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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探校園民歌——以唱片音樂學、華語語系為視角

為了解決彩虹吉他譜91的問題，作者蔣浩然 這樣論述：

目前，學界雖已出現了多篇校園民歌的研究論文，但其切入的角度多為社會學層面的「民歌運動史」或文學層面的歌詞研究，而缺乏對於唱片維度的深入探討。但唱片公司的介入在民歌作品經典化的過程中具有不容忽視的作用。與此同時，在解嚴後臺灣社會「告別中國」的情境中，民歌因其文本中流露出對中國大陸的鄉愁，而常常陷入「政治不正確」的處境，並出現了對民歌「風花雪月」、「貧血」、「缺乏對體制的反抗」之攻訐。但這些論述其實忽略了民歌作為「華語語系音樂」所蘊含的在地性，也忽略了「風花雪月」可能帶來的抵抗潛能。 鑒於此，本文以唱片音樂學和華語語系的論述框架對校園民歌展開再研究。一方面，對民歌唱片之生產、文本、接受三個

層面展開論析，檢視唱片與音樂、人和社會文化的互動。另方面，呈現唱片文本中國性、臺灣性交織的複雜狀態，並以「深層的中國性」為著眼，考掘「風花雪月」背後的文化傳統與抵抗潛能。另外，本文對民歌唱片的接受研究不僅涉及臺灣本土也延伸至中國大陸。 本文發現，唱片公司對校園民歌存在著清晰的產品圖像，並由此發展出一套特色的產製策略與推廣方式。唱片文本儘管被建構出強烈的中國性，卻是在地的、異質的中國性，且已經呈現出一定的臺灣性表達。至於「風花雪月」的特質，則可視作是中國文化史上的「抒情傳統」在七○年代臺灣現場的回聲，一方面繼承了溫柔敦厚、童心、性靈的美學特徵，另方面仍蘊含著對黨國體制、父權結構、資本主義、

美/日新殖民主義等的抵抗潛能。此外，在實際聆聽過程中，臺灣聽眾未必將文本結構中的中國性與地理上的「中國」做連結。而民歌在中國大陸的接受，儘管受到了主流/官方文化的政治收編，卻也通過溝通媒介與文化資本的角色，與中國大陸的社會文化、流行音樂工業以及兩岸地緣政治展開豐富的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