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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 陳思賢、林俊宏所指導 安井伸介的 中國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基礎 (2010),提出天水銀樓台中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無政府主義、思想研究、勞動神聖、世界語、劉師培、吳稚暉、李石曾、師復、朱謙之、巴金。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中央大學 歷史研究所 吳振漢所指導 王琬婷的 明代後期(1522-1644)書畫交易探析:以江南地區為中心 (2010),提出因為有 書畫交易、文人、晚明、書畫價格的重點而找出了 天水銀樓台中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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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基礎

為了解決天水銀樓台中的問題,作者安井伸介 這樣論述:

  無政府主義在近代中國甚為流行的史實已是學界的共識,我們翻閱過去的研究就能大致上了解中國無政府主義的發展概況。然而,到目前為止從「思想」的角度切入之著作並不多,本論文擬彌補此點。在此所說的思想基礎,是指「無政府主義何以成立」或「中國無政府主義者如何討論使得無政府主義成立的核心價值」等理論依據,其研究方法屬於政治思想研究的範疇。本論文特別重視在與橫向(西方無政府主義)的比較之下,縱向(中國傳統思想)在思維與價值觀上給予中國無政府主義的影響,進而分析出中國無政府主義的思想特色。因此,本論文並不以歷史順序或思想家當作分析單位,而將分析焦點放在各種觀念與思想議題上。  本論文首先在第二章和第三章針

對「自由」與「平等」的觀念進行分析。這是因為兩者都是構成無政府主義的核心價值,但是其含義錯綜複雜,所以我們透過中國無政府主義者對兩種概念的論述之分析,能夠了解他們以什麼樣的思維與價值觀來理解兩種概念。第二章顯示中國無政府主義呈現出兩種有關自由的觀點,即:收斂個人的境界式絕對自由觀和吸收西方無政府主義理論的自由組織論。一方面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探討自由的本質之際,在傳統思想的影響之下,容易想到境界式的絕對自由,而其到達方式為「無我」等收斂自我的功夫;另一方面,當時出現自由與社會關係能否共存的問題,有些中國無政府主義者利用西方無政府主義理論,從自由組織和自由契約的角度提出答案。第三章則探討平等的觀念

,劉師培在一系列有關平等的文章當中,表現出齊物式萬物一體的平等觀和「均平」的平等觀。雖然兩種平等觀的意義並不相同,但是,他討論兩種平等觀的出發點都在於如何克服「私心」,其討論方式顯然繼承傳統公私論的模式。  接著,為了探討無政府主義何以成立的理論依據,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別討論倫理道德與勞動的問題。第四章將討論焦點放在政治思想的重要議題「倫理秩序」上面,探討在中國無政府主義者的思想中,未來的理想社會如何維持倫理秩序。我們發現,中國無政府主義強烈批判外在規範的結果,倫理秩序變得必須依賴內在道德。一方面新世紀派在科學主義的影響下,提出可稱為「知識道德論」的人性發展論,而另一方面朱謙之提出融合多樣性的境

界式一元倫理觀。第五章則關注經濟面向,亦即,探討在未來的理想社會中,勞動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人們是否會主動勞動的問題。本章透過中國無政府主義對勞動的觀點,分析中國無政府主義有沒有表現出所謂「勞動神聖觀」。經過分析便發現,中國無政府主義基本上沒有將勞力視為提升自己的手段,並不具備「勞動神聖觀」。亦即,他們的口號「勞工神聖」的重點也只在於批判不勞而獲的社會關係。對中國知識分子來說,提升自己的不二法門是“學”,進而出現「勞力與勞心(學)的結合」的理念。  第六章則探討中國無政府主義與世界語(Esperanto)密切結合的原因,在其分析過程中,也會關注思維與價值觀給予的影響。經由一系列有關中國無政府主義

與世界語關係的分析就發現,在錯綜複雜的因素當中,以下三點是關鍵因素:作為文化背景,中國文字的特色使得知識分子對語言文字問題極為敏感;作為思想因素,在無政府主義的影響之下,民本式的關懷轉為重視民眾的自主性,而在中國,語言(世界語)則成為使得民眾獲得自主性的關鍵;作為思維因素,中國無政府主義的世界主義與世界語的內在理想都具有“統一(unity in uniformity)”的世界藍圖,相同的世界觀使得兩者容易結合。  透過以上的分析,本論文發現,中國無政府主義雖然批判傳統而嚮往未來的理想社會,但是設想理想社會時出現的思維與價值觀依然深受傳統的影響,由此呈現出與西方無政府主義不同的思想特色。此外,本

論文也指出,中國無政府主義在政治理論上缺乏完整性,中國無政府主義無法有效回答無政府主義何以成立的問題,這一點是中國無政府主義的致命缺陷。

明代後期(1522-1644)書畫交易探析:以江南地區為中心

為了解決天水銀樓台中的問題,作者王琬婷 這樣論述:

在明代後期商品經濟發展,以及奢靡之風的影響下,晚明書畫消費群體從士大夫階層擴展至武官、太監等政治權貴,也向下延伸到經商致富的商賈之家。一方面,書畫以關說、獻賄等形式,成為政治場域中權力網絡經營的重要媒介;另一方面,書畫成為富商大賈用以標榜文雅,晉身上流社會的象徵資本。這些「好事者」對於文人品賞文化的模仿,擴大了書畫交易市場,造成價格上漲。以至於魏晉隋唐的書畫高價厚值,超出一般文人士大夫的消費能力之外,重要的名家書畫多為權貴、富商之家所壟斷;為平衡商品的供應與消費者的需求,明代後期書畫市場的主要商品乃逐漸轉向明朝當代書畫。明代後期的書畫交易管道有二,其一為分布於北京、南京、杭州及蘇州等城市的定

期性書畫市集以及常態性骨董舖、書畫肆。其二為貴賤貿遷的游賈販運。這些書畫商的出身背景複雜,有些是基層文人棄儒求賈,有些是來自徽州或江南地區世業骨董的商業家,也有少部份是僧人或市井庶民。他們對於書畫交易的經營手法或態度或有不同,但大致上不脫賤收貴賣,賺取差價利潤;以及提供潤筆,求索當時具有聲名的文士手筆,再予轉賣。晚明書畫市場的蓬勃發展,導致許多書畫商賈進行各種詐偽手法例如以今搨本作古本、真跋裝偽本或偽作名款等,因為厚利的吸引而風行一時。由於明代後期輕商傳統漸弱,以及山人游客文化風行的影響下,有更多的基層文人選擇販賣文藝,以潤筆酬謝維生;或者乾脆棄儒從賈,經營書畫交易以逐末利。不論前者或後者,皆

以山人、徵士、隱者的姿態,透過拜訪、書畫酬酢、文藝雅集等頻繁的社交活動,進行文藝的販賣或商品的交易,與士大夫們維持密切的交往。他們介於士紳與畫師、商賈的身份,使得書畫交易創作與經營者的角色更為複雜;而即使在朝的士大夫,也都會基於「時易新玩」的流通考量,出售自己的藏品。這些趨利與世俗化的普遍情況,乃使得晚明社會所謂雅與俗的界限更為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