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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淨出出：戰後查禁與淨化下流行歌曲的崎路

為了解決愛情少尉歌詞的問題，作者朱英韶 這樣論述：

本文主要以「查禁」與「淨化」的概念來剖析戰後流行歌曲的流變，透過觀察政令、歌曲創作面與流行音樂市場，掌握戒嚴體制下社會文化活動的實況。過去研究經常將重點置於被查禁的「禁歌」，而忽略「淨化」作為廣泛的政策方向，實際能發生的影響，不只干擾流行歌的傳播，更逐漸內化到台灣人心中。戰後初期到1970年代以前，「淨化」概念依然曖昧，以去日本化、反共抗俄思維為中心的音樂管理政策下，先是徵選歌曲並與「正統音樂家」推動具有敵我意識的藝術、愛國歌曲，再以查禁手段來區分「禁歌」與「非禁歌」，篩選出與官方意識形態相符或對立的歌曲，但對於流行歌市場影響並不如想像嚴重。1970年代以後，隨著都市化、工業化的社會變遷，深

受語言政策、黨國教育以及中華文化復興下精神動員氛圍影響的新世代，也逐漸成為社會中堅。在前一時代萌芽的華語流行歌，與曾經蓬勃發展的台語流行歌，加上因反對西洋樂而生的校園民歌，三者在市場上有所角力，並有其不同地位與受眾。而受官方所接納或利用的一方，其實已經是被「淨化」所篩選。整體來看，社會上形成一套「階層化」現象，不同類別、領域的歌曲，被化約到不同階層，各自享有不一樣的資源，甚至受眾也有所區隔，於是走出各自不同的歧路。台語歌曲便因為廣電媒體空間的壓縮，而遭到新世代的排擠與污名化。解嚴過後，因國際局勢的變化以及國內民主運動、本土化浪潮，廢除了歌曲審查與輔導制度，也不再規定要唱淨化歌曲，但由於黨國教育

的根深蒂固，許多淨化歌曲（特別是軍歌、愛國歌曲等），依然能在不同場合，召喚臺灣人心中的淨化共感與「中華民族」精神，這些現象在選舉、政治動員中特別鮮明，反映特定的社會價值觀。以「淨化」作為一個視角，一種研究方法，不僅能將查禁、禁歌這些制度面上的影響放到整個威權體制中探討，也能更加理解臺灣流行歌曲的政經環境，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能更同情式地理解本土流行歌曲的內容，也更能掌握歌曲與臺灣社會脈動的緊密互動關係。

陳映真現象研究

為了解決愛情少尉歌詞的問題，作者陳明成 這樣論述：

早在1994年時，業師林瑞明教授在與作家鍾肇政的私人通信中即已明白指出「『陳映真現象』是台灣文學不能不正視的問題」，就目前所知這應是國內最早發出的呼聲！而作為一個跨領域的現象，所有關於陳映真的心懷意念、智性活動所形構的精神史或生命史，特別是陳映真在一次又一次的歷史困境中的價值抉擇和其林林總總生成的一切效應，都必然是「陳映真現象」所考察的對象與指涉的內涵。但非常遺憾的是，筆者卻深覺在眾多有關陳映真的論述中，長久下來已普遍存在著一種「標準故事」（standard story）的危機。因此針對歷年來的「陳映真研究」及陳映真本身的論述世界，筆者擬以為數不少卻又從來不會也未曾被討論的檔案文獻來

進行一場又一場的爆破──有如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宣稱的，電影的出現「以十分之一秒的炸藥摧毀了這個牢竉世界」──俾使筆者及所有後來者可以抓住那最富暗示性的時刻在「四處飛散的廢墟間從容地進行歷險旅行」，將易逝性的「陳映真」碎片放入諸如家族書寫、國族認同等永恆的議題，徹底地重新敲敲打打、拼拼貼貼，期待最後能夠庖丁解牛似地將「標準故事」從既有情境的裂縫中割離，讓歷來修辭敘事中受到壓抑與變異的部分解放出來，並進一步利用經由一片片碎片重構的「陳映真現象」得以透過陌生化的方式重獲寓言般的力量，體現當代台灣社會的盲點與方向。 本論文在形式上，預計由七個帶有環狀敘事圈性質的章次以向心

