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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COVID-19防疫法制及其措施--從風險社會、預防原則到台灣傳染病防治法之修正

為了解決好市多人數解禁了嗎2021的問題，作者曹萃栩 這樣論述：

COVID-19疫情自2020年1月30日被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宣佈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以來，至今已經超過2年；截至2022年6月11日，共計影響201個國家地區，全球確診人數有531,718,316人、死亡人數有6,322,155人（死亡率為1.19%）。而台灣則自2020年1月出現第一個確診案例至今，確診人數已達2,762,080人、死亡人數則有3797人（死亡率為0.14%）。COVID-19大流行對於全球的公共衛生、政治、社會和經濟產生了巨大影響,有認爲是自二次大戰以來的最大災難。COVID-19疫情是現代風險社會下所產生的一種不確定性、全球性、系統性的風險。COVID-19 大流行加快了

風險事件發生的速度以及傳播和影響規制變化的程度，曾經看似遙不可及的風險也已成為了常態—正如貝克所認爲風險社會帶著具有聲音、外貌、眼睛和淚水的科技副作用，已經不可避免地來臨，而且我們也已經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因此在面對OVID-19疫情，我們必須跳脫傳統的法律思維，而以風險規制及風險治理的視角來應對、來預防。各國政府爲了遏制 COVID-19 疫情的大流行，大都對宣佈進入緊急狀態的人權和自由，施以限制，包括限制公民、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人權和自由。而這些限制的干預措施也間接地導致貧困增加、就業下降和專制政權等問題，因此如何合理和必要限制人權和自由，在這次的疫情中尤其受到關注。在應對COVID

-19疫情上，台灣並未依據憲法規定，由總統宣佈進入緊急狀態，而是在法制上以現行的傳染病防治法、臨時的COVID-19特別條例來作因應、而在組織上則是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來作領導統御。台灣在疫情期間的防疫重點，包括：疫情監測、邊境檢疫、社區防疫、醫療應變、物資整備、新聞宣導、紓困振興等，而其中也涉及不少對於人民基本權利的干預問題。時至今日，國際衛生組織已經確定修正《國際衛生條例2005》的期程，而日本也已經展開防疫的檢討；在COVID-19疫情過後，相信我國的立法或行政機關勢必也得重新檢討這段期間的防疫法制及其措施的問題。本文認爲傳染病防治法的法律框架應包括：疫情風險評估、疫情緊急狀態、防疫

目標及原則、警戒標準及防疫措施、防疫權責及問責、防疫物資整備及徵用、公民參與、罰則及救濟等構面。而在此法律框架下，有關傳染病防治法的具體修法方向，得考慮確實編制及執行傳染病防治政策及計畫、適用預防原則、以剩餘風險觀念來設定疫情防治界限、明定得採取的防疫措施、防疫決策納入公民參與、彈性設定疫情警戒標準、以平時法（傳染病防治法）充分應對疫情、重新思考防疫的垂直權責劃分、制定防疫緊急狀態章等。關鍵字： COVID-19、風險規制、風險治理、緊急狀態、傳染病防治法、COVID-19特別條例

我國因應新冠肺炎法制之分析－以口罩規制為中心

為了解決好市多人數解禁了嗎2021的問題，作者吳易珉 這樣論述：

面對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世界各國無不採取許多防疫政策以抵抗疫情，而台灣也不例外。由於經歷過SARS疫情，我國於防疫政策之執行迅速，舉凡從邊境管制、入境隔離、居家檢疫至居家隔離。此外，口罩實名制更是台灣的一大創舉，為確保口罩之價格以及為使全民皆能購得口罩，口罩實名制之執行使得我國人民得透過全台之健保特約藥局、超商購買或預購口罩。當然，與世界許多國家相同，強制佩戴口罩亦為我國的防疫政策之一。一項防疫政策之執行必須有其法律規範，而我國就防疫政策之執行主要係倚賴既有的《傳染病防治法》以及新增定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然而，一項完善的防疫政策並不代表其法律規範足夠

完備，筆者執業於健保特約藥局，在面對政府突如其來地徵用藥局販售實名制口罩顯得措手不及。究竟政府係透過何種方式以及法源依據執行實名制政策；究竟該政策係一種行政指導、行政處分抑或是其他行政行為，此等議題似乎鮮少被討論。加上我國中央與地方政府對於強制佩戴口罩政策之實施有所差異，是以促使本文研究防疫期間口罩規制的法制問題。本文首先就執行防疫政策之主要二法做詳盡的論述，並透過口罩對於世界各國防疫的重要性帶出其可研究性。接著分別就「口罩徵用實名制」及「強制佩戴口罩」兩項口罩規制，以外國制度為借鏡以反思我國口罩相關制度，並更深入地探討其中的法制問題。最後，本文認為口罩規制之執行應有其一套完整的法律規範或係透

過宣布緊急命令之方式填補現行法制的不足。在執行可能侵害人民基本權利的政策下，僅係透過概括條款加以規定，不但欠缺法律明確性、違背法律保留原則，更可能造成執行時之矛盾及礙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