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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島總罷工：殖民地臺灣工運史

為了解決工廠簽約主體的問題，作者蔣闊宇 這樣論述：

　　「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 　　看百年前的臺灣勞工們，如何以超絕的行動和策略， 　　跨廠場、跨職業，全島總罷工，向惡老闆說「不」！   　　自己的幸福自己爭，日治時代工運這樣搞──   　　「景氣差？不如自己做頭家！」 　　經濟不景氣，老闆要減薪？罷工的新竹木工們開設另類工廠，不勞動者不准過問工廠營運。薪水自己定，生意沖沖滾（tshiâng-tshiâng-kún）！   　　「有工賊？來去他家吃一餐！」 　　高雄工人簽約協議組成「食飯隊」，罷工中如有違約或擅自復職的工賊，必須負擔其餘罷工者的生活費。一起到復職工人的家裡吃好吃滿！   　　「要降租！臺南房東嚇破膽！」 　　世界經濟大恐慌

，收入銳減，失業風行。臺南有由勞動者、貧民組成的「臺南借家人協會」，甫成立便有屋主聞風惶恐，主動降租！   　　本書作者蔣闊宇以日本統治臺灣五十年間的新聞資料為本，逐筆整理與勞資爭議、工運事件相關的紀錄，重新編織出一套百年前臺灣工人們的「工運故事集」。不同於過往史觀往往繼承殖民者的「煽動敘事」，也不同於民族主義者側重抗日、民族認同，而將勞工視為面目模糊的被領導階級，本書致力於回到歷史田野，重新發現並建構臺灣勞工階級的主體性與能動性，探討臺灣工人們如何透過跨廠場、跨產業的合縱抗爭與罷工，影響了知識分子與左右兩翼工運集團的路線與主張，從追求個人幸福的前提出發，進而尋找整個勞動階級的共同出路。  

　　一九二○年代的殖民地臺灣工運史，可以帶給當代臺灣哪些啟示和體會？和百年前的臺灣工人們一起重返這場屬於庶民的戰鬥，在不同的時代，寫下抗爭的硬道理。   本書特色   　　◎中研院台史所副研究員林文凱專文推薦 　　◎首部日本時代臺灣勞工運動故事集 　　◎附《臺灣日日新報》大型勞資爭議報導一覽表   　　※本書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贊助出版 作者簡介   蔣闊宇   　　南投草屯人。曾任桃園市產業總工會、南亞電路板錦興廠企業工會秘書。著有詩集《好想把你的頭抓去撞牆》，與周聖凱合編《我現在沒有時間了：反勞基法修惡詩選》。現於愛丁堡大學研究歷史，面朝海波浪，想念黃昏的故鄉。 序一

回看那個壯闊時代林文凱 序二 反思當代、指向未來，從真誠面對歷史開始周聖凱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 殖民地臺灣工運簡史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材料範圍 第三節 自主工運的史觀 第四節 章節架構與歷史分期 第五節左右光譜 第二章｜黎明期（1926-1927） 第一節 自發性勞資爭議 一、1926年以前的勞工運動 二、臺灣最初的工會組織 第二節 新臺灣文化協會 一、社會問題研究會 二、臺北無產青年 三、臺灣文化協會左傾 四、工會工作的開展 第三節 高雄臺灣鐵工所大罷工 一、高雄機械工會的組織 二、社會資源湧向高雄 三、臺灣鐵工所的產業地位 四、罷工戰略與政治想像 第四節 全島總罷工與後續工潮 一、全

