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問答集和資訊懶人包

日本前首相和你談歷史：明治維新×軍備改良×戰後困難×經濟崛起，從民族性看日本現代化的進程

為了解決土地改革的問題，作者吉田茂 這樣論述：

曾經只是太平洋上的一個小島國， 面對列強紛擾，日本從最初的鎖國被迫打開港口， 該堅持武士道精神，還是學習西方文化？   歷經數次口水戰，天皇終於決定引進西式教育，走向經濟現代化， 然而，改革的道路永遠不會暢通無阻…… 二戰後，面對巨額賠款，日本如何振興財政，再一次創造經濟奇蹟？   　　◤從鎖國到開放：日本如何改變自身處境？◢   　　▎廢藩置縣，中央政府委任縣知事 　　中央集權制度形成，德川時代那些控制大量土地的藩主實質性地失去了自己的權利。承認土地自由買賣，並廢除了農民和土地的隸屬關係。   　　▎廢除身分等級制度 　　停止武士的俸祿，人們必須依靠職業，例如教師、官吏或企業家等來保障自

己的生活，並讓國民擁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機會。   　　▎現代化軍備 　　學習西方各國軍備制度的知識，吸取德川末期軍備改革的經驗，激勵全國民眾保衛國家的決心，以全新的思想創建了現代式的軍隊。   　　◤現代化進行式：轉型陣痛期與面臨的挫折◢   　　▎改革的代價 　　政黨的出現打破了政治家之間的統一，天皇和元老組成的最高領導階層被取代，但是繼任的第二代領導者們卻無法透過共同的經驗和思想基礎統一論調。不成熟的政黨政治容易產生腐敗，官僚文化使那些積極擁護民主主義的日本人逐漸對現實政治產生了抗拒情緒，而鄉下人民則擔心國家的優良傳統被丟棄。 　　 　　▎軍國主義失策 　　領導日本軍權政治的人們只把眼光局限

於亞洲，無法正確理解美國的想法和歐洲的政治走向，一味認為締結三國同盟就能改善日本地位，在中日問題上獲利。儘管國內包括天皇在內，有不少人都反對戰爭，1941年12月，日本還是毅然發動了與美、英的戰爭，導致了後面的一系列悲劇。   　　◤二戰之後：暫時的困難與重振經濟體系◢   　　▎主要城市成為廢墟，人民夾縫中求生存 　　首都東京是日本境內最大的城市，從1940年到1945年，東京人口從670萬銳減至280萬人。大多數人只能在臨時搭起的小屋裡避風防寒，交通也在猛烈的轟炸中也被破壞殆盡。日本的商船隊完全消失了，就算能夠從國外買到原料，也沒有運輸條件。就是在這樣重重的惡劣條件下，日本的工業生產能力大

幅度下降。   　　▎理想與現實的差距 　　為了抑制戰後的通貨膨脹，新政派人物提出了一種理想化的政策：以新的體系平衡薪資水準與物價。然而，黑市的出現打破了物價標準，勞工也因無法領到生存所需的薪資展開罷工，日本開始了物價與薪資的惡性循環。   　　◤經濟奇蹟：日本何以從戰敗國躋身世界強國？◢   　　▎道奇的政策 　　1949年初，底特律銀行董事長道奇提議在日本制定嚴格的平衡預算，結束日本的通貨膨脹，控制用在資助出口和進口的補助金，將日本經濟穩步地置身於商業的基礎之上。   　　▎韓戰爆發，刺激日本經濟 　　當日本正處於一個不依靠補助金資助、努力奠定進出口基礎的時候，韓戰爆發了。軍需物資在日本訂

貨，海外市場也開始全面繁榮，日本的商品輸出有了突飛猛進的成長，整體經濟有了明顯的好轉。   　　▎農業技術成長，促進國家生產力 　　政府實行土地改革，將土地分給了佃農，提高了佃農們的生產熱情。戰後糧食困難，農民高價出售糧食，累積了大量資本，並研發農業技術。戰後20年，農民的數量減少了，農業生產卻足足成長了一倍。    本書特色   　　本書共有五章，其中前四章按照時間先後，將近代日本的百年史劃為四個階段：明治維新、走向現代化、戰後的困難時期以及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的時期，並逐一對其做出具體論述，在最後一章中，吉田茂做了一個簡短的總結，並滿懷希望地提出了日本未來的計畫和構想。

