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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由而自首：吾爾開希的流亡筆記

為了解決唐山大地震電影心得的問題，作者吾爾開希 這樣論述：

　　「中國自由，我才自由！」　　二十四年來，吾爾開希首度出書，　　表明他為何多次向中國投案自首的心路歷程。 　　吾爾開希，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學生領袖之一，之後離開中國，成為一名流亡者已經二十多年。當年，他基於愛國而走上街頭、在天安門廣場上站到最後一刻，從此再也無法回到那片土地。被中國政府通緝的他，曾三度赴中國海關自首投案未果。在本書中，吾爾開希將親自揭示：他從六四以來的心路歷程、他於情於理選擇自首的原因、他為何自認也是台灣人、他對中國、台灣的兩岸願景是什麼？以及為何請大家重視西藏僧人自焚與維吾爾族的問題？ 　　在台灣，吾爾開希不斷提倡學運、公民參與和基於自由主義的理性精神，對大陸彰顯出台灣的民主

與自由價值，討論總統大選、轉型正義、學運與民運，而他也不斷以身投案，也多次挑戰了港澳的邊境管控，以及兩岸面對人權議題的曖昧態度。 　　對於中國，他保持異議人士的身分，他多次回顧在六四的經驗，希望爭取一個免於恐懼的社會，這樣使命感至今仍在他的身上。因為中國政府對學運的軍事鎮壓，他多次明言「我無法原諒」。回顧學運之外，書中也涉及他對當代中國的種種批判，包括了他撰寫長文分析中國政治改革的方向、分析茉莉花革命，也評論劉曉波得獎後的各方反應。這些文章在在顯示出吾爾開希力圖透過言論和行動改變中國的決定，而也是他選擇自首的原因之一。 　　很多流亡者都存在認同問題，吾爾開希擁有中華民國身分，是理所當然的「台灣

人」，那麼他還有作為流亡者的焦慮嗎？台灣人？中國人？這些標籤在他的身上如何兼顧？對他而言，似乎還有一個新疆維吾爾族人的族群認同。吾爾開希自稱是個自由人，並且可以為了自由而自首。 　　自由，不是憑空而來，也不是避世偏安就可以保持，自首，可以是一種自由選擇和自由意志的結果，馬丁路德金曾說過：「任何一地的不公正都是對每個地方公正的威脅。」吾爾開希說：「不要因為我們對荒謬習以為常，就以為這荒謬天經地義！」 　　這是一本流亡者的自由書，一份中華民國籍民運人士的自白書，　　《為自由而自首：吾爾開希流亡筆記》，鄭重上市。 作者簡介 吾爾開希 　　中國異議人士，民主運動者，政治評論人。維吾爾族，新疆伊寧人，1

968年出生並成長於北京市，曾在新疆接受三年教育，就讀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是八九學運的領導成員，與王丹、柴玲等同為當時學生領袖之一。現持中華民國國籍，並定居於台灣台中市，曾以「國際人權同盟」代表身分，出席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大會並提出報告，曾任中國民主基金會主席，至今仍遭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通緝中。 推薦序　事事關心 余英時推薦序　與時俱進的六四思索者 蔡詩萍自序　流亡者的五個名詞－－希望．堅強．責任．理想．自由 第一部　我也是台灣人 我也是台灣人「台灣人」的定義何謂「認同台灣」？二二八，記憶中痛苦的日子國家人權委員會不宜設立於總統府對於死刑存廢的思考深綠與淺綠從施明德失言看台灣的社會文明發展廖萬

隆失言事件之我見江霞憑什麼當華視總經理民進黨陷入嚴重的民粹誤區民進黨沉淪莫此為甚苦等不到的道歉陳水扁的輝煌馬英九的特質不近人情與有情有義王金平，馬英九，說出你們對國民黨的願景我為何要參加這場學運？我看遛鳥俠事件成龍大哥多慮啦！我的一次公民參與二○一二，總統大選前夜的台灣 第二部　兩岸的棋局或困局？ 台灣人一直不懂的兩岸關係真諦「十條論」明顯侵奪台灣政權美國在兩岸棋局中的角色要讓汪道涵認識台灣的什麼？提到人民眼前的「獨立」中華民國就是台灣令人懷疑的大陸政策思路統一是不是選項之一？一個中國，率先表述「廢統」的淺薄政治涵義在對立後面「識正書簡」之我見從中國遊客的行為舉止談國家社會文明知恥近乎勇我們的

自由開始溶解！郭冠英被台灣「真理部」和諧了嚴峻審視「兩岸和平協議」馬英九的兩岸兵法沒有世人關注，民運仍在堅持台灣與民運，民運與台灣 第三部　中國自由，我才自由！ 中國自由，我才自由！爭民主與愛國爭取一個免於恐懼的社會我們來晚了，太晚了，對不起！六四之時解放軍的死傷該如何看待？人們因無法得到真相而憤怒真相與和解淺談言論自由陳一諤的言論自由劉亞洲的轉變日本極右派抗戰勝利該給我們的啟發「西方民主」這個名詞隱藏的謬誤談「不干涉他國內政」談「普世價值」淺論「體制內改革」中國的政治改革思考方向與王丹談「愛國」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評論劉曉波獲獎（之一）（之二）（之三）我所理解的「我沒有敵人」我無法原諒不會因迴

避而遺忘的人性鄉愿成就了邪惡比惡魔仁慈一些的壞人給張藝謀建議《英雄》續集腳本《唐山大地震》觀後先國家發展，後公民權力？我對博客上「憤青」的一些看法我為何選擇投案？香港應給與民運人士入境許可我為何第三次向中國政府自首？ 第四部　我是維吾爾人，更是個自由的人。 我是維吾爾族關於「七五」烏魯木齊流血事件的聲明烏魯木齊的血該讓我們面對的事實一切從理解開始在「七五週年」思考民族仇恨溫和理性遭到重判談熱比婭來台簽證遭拒淺談兩岸的民族政策焚燒「可蘭經」事件的思考馬來西亞的民族政治狹隘民族主義形成的原因漢人的情緒西藏僧尼自焚的思考 推薦序一 事事關心　余英時∕作 　　最近我有機會和吾爾開希長談，又拜讀了他

的論文集－《為自由而自首》，十分欽佩他二十多年來的進步和成就。開希要我為他的文集寫一篇序文，紀念「六四」民主運動的二十四週年，我覺得義不容辭。 　　開希流亡差不多己四分之一世紀了。在這一漫長的時期中，他不但一直在繼續著民運的大業，而且也通過閱讀、觀察、生活體驗等等管道成長為一個極其桌越的政治評論家了。從談話和文集中，我深切認識到：他的知識面廣闊、批判力鋒銳、判斷力精準，無論是推動民主還是評論時事，都是如此。 　　但是追究到底，這些特色是和他的基本人格取向分不開的。我覺得他的基本人格中一個最重要的向度便是「關心」。明末東林學派的領袖們留下了「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名言。文革時迫害致死的鄧拓

寫過一首廣為傳誦的詩，其中兩句說：「東林講學繼龜山，事事關心天地間」。 　　可知「關心」早已進入中國知識人的傳統了。開希「從小喜讀古書」（〈「識正書簡」之我見〉），我相信他的「關心」必輾轉從這一傳說中得來。 　　由於「事事關心」，他在中國便關心中國，在台灣便關心台灣；他既出於維吾爾族，當然更不能不關心新疆。推而廣之，他對西藏人的遭遇也同樣抱著無限的關懷。他說，他是維吾爾人，也是台灣人，只有中國自由了，他才自由。這些話都發乎內心，我是深信不疑的。 　　「事事關心」便不能有限制。所以他對狹隘民族主義深惡痛絕。因為民族主義一旦走上狹隘之路，人們「關心」的範圍便越縮越小，二戰前義大利的法西斯、德國的納