島總罷工 二、五一勞動節（1927） 三、臺北日華紡織株式會社罷工 四、嘉義營林所大罷工 五、臺北人力車工潮 六、臺北印刷從業員組合 第五節 鐵工罷業的尾聲 一、調停者、警察與工會改組 二、罷工者行商團 三、勞工自主企業 第三章｜成熟期（1927-1929） 第一節 右翼工會崛起 一、民族主義、勞資協調與工團主義 二、新竹木工工友會 三、右翼組織工作的進展 四、大稻埕茶業工人運動 五、臺北砂利船友會 六、臺北華僑總工會 七、臺灣工友總聯盟第一次全島代表大會 第二節 左翼工會弱化 一、臺灣總工會 二、臺灣機械工會聯合會 三、左翼組織工作的進展 四、工友協助會與臺灣總工會 五、全島勞動運動統一聯

盟 六、臺灣工會臨時評議會 七、臺灣大眾黨 第三節 風雨中的勞動節 一、五一勞動節（1928） 二、基隆洋服工友會 三、臺北石工工友會 四、基隆船炭工友會 五、臺南安平製鹽株式會社大罷工 六、高雄淺野洋灰株式會社大罷工 七、臺北木工工友會 八、臺北金銀細工工友會 九、臺南理髮工友會 十、臺北印刷從業員組合與臺北印刷工會 第四節 臺灣民眾黨與工友總聯盟 一、臺灣工友總聯盟的組織架構 二、臺灣工友總聯盟第二次全島代表大會 三、臺灣民眾黨與勞工運動 四、民眾黨內的階級鬥爭 第四章｜受難期（1930-1932） 第一節 臺灣工友總聯盟列寧主義化 一、臺灣地方自治聯盟 二、臺灣民眾黨左傾 三、三角戰略

四、大蕭條裡的組織工作 五、大稻埕金銀紙店爭議 六、高雄印刷從業員組合 七、臺北華僑錫箔工友會 八、新竹木工工友會罷工 九、高雄共榮乘合自動車會社爭議 第二節 臺灣共產黨與臺灣總工會籌備會 一、臺灣共產黨的工運政策 二、對臺灣共產黨的批判 三、蘇新與蕭友山的組織工作 四、改革同盟 五、高雄苓雅寮肥料袋工廠罷工 六、臺中菸草組合從業員罷工 七、宜蘭蔗渣工業試驗所爭議 八、臺灣出版工會籌備會 九、臺灣交通運輸工會籌備會 十、臺灣礦山工會籌備會 第三節 殖民地勞工運動的末路 一、共同鬥爭委員會 二、無產階級共同戰線瓦解 三、臺北印刷從業員組合大罷工 四、1932年以後的勞工運動 第四節 殖民地勞工

運動的結構性回顧 後記｜百年綦轍低迴遍   附錄 附錄一《臺灣日日新報》所載大型勞資爭議（1898-1926） 附錄二《臺灣日日新報》所載大型勞資爭議（1932-1940） 參考書目 序   回看那個壯闊時代：反思日治時期臺灣社運史的幾個可能視角 林文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很高興能為闊宇的這本書撰寫推薦序。記得好幾年前參加一個學術研討會時，我曾經就日治時代臺灣文學史研究中的臺灣經濟史想像等議題，與指導闊宇這篇論文的黃美娥教授，有過一番交流討論。其後，兩年前我在臺灣圖書館出版的刊物《臺灣學通訊》中寫了一篇短文〈昭和經濟危機下的臺灣勞工運動（1927-1933）〉，在

該文中，我從臺灣經濟史的視角對於闊宇的碩論，也就是本書的前身做了一些不同觀點的對話討論。大概因著這個緣故，有機會蒙闊宇本人與黃美娥教授的青睞，邀請撰寫這篇序文。   　　近三十年來伴隨臺灣民主化，臺灣社會與學術界開始有機會正視這塊土地上發生的歷史與文學，臺灣史與文學研究從「險學」變成「顯學」，而在這一新興學術浪潮中，或許一九二○至三○年代的臺灣政治與社會文化運動是最受關注與熱門的研究議題。臺灣近代資本主義發展、政治啟蒙與社會運動以及文學革命，可以說都起源於那個精彩時代，而對那個時代的歷史詮釋與重構，不僅是戰後初期國民黨政權歷史宣傳的重點，也是一九七○年代以來臺灣各時期的政治與文化運動以及學術界

