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法台灣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問答集和資訊懶人包

放棄死刑 走向文明

為了解決基本法台灣的問題，作者台北律師公會 這樣論述：

本書特色 　　國家有資格殺人嗎？ 　　第二屆模擬憲法法庭，邀集各方學者專家，以及有實際被害經驗的家屬，在法庭上從多方角度討論死刑存廢爭議。本書收錄該次模擬憲法法庭之各方書狀，使讀者能夠透過各方專家精彩的論辯中，瞭解死刑存廢對於我們的意義。台灣是全球執行死刑的國家之一， 在我們經濟、民主與法治不斷進步的同時，盼能藉由本書重新檢視死刑，確認我們的憲法價值。

基本法台灣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戰時下在台二世代日本作家之身分認同 ―新垣宏一的〈流散〉―

為了解決基本法台灣的問題，作者石川隆男 這樣論述：

中文摘要 戰時下在台二世代日本作家之身分認同 ― 新垣宏一的〈流散〉― 長久以來在台日本文學研究多是以日本文壇為中心的探討模式，本論文援用〈流散〉的概念重新解讀反映當時作家生活樣貌的作品。鎖定此探討對象的理由是，在台二世代作家出生於殖民地、欠缺日本社會生活經驗，因此所

呈現之身分認同用西方社會所稱之〈流散〉概念是無法徹底詮釋的。迄今為止，此類作品之研究皆以日本文壇為中心之視角進行，幾乎不見對作家宿命般的人生與作品關係進行研究。因此，本論文鎖定1930年代至40年前半期活躍於台灣日本文壇的在台二世代作家，傾聽作家心聲、考究此類作品的真正意涵。特別針對具代表性的在台二世代作家新垣宏一作深入探討。 本論文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探究在台二世代作家移居外地的身分定位、與西方社會〈流散〉概念的重疊處及迥異處，並詮釋這類從東洋到東洋〈流散〉的特質。第二部分則具體地探討第一部分闡述的〈雙重束縛〉之宿命如何影響作品之創作? 論證相對於放眼故鄉祖國的內地作家，在台二世

代作家則視生長之外地為故鄉，對第二故鄉產生強烈的鄉土情誼的經緯與內涵。 第一部分略述如下:長久以來即存在的〈流散〉概念，至二〇世紀後半始被學者作為學術概念討論。駒井洋認為，最近此概念在日本也經常被提及，但尚未形成明確之共識；上野俊哉也認為在日本應該將此一概念作明確的定義，必須和移動或逃亡所要表達的語言與概念有所區隔。兩人都對日本〈流散〉概念尚未有共識之現況提出警訊。 對〈流散〉概念無法明確掌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其一是，由於長期以來西洋歷史學、宗教學上，常會以〈被害者〉概念 (基督教歷史性用語〈被害者流散〉)作為前提，以至於移民=弱者的想法根深蒂固。另一原因則是由丸山真男所指出，

可歸咎於缺乏國民國家概念 (語言《國語》‧民族《國民》‧移民地《國土》是自明治時代才出現的概念)的日本傳統思想。 然而，原本正面定義的〈積極流散〉逐漸受到矚目，著名的戴艾可、羅賓．柯恩、詹姆斯．克里夫、凱倫．卡普蘭、上野俊哉等五人的解釋，也都圍繞著移民地自我認同的議題。 以此角度來看日治時期，從〈內地〉到外地的移民，實際上是指從東方到東方的亞洲〈流散〉。作為亞洲〈流散〉地的台灣殖民地，其實受到上述日本傳統的〈非政治性．非社會性〉的習俗影響頗深。基此，作為外地的台灣也舉辨了由〈內地〉延伸的文藝活動，而在台日本人被當成外地人看待的現象也蔓延一時。結果，如同西田勝所言，當時的作家受到〈非政