粹和日本的軍國主義便提供了典型的例證。如何防止狹隘民族主義的復燃在今天的中國尤其是有重大的現實意義。正如開希在〈狹隘民族主義形成的原因〉和〈抗戰勝利該給我們的啟發〉兩文中所說的，中共為了維護其一黨專政的統治，「採取了和當年納粹、法西斯、軍國主義一樣的模式，宣傳虛擬的外國威脅來凝聚國民對國家的支持，並蓄意模糊和混淆國家、政府及執政黨之間的分界。」其結果則是「今天在中國一些網站上充斥著和當年，戰爭爆發之前與東京、柏林、羅馬相同的言論。」 　　同樣的，由於他的「關心」是沒有限制的，自一九九六年定居台灣以後，他始終能超越於一切黨派觀點之上。他因為喜歡台灣而自覺地成為一個台灣人。他在〈我也是台灣人〉告訴

我們：因為喜歡，自然關心，而進一步就有了承擔。…從關心教育，關心治安，到進一步關心政治，都不再僅僅是以外人的身份。 　　但我們一讀集中「關心」台灣的政論，便會立即發現，他的批判完全以理性為依歸，不問國民黨或民進黨，不管在朝黨或在野黨，不分藍或綠，甚至也不考慮和他個人關係的親或疏。很顯然的，在寫這些文字時他「關心」的是整個台灣。 　　不必諱言，「關心」中國大陸一定是他時時刻刻不能去懷的隱痛。二十四年了，他日夜思念著雙親而中共則下定決心不讓他有任何可以和父母相見的機會。他的父親一向害怕共產黨，但開希告訴我們：有一次父親竟然，用激動的語氣說出了他這幾年在電話中最無懼的一句話：「祝你們爭取一個沒有恐懼

的社會的努力早日成功。」（〈爭取一個免於恐懼的社會〉）我讀了這句話非常感動。「免於恐懼」是羅斯福總統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所提倡的「四大自由」之一（”freedom from fear”），現在連最怕共產黨的人也「無懼」地說出這句話來，「中國自由」的日子應該不遠了。二十多年來，開希為爭取「中國自由」作了無數的努力，最近竟三次「為自由而自首」。諷刺的是，二○○九年中共駐澳門的聯絡處、二○一○年東京駐日大使館和二○一二年華府駐美大使館都不敢接受他的報案。這次是輪到中共「恐懼」了。「中國自由」離我們更近了。是為序。 二○一三年五月十五日寫於普林斯頓 推薦序二 與時俱進的六四思索者　蔡詩萍∕作 　　無論從哪

個角度看，吾爾開希寫書，必成焦點。 　　他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的要角之一，是學運領袖，是六四事件後流亡海外的最知名人士之一，他談中國，談中國的未來，比他見解深廣的人一定不少，但比他感受深刻的人卻決不多見。 　　只因為，他始終是個積極的參與者，是個日常生活的實踐者。 　　但，他始終沒出書。 　　沉默這麼多年，吾爾開希選擇在台灣，在六四事件相隔了二十四年之後的台灣，出版他的第一本書，這份沉默的堅持，反而更讓人好奇：他在等什麼？ 　　六四事件對所有關心中國未來的人，都是一大震撼，對身涉其中的學運領袖，尤其是一輩子的震懾。他們或被關，或及時逃出流亡異域，但不管何種際遇，他們畢竟還活著，看似比死去

的罹難者幸運些，卻無疑要揹負著更為艱苦的責任：怎樣持續的堅持信念，保證自己不辜負生者的期盼、死者的託付？又怎樣在事件高潮退卻後，面對人生舞台上的孤寂，以及漫漫長路上，必須生活、必須時時柴米油鹽醬醋茶、必須三不五時迎來一雙雙好奇的眼光：喔，你就是那個六四學運領袖喔，那你，現在在幹嘛呢？ 　　而或許，最最艱困的挑戰是，當年決意對付他們的頑固老頭鄧小平固然與世長辭，去見馬克斯了，但他堅持的改革開放路線並未停下腳步，歷經了江澤民、胡錦濤，如今到了「太子黨」的習近平當家，二十幾年來，三代領導人交棒，中國仍然是共產黨一黨掌握政權，完全沒出現六四民運人士曾期待的民主變革，當然更沒垮台。相對的，中國卻已成為世

界第二大經濟體，是世界工廠，也是世界最被渴望的內需市場，中國的巨變圖像，不僅是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伊始，「摸著石頭過河」時所難以想像，即便六四事件的參與者，若今昔相較，恐怕亦不免要驚嘆：中國何以變化(進步)如此之劇？不但中國沒有崩解，或陷入六四後有一段時期在國際間所瀰漫的一股「中國前途堪憂論」氣氛，反倒是更昂揚、更雄心勃勃的繼續走「中國夢」呢！對六四參與者而言，「中國怎麼辦？」固然仍是關切重心，然而，「自己怎麼辦？」卻尤其是個大問題了，畢竟，每個活著的六四參與者，都得繼續在日常生活裡面對現實，自己的，中國的。 　　六四事件之後，我親身接觸的民運、學運參與者還算不少，其中不乏代表性人物，有些沉潛向

學，成為學者；有些繼續扮演專業批判者，提供世界觀於中國的祕聞與內幕；有些消失了，消失在日常生活的關注裡，消失於對中國巨大成長的陰影下。吾爾開希的個案，是有點特別。 　　隨著時光的流逝，伴著中國的壯大，以及我自己不時前往中國的個人閱歷與長期閱讀心得，我尤其會注意這些六四流亡者，他們自身的成長與性情的變化，當然，他們對中國的觀察角度，更會成為我比對現實、比對我自己觀點的一些座標。我必須說，有些六四流亡者確實陷溺於昔日的光環，觀察變得喃喃自語；有些基於西方世界的需求，觀察變得自圓其說；當然也有些，繼續理直氣壯，卻不免脫離了中國當下的現實。 　　當中國度過六四事件的陰影，一路向上成長時，昔日年輕的六四

鬥士，如何讓自己維持高昂的信念，繼續在漫漫人生路上，保有「與時俱進的成長鬥志」？我始終好奇著。 　　六四之後，吾爾開希走的路，不管是自己的抉擇，或是命運的安排，都可說是一條頗堪玩味的小徑。他逃亡赴美，完成學業，巧遇台灣女子，變成台灣女婿，定居台灣，成為新台灣人；當時，還是一個年少輕狂的大孩子，如今已進階成為兩個孩子的中年爸爸，連體型都很中年了。唯一不變的，是他持續對家國的關切，持續對公共事務的參與興趣，只是，「家國」裡有了台灣，「公共事務」裡有了台灣政治。吾爾開希的身分，更多樣了，他的人生圖像也更豐富了。我每每與他相遇，都能充分感覺，他對自己、對周遭事物的熱誠，始終沒變。當然，中國巨變的歷史現

實，他從未逃避亦從未放棄過關切的責任。 　　做為民運一分子，吾爾開希對中國政治的關注，理所當然。他顯然知道，今日之中國，已非當年他站在天安門前呼喊自由的那個中國，中國富有了、強大了、自信了，但共產黨對自己統治的信心與不安全感，卻與日並進，這實在是極其矛盾的困局。吾爾開希流亡海外的經歷，使他有更寬廣的視野，來看待中國與共產黨的歷史處境。吾爾開希也因為具有維吾爾族的身份，他又比一般漢人民運者，多了幾分少數族裔的敏感智慧，對思索中國的出路，多添一道「他者」的警醒。尤有甚者，他也是台灣人了，站在台灣這一端，華人民主最前進的基地，他既以「新來者」(既來之)的視角，對台灣民主進程做參與式的觀察批判，亦可以

「安之者」(則安之)的角色，對中國富裕之後，如何民主化的可能性，以台灣經驗做最好的推估與建言。 　　我理所當然地以為，此時此刻已然中年的吾爾開希，當是他人生最好階段的進行式。他有多重身分，他有多樣視野，他有用不完的熱忱，他有對家國最深沉的愛。雖然他說「希望」二字，對一位流亡者來說是多麼奢侈的字眼！但他自己，不就是一路抱持著希望，才能化險為夷，安然於日常生活的險關與單調重覆，成為許多中國人渴望民主、自由的希望之化身嗎？ 　　我希望他快樂的活著，繼續認真思索中國與台灣的未來，「流亡者」最好的命運，是遇見愛，遇見真誠，遇見夢想。也許，這是他此刻才出書的理由吧。 自序 流亡者的五個名詞－－希望．堅強．