歷史論辯的焦點。   　　在筆者來看，本書有幾個層面的意義值得關注，首先，這本書在臺灣社運史料開發與利用上有其示範作用，雖然臺灣社運史的研究已有數十年，但既有研究基本上都僅依賴總督府的官方史料以及連溫卿、蔣渭水等社運重要參與者的相關史料，而闊宇這本書則費心整理了日本治臺五十年間的各種新聞資料，帶領我們前往歷史現場查看那些年間臺灣人的社運圖像。雖然晚近學界已經廣泛利用這些新聞史料從事各種主題的研究，但很少有如闊宇這份研究一樣，把這些新聞資料庫像是歷史田野一樣，詳細地逐筆整理了其內容，並透過與各種相關史料的比對，組裝與述說出一個不同於陳說的社運歷史。   　　其次，這本書對於臺灣的左派政治史研究也

有其積極意義，過去的左派政治史研究，受限於既有史料的性質，往往集中於總督府的帝國主義鎮壓敘事或者運動重要領導者的民族主義英雄敘事，但闊宇的研究的確如其所說的，透過「工運組織內部運作過程」的描述，盡力呈現出日治時期臺灣工人組織與工人集體的狀況。闊宇囿於其左派帝國主義分析架構，書中對於右派政治人物在工運發展中的角色分析雖然未盡公平，但這種側重於普通民眾工運意識與行動的分析取徑，或許是過去側重於英雄與民族主義敘事的政治史研究應該參考的，對於我們認識日治中期臺灣社會民眾的意識狀態與政治化應該是重要的。   　　此外，這個工運史的描繪對於臺灣經濟史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啟發。在本書中，闊宇應用了一些臺灣產業史

的最新研究來說明個別產業勞工運動的發展背景，但這本書也描繪了很多過去經濟史研究未曾關照過的產業，譬如印刷、木工、紡織等多種產業。因此，透過閱讀本書，經濟史研究者也可進一步開拓一些新的研究對象與議題。另一方面，過去臺灣經濟史研究往往強調「農業臺灣／工業日本」的圖像，但本書有關工運的歷史敘事，則一定程度透顯了日治中期以來臺灣工業發展的圖像，補白、說明了臺灣產業史的一些重要發展面向。   　　闊宇在本書中對於日治中期臺灣工運發展的分析，奠基於其對該時期臺灣經濟史的一些看法，做為這個時期的經濟史研究者，我對其分析所借鑑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史觀的定位有些不同觀點，但我不擬在此細談，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從上述提及

的短文以及我的日治時代臺灣經濟史的研究，詳細了解這些不同觀點。   　　「左手寫詩、右手搞工運」（新新聞記者報導語）的闊宇，撰寫本書的目的不僅是日治時期工運歷史的重寫，同時也希望為今日的勞工運動開展新的「變革性政治想像」。因此，在此我只想介紹一些在分析討論臺灣一九二○至三○年代的經濟史、社會運動史與社會主義史等研究議題時，可以關注的一些研究典範與理論觀點。   　　首先，闊宇在這本書所採用的經濟史觀，一部分是當時臺灣左派與第三國際採取的列寧觀點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史觀，這是一種經濟決定論的壟斷資本主義論，用以說明殖民地的資本主義發展與資本家對於勞工的剝削狀況；另一部分則是戰後一九七○至九○年代流行

的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史觀，即屬於馬克思主義發展經濟學的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一環的聯屬理論，來分析一九二○年代臺灣米糖相剋的產業結構下工人工資的變動，這一理論主要關切之前壟斷資本主義論所忽視的不同產業生產模式之間的聯屬關係。   　　一九二○年代晚期以來至今臺灣經濟史學界的幾個重要作品中，矢內原忠雄的《帝國主義下の台湾》（1929）一書屬於列寧的壟斷資本主義論，而凃照彥的《日本帝国主義下の台湾》（1975）一書，與柯志明的《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與從屬》（2003）都可歸屬於聯屬理論。但值得注意的是，凃照彥的分析雖然多方修正矢內原忠雄的觀點，但仍然強調殖民剝削