治性．非社會性〉的洗禮，「即使自由受到壓迫，也不與其抗衡，漸而蔚為風氣」。因此，在台二世代日本作家事實上是受到〈雙重束縛〉的洗禮，即使民族身份、語言與內地無異，僅因身處 〈國土〉不同，致使那些作家身分曖昧，始終夾在內地日本人與本島人之間，由此而浮現出政府「剝奪個人歷史的權利」的問題。　 論文的第二部，主要以在台二世代作家新垣宏一三部作品作為探討文本。在進入新垣宏一的探討前，先對當時擁有最多讀者群的文藝雜誌『文藝台灣』作一概括論述，藉此了解當時台灣文壇所呈現的多層面相。　 新垣宏一部分，首先以『城門』（『文藝臺灣』第三巻第四號、1942年1月）這部作品為探討文本。該作品為書信體獨白小說。此處

所指的城門，意味著分離與結合，透過此問題之探討，新垣宏一的故鄉台灣與本籍地祖國兩者間 的〈內外〉關係浮現檯面。 先行研究之一，針對「文本中冷靜觀察台灣人、台灣社會狀況」的主角、或是東京畢業旅行回程船上變得憂鬱的主角之粗暴言論作分析，指出：老師的耐心指導，加深了主角對於強化皇民化的認識。然而，在以公務員為主軸的見解中，未見作家個人的〈原親身體驗〉。對〈他〉而言，以〈海洋〉為邊界所產生的二世代對內地特有的妄想、喪失祖國的沉重壓力是無法忘懷的。由此結果，作家真正想表達的三點問題可以歸納如下:　・並非要透過劉金葉，來指摘皇民化教育的不完全。　・透過祖父的火葬問題，彰顯被支配者的團結與不屈的精神。　・

新垣宏一透過對「二世代文學」表現出堅定的信念，對當時的文壇提出了異議。 　作為主角的中心人物劉金葉，事實上就是老師＝作家本身的代言人。這其實是利用了被支配者，讓弱勢女性、皇民化的優等生以及包含作者本身等弱勢者發聲的巧妙手法。 　〈海〉＝日本帝國，結合＝日本民族，分離＝内地與外地，循此關係解讀文本，可以發現在台二世代的處境與作中人物老師立場完全吻合。 　 其次探討的作品為『訂盟』（『文藝臺灣』第五巻第三號、1942年12月），先行研究中，多半專注於外地台灣的結婚制度的探討，然而，此作品的特色是點出本島年輕人的人生觀，並因此從中可以感受到二世代作家身分認同的搖擺。換言之，從這部作品可以

窺見作家開悟的過程。　・多數年輕人崇尚自由，自我中心意識提升，追求功名利祿，遠赴內地學習醫學‧藥學。　・不耽於追求自我主義的年輕人、以民族問題為念，在大學專攻法律的主人翁林文金。　・原本從未想過到內地留學的女學生黃氏淑，在北白川宮親王瘧疾去世後，打破支配被支 　配的階級意識，為提升台灣醫療水準，決心赴內地醫學專門學校留學。起初永井老師支持主人翁林文金的想法，對前往自我中心意識強烈的內地習醫一事持反對態度，但在看過赴內地醫專留學的學生黃氏淑的信函後，受她的誠意感動而改變心意。永井老師重新思考長久以來的內地‧外地二擇一的消極想法，人生態度變得較為積極。這意味著創作中，作者新垣宏一跨越了敘事者老師

，以自己的語言親自道出自己的思想。也大大影響了自己日後的人生觀。　 　 最後探討的作品為『砂塵』（『文藝臺灣』終刊號1944年1月），此作以外地台灣的古都台南為故事舞台，前半部三分之一對台灣景色讚賞有加，其次引用佐藤春夫的『女誡扇綺譚』，講述台南的〈台灣鄉土〉以及〈異國情調〉；後半部以學生的賣身問題為主題，同時也對台灣女子教育的皇民化政策提出質疑。先行研究幾乎都以當時統治期的皇民化、文壇、戰爭問題為主題，對文本進行分析解讀，並不見有關於作家自我認同視角的相關研究，換言之，出生故鄉被大多數學者視為外來、暫時的生存場所。塚本照和也指出:「的確當時所謂的近代是以台灣人的抵抗意識為基礎的」，在台二