責任．理想．自由 　　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下午兩點，日本廣島的諾貝爾和平獎得獎人高峰會在經過上午的開幕式後進入正式會程。大會司儀宣佈會議開始後介紹第一位上台的演講者：「天安門學生領袖，吾爾開希。」我在全場起立鼓掌歡迎聲中走上講台，開始我的發言：「很榮幸受邀在如此重要的場合表達中國異議分子的聲音，雖然，我更希望站在這裡的不是我，而是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獎人劉曉波，我的好友，我的導師」。 　　我演講的題目是「希望帶來變革」，劉曉波是個富有理想的人，同時又是一個願意抱持希望的人。他在被以「陰謀顛覆政府」罪起訴，宣判當日，在法庭上所作的那篇著名的〈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中，甚至對中國的監獄以及

司法程式的一步步規範化也表達了讚賞。這是一個對中國的專制抨擊多年，為此第三次身陷囹圄的人，是一個從二十多年前就立志為推動中國的社會變革而全力以赴、萬死不辭的人，他當然絕對不是一個鄉愿到認為中國的今天有所進步就該受到讚美、收到接納、收到擁護的人；他在最後的陳述中表達對中國在共產黨統治的一點點進步的肯定是在表達希望，是在表達只要對中國的未來抱有希望，無論你的政治立場為何，都可能因為這點希望而帶來變化，而這些變化最終會給中國帶來我們夢寐以求的自由、民主以及現代文明。 　　然而，「希望」這個名詞對於一個流亡者來說是多麼奢侈！ 　　這一天的十七個月之前，二○○九年六月三日，我從台北搭上長榮班機前往澳門。

澳門是我持台灣護照，無需簽證，可以合法進入中國國境的唯一地方。雖然那裡仍然是特別行政區，但這已是我能夠在這一天到達的中國最近的地方。更何況，那裡有中國政府機構，我的計劃是在第二天，「六四」屠殺二十年週年當天，走入中聯辦，向我遇見的第一個中國政府官員大聲宣佈，我是中國政府通緝犯，前來自首，請安排我回到北京受審！ 　　我已在臨行前委託在台北的朋友，在登機後替我發表聲明： 　　今天是二○○九年六月三日，我是吾爾開希，流亡的中國異議分子。 　　一九八九年，中國政府血腥鎮壓了發生在北京的民主運動，也就是「六四屠殺」，鎮壓之後，我受中國政府通緝，名列二十一個學生領袖第二名，被迫逃離中國，開始了我的流亡生涯

。 　　今天，我決定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向中國政府駐澳門聯絡辦公室尋求投案。 　　二十年來，中國政府奉行流放民運人士的政策，相當一批異議分子被迫流亡海外。流亡者追求回家權力的抗爭從未停止，而中國政府對我們的這扇門則始終緊閉。 　　我不能回到中國而我的父母又受到中國政府限制出境，其結果，我已二十年未得與家人相見，我和我的父母為此受到極不公平的磨難。這是一個中國政府極其殘酷而無恥的行為，即不符合人類文明基本準則，也不符合中國人的傳統價值，更不符合包括中國憲法在內的各種保障公民權利的法律公約。 　　經過多年努力斡旋而沒有結果，我今天決定以投案這樣一種方法爭取回家。 　　我的投案絕對不應

被理解為我承認自己二十年前的行為是違法和錯誤的，我在此重申一九八九年中國發生的慘劇，中國政府負有完全的、不可推卸的道義、政治及法律責任。我在投案之後，將利用中國法庭這樣一個表達平台，與中國政府對此進行爭論。我希望在二十年後，中國政府在「六四屠殺」這個歷史問題上能夠有新的立場，承認罪行，向全國人民道歉，追究相關人員責任，並向受難者家屬乞求寬恕。 　　我已於今日下午四點二十分，搭乘長榮BR805班機前往澳門，澳門是我持台灣的護照可以免簽證而進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我將於明日，六月四日，國殤日二十週年當天，前往中華人民共和國聯絡辦公室，尋求安排投案及引渡相關事宜。 　　感謝大家的關心與支持。 吾爾

開希 　　流亡二十年不得回國，這是精神酷刑；二十年見不到父母家人，這不僅對我，更對我父母來說，已超過精神酷刑，他們受此折磨只是因為他們的兒子二十年前的言論和行為不見容於中國政府，這是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所無法容忍的野蠻原始的行為。我要以投案自首強烈抗議！我要回家，哪怕這回家意味著牢獄；我要見到日漸年邁的父母，哪怕這見面將是以探監的形式；我要繼續尋求二十年前中國大學生在街頭提出的與中國政府的「對話」，哪怕這對話以起訴和答辯的方式進行！ 　　然而，我在澳門機場被扣留，並於第二天被強行遣返回台灣。那天晚上，我在澳門機場的移民局拘留室狹小的房間輾轉反側，難以入眠。時鐘到達十二點，六月四日，二十年了！難道我

們將來都會是在海外紀念這一天嗎？難道我們離中國最近的就是這澳門機場小小的拘留室嗎？ 　　在這一天，「希望」這個概念，離我好遠。 　　如果說流亡是精神酷刑，那麼流亡中失去返國的希望，則使得這一酷刑變得幾乎一分鐘也無法再承受！ 　　演講結束，我與幾位我極為崇敬的諾貝爾和平獎得獎人會晤，並召開記者會，繼續呼籲中國政府釋放劉曉波，容忍和傾聽不同的聲音。當晚，我回到廣島王子飯店二十層樓的房間，憑窗遠眺，夜景非常迷人。我看著廣島灣中的燈火，說不定，那移動中的某條貨輪，即將前往中國的上海港？這時突然意識到，我流亡的時間已經超過二十一年又四個月－－也就是說，我流亡的時間已經超過我在中國生活的時間！ 　　一股已

經很久不曾感受的巨大的悲傷情緒湧上我的心頭。 　　很久不曾感受絕不是因為遺忘，流亡是不可能被遺忘的，即使在心情最為愉快的哪一天，比如兒子的出生，那流亡者的感受也從來不會真的消失，那是一種憤怒加上更多是思念的酸楚的複雜情感，每當希望的感覺低落，這感受中就會多出悲傷。但二十年的時間，我們也早已學會承擔起這些複雜的情感，懷著理想，堅定地抱持希望。如果要用一個詞來形容，那就是「堅強」：不需時時想起，也絕不會一夕忘記。學會堅強是每個流亡者的基本功課，學會堅強，就不會常常受到悲傷情緒的衝擊。 　　在我來到廣島五個月之前，又是六月三日，也是在日本，我試圖從成田機場搭機，經北京前往曼谷。我的計劃是在飛機抵達首

都機場時，再次向中國官員聲明，我是中國的通緝犯，現在中國領土上尋求投案自首。儘管這次我的行程保密到家，機票也是在前兩天才在網路上購得，我在成田機場試圖搭機時，地勤的日本小姐一臉訝異、一臉狐疑地看著螢幕告訴我，這張看來一切沒問題的機票，被中國政府Cancel（撤銷）了。我投案自首的努力再度挫敗。 　　第二天，也就是六月四日當天，我在中國大使館門前參加「六四」紀念活動，一躍翻過日本員警圍欄，試圖闖入中國大使館，再次向大使館「自首」尋求引渡回國。我記得那天站在大使館門口的心情，應該比起一年前在澳門更加憤怒、更加悲傷、更加絕望。 　　日本機動隊五、六個訓練有素的警察在幾秒鐘之內牢牢抓住了我，我再一次離