與支配的面向，然而柯志明雖然同樣採用類似的聯屬理論分析架構，但卻強調日治中期一九二○至三○年代晚期日本管制臺米出口之前，臺灣農民整體生活水平的明顯提升，換言之，雖然採用聯屬理論的馬克思主義分析架構，但柯志明的分析結論卻是接近於晚近經濟史學界所謂的殖民近代化論（儘管實際論證架構有很大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闊宇在分析一九二○至三○年代的勞工薪資與勞工運動之間的關聯時，雖然說是從廖偉程的研究中轉引柯志明的聯屬理論分析觀點，但實際上他的分析論點與其說是接近柯志明，不如說是接近凃照彥的殖民剝削觀點，即強調一九二○年代以後勞工薪資日益惡化。簡言之，柯志明的研究主要關切臺灣米作與蔗作的產業與農民收

入的聯屬關係，並未進一步延伸到工業勞工部分，但若依照其聯屬分析論點，並參照溝口敏行等人的實質工資統計資料，實際上並無其所謂一九三○年間嚴重倒退回一九二○年以前的情況。   　　其次，是與上述經濟史觀點相關的勞工運動解釋問題。闊宇在解釋勞工運動的發生時，強調：「經驗證明任何勞工運動的起源都是工人階級改善生活的願望，好了要更好，壞了要抵抗。」單看這句話會以為他將勞工運動的產生，完全歸結在經濟剝削上。不過，他的工運史解釋成功的地方在於透過「工運組織內部運作過程」的討論，潛在地說明了一九二○至三○年代的臺灣勞工如何定義生活的好壞，與發展出改善生活的願望。   　　晚近社會學界有關社會運動的理論觀點，除

了帶有經濟決定論馬克思主義色彩的階級關係決定論外，主要有相對剝奪論、資源動員論、政治過程論與新社會運動論等分析典範。雖然闊宇在分析一九二○至三○年代的勞工運動時，有時候受限於當時工運組織者的左派帝國主義論與階級分析話語，而過度強調了經濟剝削的面向，但他有關工人組織與工人集體的分析觀點，涉及了社會運動的組織、動員、心理認知與共識建構等議題，其實很可以與前述的幾種新的社會運動解釋觀點相互連結。   　　在此我想提醒的是，闊宇在本書的分析集中於工人經濟狀況與組織和集體的討論，這的確是工人運動分析最重要的基礎，但若配合前述的幾種社會運動解釋觀點來看，該時期工人運動史的出現，其實有必要放在更廣泛的社會與

歷史脈絡中來分析。因此，有關該時期臺灣史研究所探討的一九二○年代第三國際馬克思主義左派理念的傳布、殖民地統治體制轉向內地延長主義、一九二○年代前期臺灣右派主導的議會請願運動，還有同時期的各種社會文化運動，這些與工人運動直接間接相關的各種制度、脈絡與環境，或許也可以適當納入解釋架構中。   　　最後，從社會主義史的角度來說，晚近臺灣左派的政治史與文化史研究者，仍一直將其對社會主義運動與思想的認識停留在一九三○年代的第三共產國際時期，並未注意到戰後冷戰體系雙方左派思潮的先後更新。一方面，歐美自由主義陣營的左派思想家放棄了第三國際時期經濟決定論的馬克思主義，改採經濟、政治與文化體系各具相對自主性的文

