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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稅國家之東方表達―以兩岸稅法為中心

為了解決地價稅籍編號的問題，作者施奕 這樣論述：

自租稅國家之理論於二十世紀初被提出，租稅國也成為了從統治工具出發的，以財政為基礎的新國體概念，其與法治國、社會國都成為了現代憲政國家的核心。隨著現代稅法理念於清末隨西法東漸而傳入，民主憲法、現代稅法乃至現代租稅國家亦在中華大地上漸漸落地開花，雖然兩岸在各自發展前進的過程中都經歷了波折，但在70年後，即便仍有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涇渭，現代租稅國卻已然成為兩岸不約而同之憲政型態。1949年兩岸分治以來，台灣繼承民國所奠定的法治精神，將經濟發展與法治建設結合起來，不僅在經濟上以亞洲四小龍的全新姿態出現在世界舞臺上，在稅法上也格外注重公平，並有規劃地逐步走向理想的「以所得稅為中心的稅制」；而大陸卻在

30年的時間中陷於非稅論和所有者國家的泥潭，直到1978年之後，才隨著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的春風揭開了新時期的大幕。與已經走過這段路的台灣相同，大陸在這一時期也以一種「以（稅收）優惠促（改革）開放」的做法，試圖通過稅收這樣一種工具與世界接軌，從而引進外資，受到外商企業的影響，舊時重利輕稅的做法也漸漸退出了歷史，計劃經濟占主導地位的經濟面貌也得到了改變，1994年的分稅制更是以稅為中心徹底為中央與地方關係劃上濃墨重彩的一筆。稅法之演繹，既需要動態的法視角--從法的適用、法的解釋的角度去觀察，又不能脫離歷史文化、經濟、時代的環境。稅法理念作為研究稅法的根本原理，當然的成為了研究稅法的最基本出發點，整

個國家、民族長期以來對於稅的理解和認識，將必然對稅法的發展造成影響。在未來兩岸稅法的建構中，雖然西方的現代稅法理念仍將佔據主流，但來源於中國古代幾千年國家與人民的稅實踐歷史的中國古代治稅思想也應當佔有一席之地。就像諾斯（North）以對1790年至 1860年美國的經濟增長的研究為基礎而建構出其制度變遷的理論一樣，七十年以來兩岸稅制變革與稅法建構，為我們帶來了研究稅法最好的藍本，也真實的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資料庫。另一方面，在稅法的解讀中，我們應當注重現代稅法原則的建設，並以其作為出發點，指導稅法在整個法律體系中的建設，既加強稅法與民法、行政法、刑法之間的聯繫，又注重於保持稅法的本質特色。在具體的

稅法實踐中，直接稅中的所得稅與間接稅中以VAT為核心的現代消費稅在這幾十年的發展中，莫不成為世界各國稅法的聚焦點--既希望所得稅能更好的承載其公平分配的內涵，又希望藉由消費稅為現代社會國籌集更多的財政收入。但即便是被視為對公平稅負、均平財富最為有效的所得稅，在具體的實踐中也仍然存在著諸多問題，從最基礎的所得概念的發展變化上，我們可以管窺全豹的把握整個所得稅制度建設中的歷史演進；藉由消費稅經濟本質的認識，也更能理解完善稅收實體法的重要性，在對兩岸所得稅發展歷程的整體梳理中，我們也更能讀出所得稅與社會與人民的緊密關聯。消費稅，尤其是八十年代後期VAT在全球的迅猛發展，不僅在事實上衝擊了傳統所得稅佔

據的主導地位，甚至在理論上也圍繞其特質而有了突破性的進展，在未來稅法的建構中，如何順應時代潮流採取合適的制度設計，將其收歸至量能平等之稅法本質特色下，也是一個非常值得思考的問題。同時，財產稅作為另一個體現納稅人負擔能力的古老稅種，在租稅國家中既有可能也有必要成為社會公平正義的必要補充，如何在制度設計上平衡其實質公平和稽征便利性，設定其在中央地方間分配的合理性亦是租稅國家必須妥善因應的問題。而稅收優惠，這一現代國家運用最廣泛的管制誘導工具，如台灣規範性的獎勵投資條例等系統性立法，以及大陸散見於各規定辦法的靈活措施，在各自70年的歷史進程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在高速發展和勞動力紅利的浪潮退去之後，稅