中國領土幾步之遙而不得其門而入，之後的兩天，我在東京拘留所渡過，在囚室中渡過六四當天似乎要成為我獨有的紀念方式了。而此時的中國除了在天安門廣場一定是非常肅殺，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嚴防民運分子、訪民、藏人或其它受迫害的中國人借這一天國際媒體剩餘不多的對中國人權、政治話題的關注「滋事」，其它地方沉浸在剛剛成功舉辦過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並在風雨飄搖的國際金融風暴中屹立不搖，甚至要扮演頹敗西方的拯救者的角色，當政者是躊躇滿志、志得意滿的嗎？ 　　再過了幾個月，十月八日，挪威奧斯陸，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宣佈，深陷獄中的中國異議分子，零八憲章的起草人，八九學運的參與者，我的好友和導師劉曉波為二○一○年諾貝爾

和平獎得獎人。 　　兩天後，諾貝爾和平獎得獎人高峰會找到我，希望在劉曉波繫獄且無法聯絡其妻子劉霞的情況下，邀請我到廣島與會，發出中國異議分子的聲音。 　　當在廣島的兩天，日本以及國際媒體把正在日本參加亞太經合會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美國總統歐巴馬，日本首相菅直人，再加上達賴喇嘛和我的合照並列排出，並提出中國人權與政治改革這個議題時，呼籲釋放劉曉波時，我感受到二十多年前我在北京走上街頭時所受到的全世界的支持，這種久違的感受使得「希望」這個概念又似乎再度走近了我。 　　今年，二○一三年，本書出版時，六四紀念日又屆，我們仍然在海外，同時我們學會的堅強和希望也已深植我們的心中。 　　這希望到底是什麼呢

？除了最終我能夠回到中國，進入中國的一刻親吻久違的土地，擁抱我的父母，祈求他們的原諒，回到天安門廣場向「六四」英靈報告這二十多年來我們的努力。這希望總是要具體到能夠讓六四英靈感受到當初為之犧牲的理想實現有日吧？ 　　如果說二十世紀的世界歷史僅有兩頁，它一定會記載兩件事：兩次世界大戰及之後幾十年的冷戰，也就是反法西斯和反專制，而這兩大戰役都在「自由、民主」的旗幟之下，這就是二十世紀歷史的主軸。二十四年前在柏林牆倒塌，東歐、蘇聯共產黨國家一個個走入歷史的時刻，整個世界因為感受到期盼千年的和平與文明正在降臨而歡欣鼓舞，自由、民主戰勝專制，完成了二十世紀的歷史使命。中國的大學生雖然在八九年走上街頭，啟

動了這場戰役最後一場勝利戰鬥的序曲，卻在這場全世界參與的嘉年華中缺席，全世界也為中國傷痛也扼腕。 　　「六四」屠殺，令成百上千個家庭破碎，母親悲傷；中國沒有走上民主與自由的路，卻走上了員警統治、權貴專制。「六四」把我這個當初二十一歲的初生之犢變成了經過流亡二十多年的中年人，今天的我是一個堅定的自由主義者、堅定的異議分子堅定的民運人士。我們學會了希望，我們學會了堅強，我們更需思索二十四年前一場偉大的民主運動，以血腥的方式收場，把我們造就成為異議分子這件事對我們的意義為何？ 　　我們要謹記另外一個名詞：責任。 　　我堅信，中國即將進入一個新時期，在這個時期，專制將褪去，自由與民主即將落地生根，中國

人將面對一個在自身歷史中未曾經歷的轉型過程。而歷史進程剛剛走過的這幾十年，共產黨專制對人性進行了無情的摧毀，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因素在中國一旦誕生即受扼殺，在這些使得對民主以及對於公民意識的呼喚將會是一個嚴峻的課題；此時民族主義、甚至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都會在中國找到土壤而萌芽，而成為一個現代文明國家所需的自由民主價值要怎樣或者說能不能在中國順利誕生？傳統文明中的社會和諧、榮譽、忍讓等精神與現代文明中的個人權利、表現等精神如何找到相容的根基？幾十年共產黨殘暴統治所遺留的社會正義課題如何解答，民族之間的仇恨如何消解？ 　　二十多年來，仍然願意以「天安門一代」以「民運人士」自稱的夥伴們，一直都在思考

。每個人可能都有自己面對這些嚴峻的題目的方式和角度。我流亡，使我失去回到祖國的自由，卻也宿命般地把我拋向這世界最為自由的地方，我先後在法國、美國和台灣生活，如飢似渴又如魚得水地汲取自由民主的養分。我，在流亡中學會永遠胸懷希望，永遠堅強，永遠牢記責任。而要學會作到這些，必須找到源源不絕的動力，我的動力來源是我的理想。 　　我的理想是自由。 我也是台灣人一九九六年九月，我結束在美國舊金山的學業之後，搭上華航班機，來到台灣，開始了我自此十幾年的「台灣人」生涯。台灣，對於任何一個大陸人來說都是一個特殊的地方。在我童年，文革時期，台灣是寶島，但也是需要去「解放」的寶島。我們那時被灌輸的概念是所有專制國

家同樣簡單的概念，那就是，「我們的國家是最好的，我們的領袖是最偉大的，我們的敵人是最邪惡的，我們的敵人統治下的人民是最不幸的。」後來知道，台灣當年對人民的教育也是一樣，我確信黨年的納粹德國、今天的金氏北韓也都一樣。但當年中國的敵人可不止蔣介石，還有赫魯曉夫、勃烈日涅夫；還有尼克森、卡特；但台灣和美國，和蘇聯還是有不同待遇，台灣是寶島，台灣人民是同胞，台灣有美麗的阿里山、日月潭；而我們不需要去愛美國和蘇聯人民，沒有被教育去嚮往洛磯山、伏爾加河。我們每次提到台灣，哪怕是說「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也必定是充滿柔情。台灣，對於中國人一直是一個神秘、美麗、遙遠不可達的童話地方。但當然，除了文革時期赤裸裸的

欺騙宣傳，說是苦難的台灣人民在蔣匪的殘暴統治之下過著水深火熱的生活之外，那段時間關於台灣的資訊極少。我還記得，八○年代初，那是個什麼都在變，越來越開放的時代，連電視新聞也從三十分鐘制式八股，變成六十分鐘相對活潑再加上國際新聞的節目，即使如此，關於台灣的新聞也是絕無僅有。但某一天開始，中央台的新聞聯播結束時的各地天氣預報決定增加了一個城市，叫做台北。當人們第一次在電視上看到聽到「台北」的播報時，應該都是屏氣凝神的，我至今仍清晰地記得十來歲時所看到的那個畫面，那是一個巨大的紅色中國式建築，矗立在半山。多年後，我知道了那是圓山飯店，再多年後，我親身踏足進入了那個富麗堂皇的大廳，甚至在那家飯店住了整整

一個月，至今，那裡的一樓大廳後端氣派非凡的三層步梯後面藏著的一家麵點餐廳，仍然是我在台北最愛去的午餐地點之一。圓山飯店的畫面作為台灣的具象映在我腦中之後幾年，台灣電影《汪洋中的一條船》獲准在大陸上映，應該是在一九八四年前後吧，我還是個初中生，坐在電影院裡看著當時並不認識的秦漢所飾演的從未聽說過的鄭豐喜的勵志故事，目不轉睛盯著電影畫面帶到的台灣的面貌，台灣人的面貌，故事反而沒那麼注意。台灣，這個過去遙遠、神秘的地方變得真實，而且與我們過去所想像的和被要求想像的樣子都不一樣。記得學運期間，接觸到很多國外來的記者，通過這些記者可以瞭解到很多國外的事情。這時的中國已經開放十年，但資訊流入的管道仍然有限

，而且被政府嚴格監控。我們宛如透過窗縫看著外面的世界，用想像力把零落、片段甚至扭曲的畫面重組，形成我們的世界觀，每天可以接觸很多國外來的人，跟他們談到我們關心的事情，這是學運期間我們這些「學運領袖」才有的一個非常令人羨慕的殊榮。這些外國記者之中最多的是香港人，但往往令我們更感好奇的是不多的幾位台灣記者，他們也許不像香港記者那麼積極、那麼興奮；但似乎更安穩也更能理解我們的渴望。我還記得在那時認識了後來成為台灣電視媒體紅人的鄭弘儀。這時，我們已經知道台灣是一個民主的、自由的、富足的地方，那裡的人民比我們幸福得多，但當然，這個時候，我們早已經知道這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比我們自由、富足而幸福。只是這台灣