世代作家即生存於那種氛圍的時代中。筆者認為在二世代的內心深處，經常會有無法安身立命的不安感。基此，本論文以作家的人性面為切入點，分析探討其搖擺不定的身分認同。　 日治期間台灣的在台二世代、三世代被夾在外地和〈內地〉的對立關係之間，在〈內地〉人與二世代／二世代和外地人的雙重困境下，度過其一生。在新垣宏一的『砂塵』中，也可以感受到作中人物所透露的心懷內地卻仍被拒絕在外，而在外地卻又不被認同為宗主國的雙重困惑，而在文本字裡行間，仍可以察覺到有其更深層的含意。在上述的雙重困境下，新垣宏一並非如許多其他作家作品中所描繪的，力圖對當時國家政治暴力、或帝國主義表達出對抗的姿態，而是超越了那些層次，試圖對近

代化本身表達抗衡態度。 　 以上論證，得以〈鄉土情懷〉一言以蔽之。這種「日本統治時期日本作家的特殊環境」恐怕只限用於移民二世代身上，因為一世代的人祖國日本為其故鄉，因此仍然可以深深感受到「在祖國中有屬於自己的故鄉」。而二世代因生長於外地，外地就是故鄉，事實上「自己的祖國中並無故鄉的存在」，認為祖國不過是虛妄的存在，反而對外地的故鄉抱有強烈的〈鄉土情懷〉。 新垣宏一也曾表示：「我的作品『城門』『訂盟』『砂塵』中的台灣風景，不單純是以皇民化為主題，而是表達了成長後的二世代日本人在台灣化過程中，精神方面所產生的變化」，我們可以清楚感受到那些二世代日本人的靈魂之中仍有對民族祖國的憧憬，那是發自內心深處

自然的湧現。而在本論述中可以明確感受到新垣宏一最後選擇了生長的台灣作為其故鄉，可惜其所壞抱的以在台二世代為主的台灣文壇架構的理想，終究不被當時社會所接受，沉寂消失，也讓他不得不向命運低頭。新垣宏一認為身分認同並非取決於〈民族的血緣〉，最後還是應該取決於〈記憶的場域〉，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並不是沉浸於台灣生活的幼年時期的思鄉記憶，而是試圖重新邁向嶄新人生所選擇的〈記憶的場域〉=台灣，確信在此土地上能展現未來志向，而對之充滿著〈鄉土情懷〉。 　 此種際遇在同樣被歸類於在台二世代作家真杉靜枝身上也極為明確。真杉靜枝離開了帶給她不愉快回憶的台灣，在祖國日本展開新的人生，不幸始終無法拭去「來自台灣女性」的標

籤，結果，形成的身分認同仍然是〈鄉土情懷〉，不過，真杉的情況是幼年生長於台灣的思鄉情懷所凝聚的那份難以忘懷的記憶。這種〈鄉土情懷〉中的兩義性取決於出生故鄉是台灣與否。可以說在〈流散〉框架中去探索如新垣宏一這類真正出生於外地的二世代時，不可忽略其內心中的市民權。 　 如上，在本論開頭揭示的「日本統治期外地文學二世代作家具某種特徵，也就是與流散相仿的特質」得以清楚論證。 向來戰爭文學或外地文學多被定位於日本中央文壇之外，而本論文的考察模式，卻拓展了具此傾向的台灣日語文學的研究方向，進一步，更可期待日後建構一項西方從未涉足的亞洲〈流散〉(從內地移至外地的移民)的全新研究視角與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