土地改革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台灣威權時期的農地政體變遷

為了解決土地改革的問題，作者彭思錦 這樣論述：

本研究立基於國家中心論的制度分析架構討論台灣威權政府時期的土地變遷過程。希望回答為何台灣會在1970年代農業生產退居經濟發展的次要角色時，為何政府還要通過農業發展條例、區域計畫法等被過往學者視為是限制農地他用的立法？為了回答前述問題，本文採用歷史社會學已變項為中心之方法，區分出行動者、理念、權力、反餽等四個變項，一方面作為制度分析中討論制度變遷如何可能的架構，另一方面討論當時主導台灣農地使用政策的行動者之間其對於制度的反餽、提出的理念以及其權力關係等，作為理解當時立法過程的分析架構。而本研究結果顯示，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早期，省糧食局在台灣農地使用政策上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透過土地

改革、糧食調查員等制度設計，其達成了以地綁糧，亦即透過掌握土地進而掌握糧食生產的方式，除了達成國民政府的糧食需求外，亦得以透過糧食外銷賺取外匯。不過到了1965年以後，由於省糧食局長期壓低糧價，使得農業生產出現了農民收入降低、農村勞動力流失等現象，使得農復會和部分農經學者開始批評省糧食局建立的糧食生產制度。而在同一時期，台灣稻米的主要外銷國家日本，其國內生產復甦和泰國、越南等地亦向日本銷售稻米的情形下，使得台灣稻米的外銷市場不在，亦讓省糧食局對於國民政府的重要性開始降低。也因此行政院於1969年時通過了檢討台灣糧食生產政策的決議，使得擔任省糧食局局長長達24年的李連春離任，省糧食局亦進行改組。

而其為以地綁糧目標所推動的各種政策亦被一一廢除。也因為如此，國民政府為了解決農民因農業生產困難而到城市謀求收入更高之工作的現象，而分別在1970年代通過農業發展條例、區域計畫法，在1980年代推動八萬農業大軍、農業健康保險、農地重劃條例等辦法，希望透過以地綁人的方式，將農民留在農村當中，不要大量湧入都市，造成都市問題。整體而言，本研究認為在1970年代初期的制度變革，其目的在於維繫社會穩定，進而穩定國民政府的統治。

現代菲律賓政治的起源(限量簽名版)：從殖民統治到強人杜特蒂，群島國追求獨立、發展與民主的艱難路

為了解決土地改革的問題，作者江懷哲 這樣論述：

怎樣的歷史與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塑造了現代菲律賓？ 本書梳理菲律賓政治發展的過去與現在， 翻新一般人對菲律賓歷史的刻板印象。 　　「不知如何回首來時路的人，永遠不會抵達目的地。」 　　――「菲律賓國族英雄」荷西．黎剎（José Rizal） 　　2016年，菲律賓人民選出民粹強人杜特蒂（Rodrigo Duterte）為他們的總統，震撼了全世界。我們該如何理解杜特蒂所帶來的諸多爭議現象，其起源與發展過程又是如何？究竟是怎樣的歷史與政治、經濟、社會結構，塑造了現代菲律賓，並提供了杜特蒂當選且民調持續居高不下的條件？ 　　以上的提問正是本書寫作的目標。多年來，本書作者對於菲律賓的

追蹤熱情轉換成書寫群島國的動力，透過梳理菲律賓政治發展的過去與現在，不但翻新了過去一般人對菲律賓歷史的刻板印象，也鋪陳了我們對理解杜特蒂所必備的脈絡。 　　本書敘述菲律賓自殖民時期以降的政治發展，從西班牙時期、美國時期談到獨立後的菲律賓共和國，觀察其波折多舛的命運，及民主化後的各樣新舊挑戰，最後總結於杜特蒂時期的尾聲。書以三個部分構成，包含了製造菲律賓（菲律賓之所以是菲律賓的歷史淵源）、打造共和國（菲國歷經威權政治與民主化的糅合與掙扎）、煉成杜特蒂（刻劃強人與後強人時代的菲律賓），深入淺出地呈現菲律賓的前世、今生與來世。 　　菲律賓從殖民時期開始逐步確立「強地方、弱中央」的政治結構，因其助