的姿態結構乙篇命名為＜陳映真現象研究＞的「橘瓣式」論文，其中的每一個章次在論述空間上就像一片橘瓣可獨自開裂剝落又能對稱合抱；而在書寫的策略上則採「剝洋蔥」的方式，每剝掉一層遮蔽，就會多露出一些歷史曙光。第一章：挖掘了一首陳映真的生父即陳炎興先生在日治時期親自譜曲的愛國軍歌和一連串曾經確實發生過的歷史現場，明確地打破了陳映真長期以來營造的一則政治神話。第二章：持續出土了陳映真的養父也就是他的三伯父陳根旺先生於日治時期是殖民政權刻意培植的台灣人高階警官、於戰後擔任過縣議員的舊史料，使得陳映真得再次面對自己一直理直氣壯卻荒謬異常的立場與立論。第三章：由於陳映真幾十年來總是試圖「以家喻國」地一再「記憶

」一個百年來絕對聖潔的台灣家族，本章將透過「舊家」、「皇國少年」、「戰爭犯罪性」、「魯迅」、「左翼」、「社會主義」等幾項實證的資料與分析，總結我們在陳炎興與陳根旺的身上看到了歷史、陳映真卻製造歷史的獨特現象。第四章及第五章：以有限卻異常珍貴的五十七封「陳映真致鍾肇政書簡」作為論述核心，「再現」一段從六0年代親密的「文學諍友」進而決裂為九0年代的「認同論敵」的歷程，最後並標示出鍾、陳二人書信因緣的聚散本質。第六章及第七章：當實現所謂社會主義理想與中國統一成為陳映真解讀世界的唯一視角和最高道德時，筆者試著接連透過「紅色中國」、「少年中國」、「『人間』中國」、「『文選』中國」、「白色中國」、「文革中

國」、「六四中國」以及「回歸中國」等八個橫切面來評價將文學視作政治婢女的陳映真。 從「芥川」的體質一路刻意裝扮成「魯迅」的陳映真，是值得我們特別珍惜的，但這一切並不代表就此認同或不需進行批判。陳映真的問題當然不在擁抱崇高的理想，卻是出自他把理想當成不可議價、不可挑戰的「目的」，再根據理想來尋求證據、選擇證據，甚至如有必要也可以抹除證據、變造證據去證明被當成「目的」的理想，「目的與手段」之間不得不在急盼彌賽亞的心理下失去了一種起碼的道德均衡感，最後終究避免不了「異化」為自身言說的囚徒。正因如此，本論文所論證的整套被「政治化」了的家族史書寫記憶∕技藝，它的書寫策略──即為了某種先驗的政治理想

或目的而不惜「工具化」書寫對象──恰恰也就是陳映真長期下來習以為常的論述策略，其政治性的操作與宗教性的救贖共構了一生的「中國情懷」。「陳映真現象」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兩岸關係的總和，不但說明了陳映真的生命史或精神史就是整個台灣特定社會裡身分認同、左翼視野、統獨立場……等眾多分歧的產物之一，也直接證實了在台灣的眾多國族論述中尚存有許許多多的「手段vs.目的」∕「表象vs.真理」被有計畫地進行倒錯而充滿遮蔽與無奈的結論。筆者相信本論文不止是一個「陳映真研究」再生的界面，也將有效地見證一段現存於台灣文學史的荒謬書寫，如果學界不正視「陳映真現象」所持續發揮的效應及產生現象的社會現狀，總有一天「陳映

真現象」所帶來的這則「國王的新衣」寓言將會演變成一道又一道的「陳映真問題」，屆時本文的研究成果反倒成了名副其實的「台灣的預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