化馬克思主義（或者說西方馬克思主義）；同時北歐與西歐國家的左派政黨也反對暴力革命的共產黨政略，而發展出社會民主主義的左派政綱，也就是在資本主義經濟的基礎上，透過社會福利政策的社會重分配體制，建立保護勞工與弱勢者的公平正義社會。另一方面，戰後追隨蘇聯的共產黨國家如東歐各國與中國、越南，則在數十年的社會主義體制實驗失敗後，不得不追隨西方已開發國家採行資本主義的經濟改革方略，並希望逐步建立社會福利體制。   　　當然如同最近幾年受到矚目的社會經濟學者T. Piketty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或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 E. Stiglitz的《全球化及其不滿》等書所說，戰後一九六○年代以來幾十年間，

在北歐、西歐與日本和東亞四小龍逐步確立的這種維持經濟發展並一定程度兼顧社會分配正義的體制，並非必然可以持續下去並擴及其他發展中國家。因為近年來伴隨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的發展下，資本流動日益快速便利，全世界的資本家們正在以提供投資與創造工作機會為由，威脅要求各國改變稅制並削減社會福利，嚴重戕害戰後以來做為社會發展典範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存續。但無論如何，面對新自由主義的威脅，這些學者們的解方顯然不是第三國際時期的暴力革命與廢除資本主義等傳統第三國際方案。   　　就闊宇本書所關心的當代臺灣社會如何從歷史學到教訓的問題，我想戰後臺灣社會的經濟發展與民主化以來的社會民主主義進展，的確仍有很多問題與挑戰，而

日治時代的臺灣工運史不僅對於工運等社會運動，還有政治與文化運動，以及臺灣社會如何從過去變成當代社會，也的確能提供很多的歷史教訓。但我想進一步提醒的是：經歷戰後七十餘年社會變遷的我們，在反思與重估那一段工運的歷史與當代意義之時，也應放寬歷史的視野，將戰後世界各國的社會主義理論變遷與學術史一併納入思考。同時，這一代困頓年輕人的社會改革處方，不應僅向過去臺灣戰前的左派歷史求索，也必須將世界各國戰後的社會主義實踐歷史納入考察，並思考如何壓制新自由主義對於社會民主體制的破壞性力量。 殖民地臺灣工運簡史 回顧殖民地時期臺灣勞工運動發展的軌跡，1927年4月的「高雄臺灣鐵工所大罷工事件」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

歷史時刻。在此之前，臺灣勞工與從事反殖民社會運動的知識分子處於兩相隔絕、互不往來的狀態，儘管分散於各地的工人已經歷過數十次的自發性罷工，卻少有「集體組織」被發展出來，無法為臺灣勞工建立起全島性的關係網絡，無法做為一個「階級」團結起來。與此同時，島內的反殖民知識分子，儘管許多人已接受了當年風行於全世界的社會主義理論，臺灣文化協會的工作卻依舊是以「文化、思想運動」為主流，尚未意識到基層群眾組織的重要性。 基於這份「勞工與知識分子之隔閡」的緣故，「高雄臺灣鐵工所大罷工事件」做為1927年文化協會分裂以後，左派分子全島性基層組織工作之一環，其爆發正象徵著這小小島嶼上「工人階級自發性」與「知識分子自覺性

」之匯流。 高雄臺灣鐵工所罷工的過程當中，在社會主義者連溫卿的倡議下，或許是受到1926年英國礦工總罷工的影響，單一工廠的罷工轉瞬演變成全島範圍的工廠工人「總罷工」行動。隨後，又演變為1927年度大規模的五一勞動節鬥爭—在這遍地開花的工潮當中，民營事業的勞工對上資方，國營事業的勞工對上國家，一場罷工連鎖造成另一場罷工，層出不窮的抗爭事件造成全島工人階級的組織化浪潮，工會組織如雨後春筍般生長出來。與此同時，臺灣文化協會左傾以後，裂解成左右兩翼的島內反殖民知識分子，亦在這股工運浪潮當中拉攏各地勞工，增強各自的組織勢力。他們以不同的政治藍圖、實質的支援行動以及運動的成果，樹立起己方的威信。不過，儘管

