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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楊的社會與文化論述，1960-2008

為了解決小小尾巴動物醫院的問題，作者陳聖屏 這樣論述：

儘管近年來關於柏楊(郭衣洞，1920-2008)的研究已逐漸受到學界的重視，但仍然缺乏全面而系統性的研究。這篇論文希望能夠從社會與文化的觀點，來理解柏楊思想的基本特徵與發展過程。 在討論柏楊的社會與文化論述之前，我們必須先了解他在戰後台灣文學史上所占據的位置。張誦聖曾經引用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場域理論(field theory)，將戰後台灣的文學場域區分出四種藝術位置：主流文學、現代主義文學、鄉土文學，與本土文學。在台灣文學史的教科書中，主流位置被稱為「反共文學」，但至少到1990年代為止，主流位置一直都是台灣文學場域中，最具有社會影響力的文學風格。

它繼承五四新文學的傳統，但去除其左傾的因素，並藉由中學教科書教材(例如選讀朱自清和徐志摩的作品)得到教育體系的支持，成為受過國民教育的台灣中產階級最喜愛的文體。我們可以說，以反共文學作家出身的柏楊，其作品雖符合主流位置讀者的品味，但加入了左傾的因素，這個特徵使得他的作品深受新興的中產階級大眾歡迎，卻不為政府當局所喜，最後並因此入獄；但是對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作家而言，柏楊仍然是不折不扣的「右派」。 柏楊認為，60年代台灣社會中存在的諸多問題，都必須歸咎於中國的傳統文化。他引用胡適在1961年提出的說法，認為中國文化是一種沒有「靈性」的醬缸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家思想，以及由官僚作為社會

主導力量之社會結構的產物。柏楊認為，即使是在60年代的台灣，中國傳統文化仍然根深蒂固，使得台灣社會無論在政治、經濟還是文化上都停滯不前，毫無進步。在此同時，中國共產黨依照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發動文化大革命，使中國大陸陷入被他稱為「硫磺缸」的恐怖社會，中國的社會和文化因而變得更為墮落。最後，他指出1960年代參與「中西文化論戰」的文化保守主義者與全盤西化論者，都無助於改革中國傳統文化的積習，只有「全盤現代化」才能同時改變台灣的社會結構與文化習慣。 儘管柏楊雜文的主題極為繁多，但若以社會批評的角度而言，我們可以試圖將其討論的議題分為四大類。一、討論愛情、婚姻與家庭倫理等私領域的議題，從中

我們可以看到舊式家庭理想和現代家庭觀念的衝突。二、藉由對重大社會新聞的評論，批評一般民眾不符合「現代文明」、阻礙社會進步的日常生活習慣。三、對警察(治安機關)、法官(司法機關)與醫師(醫療制度)等行業的猛烈抨擊，而這些弊端則顯示：在戒嚴時期的台灣社會，濫用權力的現象不僅是在政治圈，也在社會各領域中普遍存在。四、由於人民在日常生活的禮儀和行為，是社會結構和文化內容的具體實踐，人們可以藉以判斷某個社會是否已經達到「現代文明」的水準。於是柏楊斷言，以「現代文明」的標準而言，西方社會才是真正的「禮義之邦」，而中國社會(柏楊以台灣社會作為主要案例)則不是。 我們在柏楊的中國歷史論述中，同樣也能發現

具有「左傾」特徵、但又不屬於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他認為中國的社會結構自周代之後就沒有重大變化，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尊卑界限一直非常森嚴。這種社會結構在政治體制上受到專制君主制度支持，在意識形態上則受到儒家思想提倡的禮教支持。然而，柏楊並不贊成馬克思主義史觀中的經濟決定論，他認為在中國的「專制封建社會」中，政治才是最具主導性的力量，而不是經濟(因為農業社會和儒家思想重農輕商，資本主義與經濟力量無法發展)。在儒家成為官方的正統思想，以及科舉制度確立之後，社會不平等的問題不但沒有緩和，反而隨著時間過去而變得更加嚴重。自宋代開始，政府官職完全被士大夫―地主階級所壟斷，他們永遠將帝王的利益和自

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顧一般大眾的利益。在專制帝王和士大夫階層的聯手摧殘之下，中國人的人權、尊嚴和創造力都被蹂躪地奄奄一息，因此當英國在鴉片戰爭敲開中國的大門之時，中國人竟毫無招架之力。 在柏楊出獄之後的1980年代，台灣的國民黨政府進入蔣經國主政時代，中國共產黨則開始推動由鄧小平所主導的改革開放政策。此時海峽兩岸與海外的中國知識分子，都同樣面臨下述的問題：中國人是否應該像西方國家一樣實行民主制度，以及中國人是否有能力實行民主制度。柏楊在1985年集結成冊的演講錄與雜文集《醜陋的中國人》，則對於上述問題提出了清楚明確的解答：中國(同時包括台灣和中國大陸)在未來必須實行民主制度，否則中國

一定無法與世界其他民族國家競爭，直至滅亡。但如果中國人仍然不肯深刻自我檢討，不肯改變積重難返的社會結構和文化習慣，中國就絕不可能實行民主制度。 在解嚴之後，儘管柏楊並沒有改變他的基本觀點，台灣社會卻已迅速地民主化。在90年代之後，柏楊的社會形象逐漸從惡性重大、思想偏激的叛亂犯，變成年高德劭的作家，與人權運動的象徵人物。他先後擔任國際特赦組織中華民國總會(後改稱台灣分會)的創會會長與人權教育基金會的創會董事長，致力於爭取政治犯的平反與補償，以及推廣人權教育。此時柏楊激烈反對以「亞洲價值」或「國情不合」等藉口抗拒西方民主和人權觀念的言論，強烈支持廢除死刑，以及贊成安樂死。在2000年首次政黨

輪替之後，柏楊成為民進黨政府的有給職資政，曾經屢次與其他資政聯名建言，對時局有所影響。在解嚴之後的統獨爭議中，柏楊始終採取反對立即統一與立即獨立的立場，因為前者將摧毀台灣得來不易的民主，後者將立刻引發戰爭，如此一來，台灣的民主同樣也會滅亡，還會使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瓦解。因此，他認為台灣的統獨爭議應該經由漫長的民主討論，以及在國際形勢的變遷中，逐漸尋求解決之道。由於柏楊在人權與民主議題上採取激進立場，但在統獨問題上則保持溫和立場，使他在晚年獲得巨大的社會聲望，具有超越文學場域和藍綠對立的「象徵資本」。因此，在2008年柏楊臨終之前，國民黨籍總統候選人馬英九及民進黨籍總統陳水扁，都曾先後探望致意，

可謂備極哀榮。然而，他在社會與文化議題上所留下的龐大論述遺產，以及各種加諸於他的偏見與歧視，則仍有待後人加以釐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