收優惠雖然將繼續存在，但是我們也有理由的期待它，在這個新時期的公共財政、民主財政呼求之下，從經濟上做一個華麗的轉身，發揮更多的社會作用，從而在國家與人民之間架起平等自由民主之橋。憲法就是一張寫著人民權利的紙，權利也是一切法律的中心，稅法作為現代國家對人民侵擾最為頻繁的干預法，即便本文沒有從憲法的角度演繹稅法權利，但是最終仍然希望落腳到最基本的權利上。惟有正確的認識人民在稅法上享有的基本權利，稅收法治才會真正得到重視，稅收公平才會持續得到保障，由此成長出的稅法之樹方能萬古長青，由此蒙蔭之現代租稅國才能真正獲得永生。

租稅優惠之憲法界限與政策妥適性之探討—以產業創新條例為中心

為了解決地價稅籍編號的問題，作者張藏文 這樣論述：

著名的德國稅法學者Klaus Tipke教授曾表示，租稅優惠始終是不正義的，因為他違反了課稅的平等與正義，因此，1988年第57屆德國法學家年會決議：「為實現負擔平等與簡化之目標，租稅優惠與其他稅法上之特別負擔應予刪除。」此一主張應係理想之目標，畢竟租稅優惠規範係為達成政策目的之故，倘不設計該規範，則難以引導他人進行政策所欲遂行之行為，如此將使不平等持續存在。蓋於此際，扮演重要角色而影響相關稅法之訂定及修正將會是遊說團體，是有認為絕對正義並非合理的理念，而解決利益衝突的方法只有兩個，一是滿足一方利益而犧牲他方，一是設法妥協雙方利益，倘若社會和平是最高價值的話，則妥協的方法應該是正當的

。又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於1990年之利息案判決中揭示，租稅義務人在稅法不論事實上或法律上均應平等負擔公共支出。因此，有關量能課稅原則應可被理解為是稅法甚或財政憲法上之理解，而應盡可能地消除租稅優惠之相關規定，以期實現租稅義務人平等負擔租稅債務之理想。是以，藉由上開論述可以確定的是，租稅優惠在現時社會中應屬必要之惡，而其目的乃在藉由現在之不平等以追求未來之平等。此亦可由1789年「人權及公民權利宣言」第1條揭櫫：「社會差距僅得基於共同福祉而存在。」而獲得證明。 因此，在肯定租稅優惠存在之必要性後，必須注意之處在於，所設計的租稅優惠規範是否適當，此亦為本文主題設定之緣由，又之所以追求租稅優惠之

適當性而非其正確性原因在於，企求相關手段之採取以達成精確目的在事實上是有其困難的，所能期待的僅係要求國家決定能夠達到「儘可能正確」(möglichst richtig)的境地。而租稅優惠規範是否適當，應由事前及事後觀點進行考察，前者部分即在於立法者所應踐行之立法程序是否完備；後者部分則在於，因為國會多數所通過之租稅優惠規範可能係政治現實下之產物，而每個國家分配不均的歷史都跟政治有關，因此仍須對於立法者或立法者授權訂定租稅優惠規範所考量之手段與目的關係是否適當、必要且合乎比例進行審視。 如同司法院釋字第694號陳新民大法官協同意見書所示：「……立法者的上述「判斷及預測優先權」（Einsch

atzungs-und Prognosevorrang），以及其所行使之裁量結果，也可經過一定的審查程序。如果日後審查發現這是屬於一種非立法時所得預料的錯誤判斷，當然不一定會造成違憲後果，立法者可以容有改變之可能性（及義務），尤其是立法者為因應有些財政、科技等新興事務，所為的立法對策，容有讓立法者累積經驗的空間……。」這也是本文在對照德國法制有關租稅優惠違憲審查之相關主張後，再行針對該國穩定法案加以介紹與整理之原因。至於其目的則係期以充實我國稅捐稽徵法第11條之4對於租稅優惠條款之基本要求。 以我國之實施租稅優惠之經驗為觀察，獎投條例作為我國產業租稅優惠基本體制之開端，歷經30年之運作後

，接續的是實施20年的促產條例，至於現行規範則以產創條例作為產業租稅優惠之原則性立法。惟其相關問題眾多，是即以之為題而進行相關論述與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