化人權侵犯後果。Donnelly則提出相對的普世性，認為人權理論中只有交疊共識、國際法律、功能性的普世性可以被辯護。An-Na’im提出對話理論修正人權內涵的普世性，為人權普世性提供文化正當性。陳瑤華較為強烈地質疑了人權是西方的命題和多元文化的批評在這方面的方法論問題。本文希望為人權的普世性提供更為清楚地對多元文化的批評的回應，這些回應包括承認這些批評部分言之成理而對人權普世性進行修正，也包括對多元文化的批評的質疑，避免立意良善的多元文化的批評反而用以規避人權誡命。

自由主義：牛津非常短講001

為了解決政治自由主義的問題，作者MichaelFreeden 這樣論述：

　　自由主義是最核心、最普遍，也是最複雜的政治理論和意識形態之一；相關研究汗牛充棟，而從中又轉化出社會自由主義、自由放任主義、政治自由主義、左派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等等，讓人眼花撩亂之餘，也不禁要問：這些名詞究竟是什麼意思？彼此之間有什麼關聯？   　　牛津大學榮譽教授麥可．弗里登，以畢生鑽研自由主義的功力，梳理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歷史和理論發展，言簡意賅地直指核心：他從七個概念做為自由主義的核心──自由、理性、個體性、進步、社會性、公共利益以及有限且可問責的權力──以巧妙的比喻闡述側重不同的概念如何造就分殊、甚至矛盾的種種「自由主義」。   　　本書堪稱自由主義指南，讓讀者在面對意義紛亂的

當代自由主義之時，更能明察秋毫。   本書特色   　　精簡扼要的介紹自由主義的歷史與其主要概念，辨析其混淆的意義，是了解自由主義哲學／政治思想史的精彩入門書。   名人推薦   　　吳叡人（中研院臺史所副研究員） 　　李明璁（社會學家、作家） 　　唐光華（樂觀書院青少年哲學教師） 　　張鐵志（VERSE雜誌社長兼總編輯） 　　陳榮彬（臺大翻譯碩士學程助理教授） 　　黃惠貞（板橋高中歷史老師） 　　葉浩（政大政治系副教授） 　　錢永祥（《思想》雜誌總編輯） 　　顏擇雅（作家、出版人）

哈伯瑪斯自主性觀點的研究與批判

為了解決政治自由主義的問題，作者薛彥桂 這樣論述：

自盧梭以降私人自主(private autonomy)與公共自主(public autonomy)的關係問題已經成為現代政治、社會理論的基本問題。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認為不管是在個人生活還是在公共生活中，人們都應該按照理性的法則行事，康德為理性提供一種形式性的標準，即可普遍化的原則。黑格爾(Georg Hegel, 1770-1831)認為康德的自主性是以其空洞性為代價的，雖然純粹形式性的標準，意味我們的生活可以不受限於傳統的規範和外在的經驗，保證了人們的自主性，但是一種純形式的原則，事實並沒有規定任何東西，因為僅僅從純形式的原則出發，並不會產生任何矛盾，

沒有什麼行為是被禁止的。人類真正的自主性的實現，必須依賴於倫理實體，也就是只有在國家生活中才能實現個人意志與公共意志的統一，而這種體現與國家實體中意志又是與普遍的宇宙精神相聯繫的，人和人類歷史都是精神自我實現的工具。黑格爾的這種觀念論的結論，引起了馬克思(Karl Marx,1818-1883)的不滿，馬克思批評其為頭腳倒置的辯證法，這種思辨的辯證法必須在客觀經驗的層面上予以重建。馬克思看到了在黑格爾的理論中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分裂，在這兩個領域中人們過著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在政治領域是自由、平等的生活，同時在經濟領域被宰治、被工具化的生活。這種分裂使得馬克思認為，人類要想實現真正的自由解放，必須

從經濟關係中入手，馬克思將經濟關係和經濟衝突理解為人們生活最核心的關係與衝突，這種衝突又表現為一種階級關係的衝突，這種階級衝突的解決必須通過一種全面的社會改造，使得人們的經濟生活中能像政治生活中一樣，達到一種自由與平等的關係，這導致馬克思得出一種暴力革命的結論。哈伯瑪斯認為馬克思之所以得出這種結論，在於其將策略性的目的性行動（典型為生產活動）作為社會生活的基本行動，而沒有看到以相互理解為導向的溝通行動的意義。雖然，在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 born1929）在後期著作《在事實與規範之間》中將私人自主與公共自主的關係問題作為自主性問題的核心來處理，但從哈伯瑪斯的總體的思想發展

