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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晚明志怪筆記的博物與知識向度

為了解決怪物姜振墨的問題，作者呂柏勳 這樣論述：

本文以中晚明志怪筆記為討論對象，探討志怪如何言說知識。將從兩條途徑作為切入點，先觀察志怪於明代圖書目錄的分類情況，意在了解明人看待志怪書的定位，會發現志怪和小說於四部分類上並不明確，除了時常游移子、史兩部外，和雜家筆記更是難以區別。這裡通過「子不語」和「多識之學」試圖捕捉志怪的邊界，形成「枝山志恠」與「升庵博物」兩種典型，志怪橫跨了小說的界線，關鍵在於對異物知識的需求。第二條途徑以超自然文學作為框架，這個看似牴觸傳統自然觀念的理論，卻可將志怪化約為對未知產生驚懼及好奇的物學，藉小說的見聞、不誣、傳信、考辨諸多要求，來評估志怪的知識向度。首要參酌西方博物學結合傳統博物思維，以採集、命名、徵驗、

分類、收藏組織陌生之物。在寓勸戒、廣見聞、資考證一貫原則下，明人藉由雅集交遊的耳目聞見來說鬼，利用筆記文體和志怪敘事話語作用於事件參與者、傳述者、紀錄者的角色分工，以強化認知。第二，明人也鳩聚圖書資料，以治學態度來集異，文獻在徵驗有極高的優先性，於藏書堆中拼湊物怪形象，卻著重人和物怪的關係，物怪本身性質不被重視。第三，將物事分門別類進行歸納為明志怪特色，其中有架構天、地、人的三才定位，或是依史書、方志、小說彙編而來的分類嘗試，標誌了志怪編創的獨立性格，可視為企圖理解並掌握天地萬物秩序的世界圖像。明代物的知識體系建構於氣和鬼神實存概念上，志怪格物從祭儀的招致物怪轉向認知行為，借用傳統徵驗方法，向

外涉獵天地常異一切事物之理，內求心性豁然貫通，開啟了物的形上與倫理學之對話空間，表現在志怪測度吉凶善惡，並完成物怪知識儒學化的工作。另一方面，博物源自孔子的多識之學，但始終潛伏於學術外緣，本應兼論常、異而洽聞，但是人們只喜聞狡獪、怪誕，造成物理發展的偏狹現象。無論是祝允明（1460-1526）還是楊慎（1488-1559），言說志怪對應博物百家處境，成為明代文人不遇、遠離中心以邊緣自居的反抗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