長治理弊病並妨礙重要的變革，而成為菲律賓民眾時而心向民粹或威權政治的根源。所謂「強地方、弱中央」，是指在不同省份、城市擁有顯赫影響力和財富源頭可能來自土地或實業，而政治權力可能源自殖民者拔擢或亂世戰功的各個豪強菁英家族，他們不但壟斷該地地方政府的重要政治職位，還藉由選舉進入菲律賓國會來影響全國政策走向，而導致無論誰想當總統，都需要適度攏絡他們來確保選票。無論誰成為總統，為維持執政穩固，也不容易推動有損各地豪強菁英利益的政策和法案。 　　正因為如此，菲律賓選民因厭倦豪強菁英政治人物怠慢於變革、甚至助長社會經濟僵局，而在一個個時代中，陸續擁戴美國殖民時期的國族主義強人奎松（Manuel Quez

on）、獨立初期的出身平民、強硬反共麥格賽賽（Ramon Magsaysay）、厲行戒嚴統治的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民主化後著名的民粹政治人物埃斯特拉達（Joseph Estrada），到今日聞名全球的杜特蒂，希望他們坐上大位後能夠大破大立。由此可知，杜特蒂現象並非菲律賓政治史上的特例，他只不過是又一個菲律賓民眾在絕望中選擇寄託希望的新對象而已。 　　「歷史不會重演，只是會押韻。」縱然相似，過去與現在總是有所不同。杜特蒂現象有一部分源於菲律賓政治的民意鐘擺，再度由渴求良善治理的那端，倒向了速成爆破的這端。然而，我們也應該理解杜特蒂的勝選與高民調執政，仍然是當代菲律賓眾多

政治、社會與經濟趨勢長期積累的成果，有其屬於此時此刻的獨特性。因此，如何綜合運用「鐘擺來回的尋常性」與「直線演進的獨特性」這兩種對菲律賓政治發展的詮釋路徑，也是本書需慎重應對的重要課題。 名人推薦 　　何欣潔｜資深媒體人 　　吳象元｜關鍵評論網東南亞組資深編輯 　　徐遵慈｜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東協中心主任 　　黃瓊萩｜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 　　黃宗鼎｜獨立評論＠天下「東南亞風輕史館」專欄作者 　　張潔平｜Matters創始人 　　張翔一｜《換日線》頻道總編輯 　　張　正｜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創辦人 　　楊　昊｜政治大學東亞所特聘教授、台灣亞洲交流基金會執行長 　　賴奕諭｜菲律賓研究者 　

　蕭新煌｜總統府資政，台灣亞洲交流基金會董事長 　　藍適齊｜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依姓氏筆劃排列）

情緒對外交決策之影響：以韓戰期間的中共與美國為例

為了解決土地改革的問題，作者盧俊昇 這樣論述：

近年來隨著腦神經科學的進步，情緒與理性的二分法觀點已受到挑戰與修正。情緒與理性是不可截然兩分的整體機制，這樣的觀點已然衝擊各個研究領域，帶來一波新的「行為革命」浪潮，當然也為國際關係研究帶來了一波「情感轉向」或「情緒轉向」。從2000年開始，陸陸續續有國際關係學者開始倡議重視情感和情緒的研究，基於這樣一個重要觀念轉折的契機，本文嘗試以這波國際關係「情緒轉向」的研究成果，來探討情緒在韓戰的決策過程中扮演一個怎樣的角色。主流國際關係對於戰爭的分析，多半是建立在理性計算的現實主義視角上。理性選擇理論熱衷於把理性和自利的假設，廣泛運用於政治行為的研究中；但個體不可能全盤掌握到最佳可行決策中所需的全部

資訊，顯然人們不是完全的理性，自然也就無法達到經濟學中「效用最大化」的這一目標。換句話說，人是會犯錯的，會受到各種內在與外部因素的影響，進而做出各種不理性的決策，所以情緒也可能是影響決策者的重要因素之一。本論文採質化研究，以論述分析與個案研究做為主要核心研究方法，並透過Todd H. Hall的三種情緒性論述分析(情緒性陳述論述、情緒性挑釁論述與情緒性論述)，來分析韓戰期間美國與中共在決策過程中，是否受到情緒影響而做出不理性的決策。最後本文研究發現，無論是威權國家或是民主國家，其國內政治的激情往往會導致決策者上喪失在實際戰場上的理性判斷。從韓戰中美雙方的分析中可以發現，國家決策者與戰場指揮官的

判斷往往不一致：不論是美軍或是共軍的最終決策者，最終均決定聽從政治的激情而非戰場實際的情況。此可彰顯本文的論點：政治激情往往會凌駕於理性決策之上，進而做出不理性的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