歷程來看，對自主性問題的處理，以及自主性概念的理解為是持續變化的。在其早期的，《認識與旨趣》中，哈伯瑪斯將自主性問題理解為個體層面的問題，即去理解什麼是個體真正想要的（真正的旨趣），以及相關的社會壓力、意識形態等如何扭曲、威脅個體。在哈伯瑪斯看來，各種社會症狀的產生，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人們的真正的旨趣，即一種解放的旨趣，被遮蔽和扭曲。哈伯瑪斯區分了人類的三種基本實踐活動，生產實踐的活動、溝通活動、以及自我反思的活動，自我反思的活動是人類建立起自我身份的核心活動，這三種活動又是受到三種旨趣的引導，即技術的旨趣、實踐的旨趣和解放的旨趣，由於解放的旨趣被遮蔽，人們無法真正的建立其自身。這就需要一種批

判的知識，解除意識形態對人的扭曲，推動人們的自我反思，真正的建立其自身。在後來的其他學者論辯與反思中，哈伯瑪斯意識到《認識與旨趣》中的這種觀點，將整個社會的意識理解為一個統一式的主體意識，這是與多元化的現代社會不符的，同時人作為「存在於世」的個體，人的自我反思必然也是在社會溝通中實現的，所以自我反思的活動與溝通實踐的活動，事實上是同一個活動。所以對於實現人的自主性來說，重要的就不是通過批判，解除意識形態的扭曲，推動人們的自我反思，而是保障溝通活動的有效進行。在《溝通行動理論》中哈伯瑪斯區分了，策略性的目的性行動和以相互理解為導向的溝通行動，這兩種活動又對應於兩種社會整合的模型，即系統整合的模式

和溝通整合的模式，社會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在於：理應是通過溝通整合的領域被系統整合的模式給取代，哈伯瑪斯將其稱之為系統對生活世界的殖民或入侵。在這種殖民現象中，人們無法通過溝通去建立自身的身份，人類理性中的道德和審美需要被壓抑，造成一種理性意義的喪失，人成為一種單向度的，被抽象化的存在。經濟和政治系統對於生活世界的殖民，是以法律為媒介進行的，所以他在《溝通行動理論》的最後指出，我們需要將法律從系統導向轉向溝通導向。到了《事實與規範之間》中，哈伯瑪斯看到法律對於自主性問題更深層的意義。在前面的論述中，筆者指出康德希望通過形式性的理性標準來統合私人自主和公共自主，而黑格爾則認為人的自主性必然只能在

倫理實體（國家）中實現。哈伯瑪斯看到了，康德和黑格爾的這兩個方面可以統合於一個程序性的法律典範之中，一方面，這種程序性的法律典範是以形式性的程序條件為中心，另一方面這種法律典範又要求公民的立法參與。哈伯瑪斯說在這種法律典範中私人自主與公共自主在這種循環關係中得到實現。在程序主義法律典範中一個正當的法律只有通過公民的普遍參與才有可能，所以，這種法律典範必然一個徹底的民主模式為條件。哈伯瑪斯提出一種審議式的民主模式，在其中公共論域被理解為一種與正式的政治系統相對「弱公共」。公共論域作為這個模式中的核心成分，是作為連接市民社會和政治系統的媒介，它既是收集生活世界中的意見、意志的蓄水池，也是各路政治菁

英、專家展開辯論的競技場，還是市民的意見、意志趨於一致化的共振板。最後，筆者想指出的是，雖然，哈伯瑪斯對於私人自主與公共自主的關係問題上，提出了一套包含哲學、法律、民主的完整理論，但是對於馬克思所提出的，人們在經濟生活中自主性的喪失問題，卻沒有給與足夠的關注，哈伯瑪斯希望通過法律的間接影響，如經濟補貼、工資和工作時長的限制等，來緩解經濟生活的不平等、被宰治的現象，但是，經濟生活於民主生活在內在邏輯上有著更深的衝突，這需要法律對經濟系統有著更緊密的結合與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