人的幸福卻因為我們從小被培養出來的同胞觀念依然存在，而變得那麼直接，可能有一種難以名狀的羨慕甚至嫉妒在裡面吧，算不算是嚮往呢？沒那麼簡單，但想要知道更多，想要瞭解更多卻是絕對的；當然，也會不切實際地幻想有朝一日能夠到那裡。一九九〇年十一月，我以民運人士身分受邀第一次踏上台灣，參訪一個月，從此與這裡結下極深的緣份。之後的六年，我每年至少在台灣一個月，有時長達兩三個月，並在美國與一位台灣女生交往，九四年與她結婚，九六年終於決定到這裡生活，從那時至今近十七年。

拆哪，我在這樣的中國：1/3流行文化的＋1/3國族想像的＋1/3日常生活的

為了解決唐山大地震電影心得的問題，作者李政亮 這樣論述：

CHINA 這個複雜的整體，你猜的透嗎？這樣的中國，要怎麼"拆哪"？ 　　臺籍陸師李政亮從流行文化、兩岸三地國族想像與日常生活角度，　　寫出最重要、最犀利、最好看的中國觀察。 　　中國特殊性讓現代中國呈現極為複雜而矛盾的樣貌：品牌消費的時髦商業廣告與僵硬的政治宣傳話語，同時出現在電視牆廣告中；投資移民美國與偷渡韓國打工，則成為貧富差距的再現……種種匪夷所思的景象不斷出現。 　　這十多年來，北京已成為作者李政亮的生活重心，從塞車、排隊看病、房價飆漲到大學制度的運作等，作者因生活在其間而得以深度分析中國繁華社會背後的真相。在這本新書裡，作者將從流行文化核心、兩岸三地國族想像和日常生活現場等三個面向

，由外而內層層帶讀者深入現代中國現場，揭示中國崛起榮景背後潛藏的問題。 　　媒體的市場化與網路的普及，已讓中國流行文化出現極為複雜的樣貌，而官方對流行文化的控管，以及人民對此控管的批判嘲諷，也形成你來我往的拉鋸態勢。作者從馮小剛的電影軌跡、白領族文化的改變、網路世界所創造的奇蹟以及韓寒旋風，一一分析在娛樂與道德之間搖擺的中國流行文化。 　　此外，中國與臺灣、香港與日本之間的微妙關係，也影響著中國官方政策與人民生活。作者不僅從兩岸影視作品分析其中的國族想像，也逐一探討中國與香港、中國與日本、中國與西方，自清末迄今的關係變化，從宏觀的歷史面向解說現今中國的內在性格。 　　最後，作者帶我們深入中國生

活現場，展示小市民在都市生活的縮影。在過度市場化所造成的權錢時代中，從醫院手術的紅包到幼稚園、小學的贊助費，潛規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作者除了一一分析中國面臨的大學教育、買房和看病這三座大山之外，還挖掘出更多潛藏的大山。 　　中國大轉型的年代：大國崛起、「世界市場」與「世界工廠」集於一身、流行文化竄起乃至公民社會呼聲崛起。這本書將有助於認識真正的現代都會中國，是作者繼《走進都會中國》後，進入中國現場再一課。 本書特色 　　1.每一章皆整理出相關重要事件年表，讓讀者對於現代中國有縱深式的瞭解。　　2.全書條列出65個中國關鍵詞，讓讀者看懂現代中國的精髓。　　3.為《走進都會中國──一個臺灣人登陸十

年的文化觀察》的進階閱讀，兩者相輔相成。 作者簡介 李政亮 　　現為臺籍陸師，任教於天津南開大學傳播系。 輔仁大學法學士、臺灣大學法學碩士、北京大學哲學博士。著有《走進都會中國──一個臺灣人登陸十年的文化觀察》（2009）《美好年代．巴黎片斷：廣告海報中的城市故事》（2008）、《太平洋濱陽光下 : 世紀末臺灣向度的思索》（1999）。 　　二○○○年初旅中國，看到社會轉型過程中的種種現象，相信在大學、書店、建築、異質文化等城市文化的表象背後，總有一些值得探究的事物。同一年，帶著觀察者的好奇進入中國社會，居住迄今十一年。這十一年也正是中國大轉型的年代：大國崛起、「世界市場」與「世界工廠」集於一

身、流行文化竄起乃至公民社會呼聲崛起。 　　十一年來所寫的中國社會觀察文章，曾發表於《中國時報》、《聯合報》、《新臺灣週刊》、《兩岸雙贏》、《旺報》、Taipei Times等報刊。 ◎推薦序 ＜走進中國看拆哪＞ ──周奕成（專欄作家、政治運動者）◎前言：讓人驚豔、疑惑又難以理解的中國景象 ◎認識的第一步──詞彙裡的中國 第一篇  流行文化核心【流行文化 重要事件年表】 ．從主旋律電影到主流電影：馮小剛啟示錄馮小剛的拍片軌跡僵硬的主旋律電影《唐山大地震》的文化政治．英雄形象，殺人遊戲與白領職場小說勝者為王的生存邏輯從消費情境回歸職場現實上班族的通關秘笈中產階級的現實困境．需要快感的時代《娛樂

至死》的反思激情的演員們網路世界傳奇．韓寒旋風與迷思八○後作家韓寒批判者韓寒兩個韓寒．無力者的反抗與道德壓抑快感潔淨社會的管理機制管理媒介的力量道德旗幟的飄揚．中國足球啟示錄呼喚足球悲情不斷的世界盃足球賽中國足球為何扶不起？中國足球內幕◎注釋 第二篇  兩岸三地國族想像【兩岸三地 重要事件年表】 ．兩岸影像的文化想像 香港電影在臺灣間諜片時代鞏固意識型態的軍事政宣電影臺灣電影的中國想像中國電影裡的臺灣國共和解下的影視作品．中港之間的香港故事從避居之所到家在香港回歸之路中港之間的價值衝突．一觸即發的中日關係？相互纏繞的近代史層層疊加的日本想像緊繃的中日關係二○一一年，中日兩國的歷史轉折點．重層的

進化思想與「西方」想像社會進化論的西方源起與西方現代性的初步接觸社會進化論在中國的初始福澤諭吉與梁啟超中國的國民性問題毛澤東時期的改造鄧小平時代的轉化開始裂解的「西方」想像百年圓夢．人人都在用歷史文化熱之下的歷史想像陳寅格與顧准熱大國崛起與資本堆積下的歷史想像魯迅或胡適？◎注釋 第三篇  日常生活現場【日常生活 重要事件年表】 ．尋醫記過度市場化之下的醫療體驗中國醫保vs. 臺灣健保求醫潛規則．中國的房事問題房價飆漲下的眾生相房屋拆遷悲劇感性將克服現狀？．第四座大山：光怪陸離的幼兒小學教育幼兒園入園難入學贊助費沒有歡樂的童年教育，不只是教育問題．大學的想像與亂象大學角色的變化中國學術環境觀察抄

襲造假惡風．過度市場化的臨界點中國式市場化欠缺討論的「公共」真假難辨的市場神話過度市場化的道德危機．「平民經濟學家」郎咸平郎咸平旋風的出現冰棍理論與郎咸平批判平民經濟學家． 公民社會之路從新權威主義、民主先導論到civil society的出現公共性的喪失與媒體新空間公民社會該走向何方？◎注釋 ◎後  記 推薦序 走進中國看拆哪 　　李政亮是這個世代的臺灣知識分子，對中國文化進行觀察與評論的重要一人。這個重要性首先來自他參與了二十一世紀中國人民的生活。從西元二○○○年起，政亮在中國求學、研究、教學、寫作，先是在北京大學讀博士，後來在天津南開大學任教職，在中國社會裡有融入的身分與持續的生活，

