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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化辯護於我國刑事判決中之實踐方式—聚焦於原住民族與東南亞外籍移工、新移民比較

為了解決徐國勇女兒的問題，作者樂擎 這樣論述：

任何多元文化社會，若要真正落實其「多元性」，則國家勢必要能寬容並尊重少數弱勢族群文化之獨特性，避免其遭由主流文化定義之政治、社會、法律背後價值所宰制、同化。在此反思下，「多元文化主義」自美國揭竿而起，旋風式影響全球。臺灣原住民亦承接了該思潮，推動一波又一波爭權運動，始讓國家正視其具獨特文化之事實。尤其在刑法與之常相衝突的領域中，藉由立法、法學解釋方法對原住民文化退讓出一部分空間。惟，自刑事實證法與原住民文化仍舊層出不窮的「文化衝突」案例觀之，現行做法顯有不足。 此外，在我國尚有另一具獨特文化之族群為東南亞外籍移工、新移民，雖和原住民有不同脈絡，但同樣皆為憲法「實質平等原則」、「國家中立

性原則」、「國家寬容原則」，並國際相關公約要求下，國家須特別考量到其弱勢處境，對其文化適度尊重的族群。然而，從其於刑事上涉「文化衝突」之案例看來，國家對其文化考量程度顯得過度保守，甚至和原住民相較，可能存在基於身分，不當的差異對待。 故本文整理出學說、實務論述應對原住民文化特別考量的理由，並分別將此二族群檢視、比對。認為合理的結論應為基於兩者之同，兩族群文化在刑事領域中皆需受到尊重；惟基於兩者之異，國家刑罰權退讓程度也應有所別。從而借鏡「文化辯護」──要求法律必須考量到行為人之獨特文化背景，而給予一定減免或免除罪責待遇的方式。該概念在美國、德國法中不同的思考、發展，使對原住民就現有作法外

，承認其可能構成德國學理上之「良心犯」，進一步在文化與實證法兩方價值間尋求平衡。而對東南亞外籍移工、新移民，也應參酌美國實務做法，透過結合「禁止錯誤」的概念，實質考量其因文化影響而有可能不知我國實證法規範的事實，使該族群成員有能依刑法16條得到免除刑責，或依情節減輕其刑待遇之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