左右兩翼運動者形成競爭態勢，至少在表面上，雙方仍維持著「無產階級共同戰線」，在基層工人組織之內同進同出。《臺灣民報》的評論者將這段時間稱為「勞動運動的黎明期」。

反造城市：非典型都市規劃術(增訂版)

為了解決工廠簽約主體的問題，作者侯志仁,于欣可,吳振廷,黃仁志,張聖琳,許瀞文,邱啟新,吳比娜,康旻杰,施佩吟,連振佑,大猩猩游擊隊,顏亮一 這樣論述：

　　「反造」是種非典型都市規劃的精神和方法，強調人類共同居住在一起的單位——城市，不只由政府主導，從上而下，做理性計算的技術官僚計劃，還能由住民發動，從下而上，進行更包容、更具創意的空間安排，實踐更多元的社群意義。「反造」代表對城市霸權結構的不從與反抗，它可能是狹縫中的求生之道，也可能是更積極、有組織的替代行動。 　　經過六年，當初的抗議案例有了哪些新的進展？政府的承諾落實了嗎？作者們針對這六年來的後續進展加以增訂，讓這十一個經典案例，不只停留在歷史裡，也有更當代的意義。另外，我們又集合另外十二個經典案例，成書為《反造再起：城市再生ING》，在「反造」的概念下，用「城市共

生」的新角度，提出在地生活的新可能。 　　從十四、十五號公園到華光社區，從樂生爭議到大埔事件，從溪洲部落到寶藏巖，在全球化的時代，我們追逐國際美好城市的榮銜，公園綠地、便捷交通、拔地而起的嶄新高樓，窄化為我們視野裡唯一的目標。為了這些競爭力，政府進行美其名為都市規劃，實際作為卻是Cities for Sale的手段：讓大資本進駐、清除邊緣族群的身影、抹除歷史紋理，彷彿眼不見為淨。 　　我們要問的是：怎樣才是好城市？誰來定義好城市？這些名為公共的利益，是由誰決定的？一座城市的勝利除了經濟繁榮，還有其他選項嗎？人民的智慧如何可以幫城市靈魂注入多元的可能性？ 　　《反造城市》試圖提出更兼容並蓄

、思考更周延的非典型都市規劃方法。抗爭往往只是部份案例裡居民初期的對應，更值得我們參考的是後來的具體行動和溝通技術；專業工作者與居民如何在制度與政治的縫隙中，保障社會正義的存在，成為其他社區可以仿效的先例。 　　在增訂的章節裡，作者們細細觀察多年來各田野地的演變，並從歷史的凝視裡，描繪社區運動、社會設計的變遷，以及從中學習到的經驗值，宛如一部台灣城市「反造」實踐的微型史。 好評推薦 　　每個故事都是一種行動，一種動員的技術。這些個案述說了特定社區或社群的生存故事。透過《反造城市》的實踐，我們逐步尋找到相對更公平、正義的解決方式。我們追求的目的是讓這些非主流力量持續發酵，在匯聚成主流的同時

，做為一面鏡子，提供我們所處社會一個反省、檢討的機會。——劉可強（前台大城鄉所教授） 　　都市計劃不僅是在預估增加多少經濟成長率及就業率，它充滿了政治、社會、利益及道德的重要議題，絕不應由專家或行政官僚所獨占，它必須併入民主的過程中來決定它的方向，《反造城市》即是這樣的努力。十一個故事為我們展現了重新建構知識體系的可能性，並召喚人民的直接行動，一起來改造我們所生活的城市，為都市計畫注入一股生生不息的活水。——徐世榮（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  