這或許正是他的兩本中國文化評論集—一年多前的《走進都會中國》，以及這本《拆哪，我在這樣的中國》，都有比一般臺灣人「走得更進去」的感覺。政亮走進中國，與中國的人民大眾一同呼吸吃飯喝茶搭車讀書看電影，北京和天津的每一天，也是政亮的每一天，這使他比一般訪調旅行式的研究者更能體察民間細微的脈動，也獲得了非在地生活者無法擁有的洞察力。 　　對中國社會的觀察評論，李政亮採取了廣義的文化研究取向，這在中國研究的領域裡還是比較非主流的路線。美國為主的西方社會科學界一般所稱的「中國研究」，從前是一個不正常地受到戰略與經濟利益需要過度影響的研究領域，除了對中華語言歷史即所謂漢學的研究之外，基本上可以說是被「討厭中

國、害怕中國與利用中國」這樣的幾種需求所主導。至於中國當代文化或民間流行文化的研究，由於沒有顯著的戰略與經濟價值，受到政府與大學的忽略。政亮所採取的文化研究取向，不僅是以文化現象為研究對象，更把文化定義為廣泛的社會性活動，考察其與政治經濟結構的關係。 　　做為臺灣解嚴世代的一分子，政亮的生命背景，給予他思想內涵與問題意識，從而讓他的中國觀察與評論更具代表性。「解嚴世代」是我在幾年前提出來的概念，用以描述在臺灣八○年代後期至九○年代這段戒嚴解除後的年代裡，接受重要的政治社會化的世代群體。解嚴世代中，有些人曾參加追求民主自由的學生運動，所以也被稱為「學運世代」，但「解嚴世代」是一個意義比較寬闊，也

比較具有歷史感的名稱。解嚴前後的年代，是臺灣歷史上繼一九二○年代臺灣新文化運動之後，第二個思潮澎湃人才輩出的年代。當年，政亮與他的同輩們，包括我自己，在黨國教育體制鬆動的裂隙下，大力呼吸清新開放的思想空氣。那時候的困知勉行，養成了今日對文化價值議題的敏感性，對政治經濟變遷的理解力。對一個從封閉轉為開放，國家權力逐漸讓位給市場的社會裡面的種種現象與問題，我們這代臺灣知識分子特別有興趣，也有很多的看法與想法。 　　就這種對變遷社會觀察理解的興趣而言，政亮是幸運的。他在臺灣第一次政黨輪替之際，到中國大陸繼續深造。中國成為他在故鄉臺灣之後的下一個注視與深思的對象。他所看到的中國都會文化的勃興、大眾媒體

的變化、世代文化的差異、社會價值的轉變、知識分子的轉型，乃至電影與流行音樂對時代背景的反映，都是營養豐富的思想糧食。很自然地，出於對臺灣未來不可遏抑的關切和停不下來的思考，也基於青年時代無法磨滅的經驗和感受，政亮會把中國現況與臺灣做比較或對照。這樣的比較、對照，或者說是反思，有時候隱而不顯，但卻是他在走進中國這兩本書中不斷迴旋的主調。 　　雖然試圖走進去，但是政亮還是保持著一種略帶距離感的客觀態度，使讀者似乎較難判斷作者對某些事情的主觀好惡。這或許是出於對被敘述之對象—當代中國的尊重及同情的理解，也可能是作者謙遜善意的性格使然。雖然是一本評論集，政亮卻把他自己的意見平滑地置入在他所引述的各類事

實中。比較具有敏感度的讀者，仍然能夠讀出政亮的基本立場：他對中國很有感情，對中國的一切都有興趣，他對有理想的中國文化與思想工作者懷有敬意，也期望中國能因為他們的努力而變得更好，在任何方面他都對中國是善意的。但是他不像一般中國熱的作者，對中國未來抱著一種僥倖式的期待。文化研究者必定對現況抱著批判的立場，對於期望和預期是不能混為一談的。 　　這樣的立場，其實正是我所認為這個世代臺灣人對中國大陸應有的態度。知識分子應該先對自己的社會抱有熱望，又能夠對自己的文化進行冷靜的批判。唯其臺灣知識分子能夠愛臺灣又批判臺灣，才能夠改善臺灣；能夠愛中國又批判中國，才能夠幫助中國。如果說臺灣目前對中國的認識與交往，

大多被政治恐懼與經濟貪婪兩種心態所籠罩，那麼文化上的友愛與批判將是最具進步性的第三種取向。這樣的文化介入行動，是這個世代臺灣知識分子對中國所能做的最好的貢獻。以此，我期待政亮繼續帶著我們走進中國，看看這個「拆哪」，什麼不該拆的拆了，什麼該拆的不拆。 周奕成（專欄作家、政治運動者） 前言 讓人驚豔、疑惑又難以理解的中國景象 　　本書是《走進都會中國：一個臺灣人登陸十年的文化觀察》的延續作品。在《走進都會中國》出版之後，有些臺灣的大學教授將之作為兩岸關係或是通識課程的參考書，香港和中國的網站上也有人推薦這本小書，甚至也有來臺灣交流的大陸學生寄信告訴我讀完這本書的心得。 　　這些都是《走進都會中國》

這本書小小的好運氣。對我來說，《走進都會中國》比較像每學期開學之初的前幾堂課，得用較輕鬆、面向較廣的說法，讓學生對課程保持新鮮感與興趣，特別是書中也加入當今中國社會文化的關鍵名詞解釋，希望讀者能夠更進入當今中國生活脈動。 　　異質時間共存的國度 　　當然，有興趣的讀者會問：現今的中國景象發生了什麼變化？本書與《走進都會中國》又有何不同？在我看來，中國景象就如同萬花筒，每轉一次就會有截然不同的景觀出現，其景象時而讓人驚豔、時而讓人疑惑、時而讓人無法理解。這種差異，一如村上春樹的小說《挪威的森林》結尾的「我現在到底在哪裡」所呈現的茫然與錯置感。 　　驚豔是有的。在北京或上海的商業中心，矗立著高聳的

大廈，各種名牌轎車行駛穿梭在這些昂貴地段的馬路上，這裡的人們總是西裝筆挺、行色匆匆。當然，數量逐漸增加的老外面孔（也許他們還會講些中文），點綴了這個與國際接軌的世界市場景象。 　　這是一個仿如與紐約、東京同步的時間向度。這樣一個中國崛起的時間向度，也展現在一家家精品旗艦店的出現、中國觀光客的消費能力提高，或是二○一○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等現象上。 　　困惑是有的。在這些商業中心，偌大的電視牆已成為現代城市的必要裝備之一，只是，品牌消費的時髦商業廣告與僵硬的政治宣傳話語，不協調地同時出現在電視牆的廣告中。就像是家中的電視螢光幕裡，充斥著各種時髦廣告，但共產黨對日抗戰及國共鬥爭的電視劇卻也屹

立不搖。 　　此外，這樣一個世界市場中國的景象，不僅已是中國大城市的自我定位，也是許多人心目中的中國形象。然而，世界市場中國的受益者─金字塔頂端的富人們卻爭先恐後地外移。二○○九年被稱為富人移民潮，依照美國國務院的數據，二○○八年十月到二○○九年九月，投資移民的核准數為四千兩百一十八人，其中七成來自中國。根據二○一一年中國招商銀行與美國貝恩管理顧問公司（Bain & Company）所發布的「二○一一中國私人財富報告」的數據，可投資資產在一億元人民幣以上的頂層人群中，已有百分之二十七成為投資移民。這份報告也提到另一個驚人的數據，可投資資產達一千萬元人民幣者在二○一一年預計達到五十九萬人。此外，

二○一○年中國個人可投資資產的總和是六十二萬億元人民幣；而個人可投資資產在一千萬元人民幣以上者的可投資資產規模，達到十五萬億元人民幣，這意味著占人口百分之零點零四的富裕人士，享有中國將近四分之一的財富。 　　不僅頂層的有錢人急著離開中國，他們的移民也與子女教育有關。相當於建國中學、北一女的北京四所中等頂尖高中，也在二○○九年下半年紛紛開設「出國班」，也就是不參加中國高考（大學入學考試）直接申請美國大學的專班。二○一○年，北京已有七千名考生放棄中國高考而申請美國學校。富人移民的主要理由多是追求更好的生活環境，高中生赴美基本上與家庭資源有關，而其理由多是對中國教育體制失望。 　　無法理解的事情也是

有的。這個移動的群體是追求心目中更好的生活，然而也有一些群體為生存一搏。儘管中國作為世界市場已成事實，然而昔日偷渡的戲碼卻依舊上演，二○一○年一個中國赴韓國旅遊的旅行團團員中，四十四名團員在入境韓國後脫逃，理由無非是在韓國打工。這是一個尚未終結的舊時代故事，然而卻不只有這個個案。 　　在中國，一般人對錢與權結合的不滿也在快速上升中，如近年來頻頻出現的土地拆遷抗爭，或是挾當官父親自重的「李剛門」事件等等。在過度市場化的腳步中，一些制度的運作也瀕臨危機，像是在幼稚園與醫院門口大排長龍等著登記入學與就診的人們，便說明著基層教育與醫療資源的嚴重不足。二○○九年出版的《蟻族》一書，是介紹大學畢業生低收入

群體的生活狀態採訪實錄。更是揭開了大城市的另外一道風景線─大學畢業生在城市邊緣過著低收入、低生活品質的生活，每年夏天的北京火車站前，總是群聚就地而睡的農民工。這些還僅是城市中國的景象，還有一大片的農村中國不在此列。 　　萬花筒是由許多碎片組成的，中國這個萬花筒的碎片則是由快速甚至過度的市場化、官方的管理主義與意識形態，以及隨之而來的錢權合作、潛規則、倫理危機等元素組成。 　　中國景象最亮麗的一刻或許是二○○八年北京奧運前後，北京奧運是集結所有資源於一役的國家儀式，就時間上來說，是中國百年前的辦奧夢想的實踐，也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紀念，所有的民族激情盡在其中，所有的社會矛盾也在激情中消解。然而

，在北京奧運之後，萬花筒中的那些碎片依舊存在，如北京奧運那樣的亮麗一景卻已難再出現。或者應該說，以十三億人口規模為基礎的中國，其總體影響力在世界上將扮演強勢的力量，但是中國最大的挑戰則是自己─萬花筒裡碎片所排列出來的，這些不無荒謬甚至光怪陸離的景象，已滲入流行文化、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中。 　　流行文化、國族想像與日常生活 　　本書的構成分為三個部分：流行文化核心、兩岸三地國族想像與日常生活現場。 　　第一部分聚焦在流行文化。對我來說，流行文化不僅是流行的文化，其背後有政治、經濟、社會等因素共同造就而程，我的角色就是如同偵探柯南一樣抽絲剝繭，解讀流行文化背後的意涵。 　　自九○年代中期以來，各類媒

體陸續市場化加上網路的普及，讓中國流行文化的樣貌變得極為多樣複雜，既有爭取觀眾目光的誇張演出，也有透過網路對文化管制進行嘲諷的聲音。有趣的是，無論是誇張的演出或是嘲諷的聲音，都出現了一些新的流行語言。 　　然而，文化管理機制依然使用舊的規範與語言進行批判和管制。文化管理機制真的已經失效了嗎？現今，從主旋律電影走向主流電影是一種新的趨勢，官方意識形態與資本、巨星聯手演出，大家在娛樂的文化政治中狂歡─官方認為意識形態有效達到宣傳、電影公司荷包滿滿、低於行情價演出的巨星們完成政治任務、觀眾在銀幕上看到巨星，大家各取所需，結局完美。這或許是當今中國最為重要的一景──娛樂化的政治。現今中國如同一個文化實

驗場，伴隨主流電影出現的，則是重慶「唱紅歌」的道德動員。在娛樂與道德之間，是現今中國文化的弔詭之處。 　　第二部分的主軸是歷史，包括從影像討論臺灣與香港的身分認同與中國想像、千絲萬縷的中日關係等。篇幅最大的〈重層的進化思想與「西方」想像〉是從許多年前的好奇開始的：為什麼「落後就要挨打」之類的想法不斷出現在人們的言談中？為什麼中國與西方的對比經常被提出？為什麼「趕超」之類的說法從清末、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初，甚至到現今始終都有人談論，這種說法是從何而來？又有何侷限？ 　　此外，歷史在中國並非僅是過去的故事。在崛起的年代裡，昔日的榮光歷史成為電視劇內容；在高度市場化的年代，老祖宗的養生之道成為健康

熱潮的最重要元素；在中國走向困惑之際，魯迅與胡適成為象徵，論戰者對孰優孰劣激情論戰。這些也構成了當今中國另一道特殊的風景線。 　　第三部分則是走進生活現場。這一部分穿插了一些個人經驗在其中，是小市民都市生活的縮影。在過度市場化所造成的權錢時代中，潛規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從醫院手術的紅包到幼稚園、小學的贊助費，讓一般市民的生活已到了某種臨界點。此外，在筆者的觀察中，兒童教育問題也將成為中國社會的「第四座大山」。現今中國的基礎教育，不僅是孩子背負沉重的升學壓力，更成為父母社會資源的展現。最值得注意的是，權錢當道的時代也是倫理備受考驗的年代，真真假假難以辨認，「挾屍要價」的照片更是一種時代寫照。 　

　到底中國社會未來能否克服眼前的種種危機？公民社會能否成功打造將是關鍵。本書的最後一篇文章〈公民社會的文化政治〉便從歷史面回顧公民社會概念在中國的討論歷程。在筆者看來，部分媒體與新媒體確實已成為推動公民社會的力量，不過媒體的力量多集中在單一議題的窮追猛打上。在整個社會的想像上，中國社會內部仍存在很大的差異，例如社會的構成單元到底是公民社會中的「公民」，還是傳統共產黨論述下的「人民」（或群眾）？這個議題，可能將是中國內部最大的爭議之一。 　　最後，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感謝黃冠棟、張百達、楊詠翔、鄭又銘（大熊）、蔡卓芬對初稿的閱讀以及意見的提供，特別是百達細心地訂正了其中的許多錯。此外，感謝朱一南照

片的提供以及楊齡對注釋部分的協助。最後，感謝陪我度過十年中國生活的妻子陶然以及兩歲半的小兒育昇。 後記 　　本書的寫作，其實是從兩個關懷出發：一是另類中國觀有無建立的可能，二是個人在知識迷宮中的求知歷程。 　　如同清華大學教授吳介民在〈第三種中國想像〉（收錄於《秩序繽紛的年代：一九九○ ~ 二○一○》）中所批判的，臺灣主流的中國觀不外乎國民黨的世界市場觀以及民進黨視中國為威脅兩種觀點，而許多臺灣人的中國觀也隨藍綠分歧。事實上，這兩種主流觀點不僅相互對抗，也壓抑了另類中國觀的可能，甲說中國是世界市場，臺灣必須加入世界經濟的潮流中，乙可能反駁中國飛彈對準臺灣，西進中國是不可靠的。在這些對話之下，又

可以延伸出一大堆臺灣人已然相當熟悉卻是圍繞政黨政治出發的論述。 　　在筆者看來，想在主流的兩種想像中另闢途徑，必須拉開另類的觀察視角，而認識當今現實中國的不同面貌顯然是最重要的前提之一，否則我們只是在討論想像中的中國。在《走進都會中國》中，我嘗試從日常生活的不同片斷切入，主要原因在於日常生活是在地政治經濟社會脈絡的縮影，在影像、流行歌曲、消費關係、語言差異，與當地人的實際互動接觸中。每一個生活片斷都像是馬賽克，我們必須打開一個個馬賽克，才能瞭解當下中國發生什麼事情？這種想法的出現，既有個人觀察視角的改變，也有另類視角中國觀之必須的想法。 　　作為高中看黨外雜誌長大的五年級末段班的筆者來說，大學