台灣黑金屬音樂對本土主體的建構與闡述─以閃靈樂團的「母島認同」為例（1996-2016）

為了解決工廠簽約主體的問題，作者劉柏毅 這樣論述：

金屬樂是呈現社會面向的一種音樂風格，展現了社會某部分群體的共識，此一共識多為重金屬樂手們對社會的批判，於是這些批判透過音樂向大眾傳遞樂手們的想法。在台灣，金屬樂這種音樂形式並沒有受到主流音樂的注意與歡迎，因此台灣一直被視為金屬樂的沙漠，而閃靈樂團的「特異獨行」在這樣的音樂環境之下反而容易受到大眾所注視。此種不太接受其它曲風的社會風氣在剛解嚴的1990年代便已是如此，因此金屬樂這種「非大眾」的音樂形式傳入台灣之後，初期並沒有太多亮眼的表現，直到閃靈樂團的出現與成長，打破了此種社會的刻板印象而逐漸被人所知。本文將溯源閃靈樂團的發展歷程以及音樂風格，同時分析閃靈作品背後的社會意涵，證明閃靈樂團所代

表的聲音仍是屬於社會的一部分，而非獨立於社會之外。為了達到該目的，本文以金屬樂的發展歷史為開頭。做為搖滾樂底下的一種曲風，金屬樂在搖滾樂發展之下，發現搖滾樂逐漸失去「批判社會」的特色，導致樂手們開始反省搖滾樂的意義，金屬樂便由此誕生，並承繼了搖滾樂批判社會的精神。然而金屬樂的發展也產生質疑自身的聲浪。金屬樂逐漸走上搖滾樂的後塵，在失去批判社會的精神之前，金屬樂產生一股反省的力量，這股力量便是多元的金屬樂曲風，如：歌德金屬、力量金屬、民謠金屬、死亡金屬、黑金屬等等不同的種類，「金屬樂」儼然成為一個大的母集，底下包含著許多不同風格的子集。金屬樂批判社會是以激烈的方式展現出來，其中一種灰暗、晦澀甚至

邪惡的曲風便是閃靈樂團所採用的黑金屬音樂風格。閃靈樂團使用了「黑金屬」的音樂風格作為創作方向，這在90年代的台灣可以說是非常「前衛」，他們所面臨的是對「新的音樂」不太接受的台灣社會，更何況「黑金屬」是一種極端的音樂形式，接受者更為稀少。隨著樂團發展漸上軌道，閃靈樂團的作品於2003年獲得金曲獎肯定，在這個大眾所矚目的頒獎舞台上，其「台獨樂團」的身分就此被大眾所知。之後，閃靈樂團持續的成長，團員於2005年之後也不再有大幅變化，然而該樂團的形象卻逐漸受到大眾質疑。2007年，閃靈樂團於歐美巡迴的同時，宣傳了台灣被聯合國打壓一事而備受外國矚目，卻受到「扁政府」威信低落的影響，使得台灣大眾對該樂團的

形象是負面的。2008年選舉，結果由親中的國民黨取得執政權，台灣社會的選擇儼然與閃靈所堅定的認同相反，因此閃靈展現了他們對政治的憤怒，於是他們將「憤怒」表現在作品上，藉由作品的故事內容大肆發洩，進而達到對閃靈樂團認同的再現。2012年的選舉結果，雖然仍由國民黨繼續執政，但閃靈樂團對於選舉結果所呈現的社會氛圍感到樂觀，並表現在2013年的作品上。2013年的作品藉由描寫許多抵抗威權者的故事，傳遞給大眾閃靈認同的方向以及他們所傳遞的歷史故事。最後於2015年，樂團主唱直接參與選舉，終將自身的認同帶進政治圈。透過上述的爬梳，將閃靈樂團的發展與社會政治連結，說明該樂團與社會互動的結果，進而產生自身認同

在呈現上的變化。本論文同時聚焦於閃靈樂團「母島認同」的形塑與轉折，藉由其歷年專輯的歌詞，地毯式地拆解歌詞中所代表的「母島認同」意涵，並由此方式建構樂團與社會互動之下所呈現的「母島認同」，進一步勾勒出「母島認同」的形塑與轉折，以及其所代表的社會意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