與研究所選讀法律與政治似乎是一種自然的選擇，國家、政府與政黨政治理所當然就是世界運作的最重要單元。雖然侯孝賢、楊德昌、萬仁、小津安二郎等導演的作品一度走進內心世界，楊照的文化評論、蔡珠兒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社會人類學式的深度文化報導等，都讓筆者懷疑是不是選錯科系。然而，在內心的天平上，對於這些影像與文字作品的悸動，似乎仍比不上當時本土意識高漲圍繞在國家層面的宏大話語，乃至一場場激昂的群眾運動。這種內心的矛盾有點像是日本作家太宰治《人間失格》中，兩個自我不斷糾結甚至嘲笑的過程，在曾經參與的抗議活動的人群中，也始終像個無法入戲的行動者，或僅是個城市晃遊者。這種壓抑於內心的欲望，似乎直到北京讀書並

確認進入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領域才得到解脫。 　　從宏大的國家與政黨政治位移到文化研究所關注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是一個看似不小的差距。這個差距指的並非從關注對象的「大」或「宏觀」移轉到「小」或「微觀」，而是從國家與政黨的視角移轉到社會面向，進行批判性的觀察與分析。文化研究，用最簡潔的話來表述，就是已逝的英國文學理論與文化評論家雷蒙．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所說的，「文化即生活」，也就是文化在日常生活中。而其研究對象，借用英國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霍爾（Stuart Hall）的話來說，文化研究處理的就是「文化政治」（cultural p

olitics）。 　　舉例來說，廣州亞運楊淑君事件在臺灣所激起的反韓情緒，對文化研究者來說，會追問這個現象究竟是在什麼樣的脈絡下出現？哪些脈絡彼此交織、接合，產生了這樣的情緒？臺灣與南韓在企業競爭下的訂單情結？在臺灣現代化之眼中，昔日位居下風的後位者的崛起？真實性有待查證的「南韓動輒說○○○是韓國人」的報導（這背後隱然藏著「文化正統」的確認與爭奪的味道）。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觀察兩岸關係，可以發現法政取向與文化研究取向的差異。對法政取向的人來說，ECFA對兩岸經濟的衝擊，乃至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與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的接班過程，以及中國的兩岸政策，毫無疑問是關注焦點。 　　然而，對文化研究者

來說，可能會關注在中國崛起之後，電影、電視、唱片等文化產業的生產模式與內容，是否因資本的移動出現分工的改變等？如果有所改變，這對華人圈的流行文化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在中國崛起的大背景下，電影、電視劇和「春節聯歡晚會」等，如何再現當下的大國崛起？文化管理的機制與標準又出現了哪些改變與相對應的批判與挑戰？ 　　文化研究聚焦日常生活的視角，確實讓我像個社會人類學家似的，在中國這個偌大的田野中找尋有趣的現象。片斷對我而言是個重要的概念。片斷的討論源自德國社會學家西美爾（George Simmel）與文化評論家克拉考爾（Siegfried Kracauer），面對二十世紀初期乃至威瑪共和時期崛起的新興城

市柏林，他們以許多篇幅不大的文化評論，記載了他們眼前的時尚、社交、飲食、電影院等等城市生活片斷。這些片斷不僅是表象、象徵，而是政治經濟社會脈絡的聚合。 　　這些異質的片斷，其實都需要更多深入的個案研究與討論。異質的片斷也必須與中國特殊性的論點對話。不容否認，當今中國的景象極為複雜，面對如此複雜的景象，中國特殊性的論者經常提出國情不同之類的說法。然而，特殊國情或者整體的中國的說法，經常也只是遮蔽了政治經濟脈絡檢驗的可能性。中國作為一個整體（或者只有城市中國與農村中國的粗略區分）恰好忽略了中國內在的複雜程度，即便在大城市內部（如北京城南與城北之間的差異），其樣貌就已十分複雜。 　　與另類中國觀相對

應的，是另類兩岸交流的可能。兩岸交流不必然就是衣著光鮮的官員或企業家的交流，在政治與資本之外，還有社會成員對話的空間，議題可以是對發展至上主義的批判、社會運動者的對話等等。當然，這個前提是要不斷理解雙方的社會實景，希望本書對此能提供一些幫助。 尋醫記 「教育、買房和看病」被稱為中國社會的「三座大山」。「三座大山」的說法語出毛澤東，他原來的說法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猶如三座大山壓在中國人民身上，以致人們無法喘息。教育、買房和看病，分別指大學的學費高漲問題導致上學難，到大學擴張使大學生突增，因而求職困難；房價高漲，使一般人買不起房子；看病則是沒錢看不起病。一切都與錢有關，確實如此

。一九八五年之前，中國醫院經費由政府全額補助，之後政府補助減少，醫院必須自謀財源。一九九七年，大學學費狂漲。一九九八年，原本社會主義特色的核心之一「福利分房」在朱鎔基任內正式取消。教育、買房和看病於是成為壓在現代中國人身上的三座大山。過度市場化之下的醫療體驗 這三大山中，我對醫療體會特別深刻。從二○○○年在北京生活開始，十年之間總有身體病痛造訪醫院的經驗。在這幾次的尋醫記中，也累積了對中國醫療體系的觀察。第一次到醫院，是因為牙痛。兩岸的醫療資源分布有著很大的不同，在臺灣，各種醫療診所林立，從牙科、內科到外科等不一而足，不過中國並非如此，私人診所很少，看病基本上就得到醫院。 當時朋友

告訴我，北京的口腔醫院最富盛名，但是去看病得提早，大概得早上五、六點就去排隊，否則掛不上號。果然如此，我大約六點到醫院排隊就已經大排長龍。從掛號排隊、等待叫號到看完牙齒，已經花了一個上午的時間，後來發現，這是在中國看病的「基本格局」。「關係」在醫院中是存在的，如果有認識的醫師，只要在約定時間前往即可，剩下的掛號程序等可以補辦。 排隊僅是尋醫記的第一關，接下來的掛號也是一門學問。在醫療市場化的趨勢之下，每位醫師的掛號價格有所不同，從五元人民幣的普通號到上百元人民幣的專家號掛號費都存在。既然排隊如此麻煩、掛號費價格差異如此之大，這也延伸出兩個現象：第一是「票販子」的出現，第二則是評價醫師網站

的出現。票販子就是類似黃牛的角色，許多病患想掛專家號，不過專家每天所看的病患人數有限。這些票販子所做的就是提前排隊掛專家號，然後將這個號高價賣給掛不上號的病患。 依照二○○九年北京《法制晚報》的新聞，一個十四元的專家號掛號費可以賣超過三千元人民幣的價格。票販子已成中國醫療環境中的畸形產物。《法制晚報》所報導的狀況，或許是誇張的特例。不過，如果根據二○一○年八月中央電視臺節目〈焦點訪談〉，記者以隱藏式攝影機採訪北京最富盛名、專以兒童為診療對象的「兒童醫院」，票販子所售的價格是掛號費外加兩百元人民幣。此外，既然專家號的掛號費如此之高，許多病患也會懷疑這些專家的實際能力如何？於是諸如「好大夫在

線」之類的醫師評價網站也陸續出現，這些網站裡會有病患對醫師的評價乃至醫師的聯繫方式，求診的病患甚至可以直接與醫師取得聯繫。 歷經千辛萬苦的排隊與掛號之後，接下來便是看診。這十年的看病經驗中，有幾個與臺灣經驗相當不同的地方。首先是照X光與驗血的次數增加。我曾因為發燒與咳嗽等症狀到醫院，醫師多會要求照X光與驗血，當然這些檢查另收費用。我不是醫師，不清楚我的病情是否需要照X光與驗血，只是病人對醫院的不信任態度是普遍存在的。 二○○七年一則引起廣泛討論的新聞是，浙江一位記者拿茶水代替尿液到十家醫院檢查，結果有六家醫院的檢查結果是茶水有發炎症狀，受檢者需接受醫院進一步檢查，醫院的專業與公信力

於是受到質疑。類似的情形是打點滴。兩歲多的小兒曾有幾次發燒與拉肚子的症狀，我也帶著小兒到過幾家較富盛名的三甲醫院求診，有趣的是，醫師們的反應多是除了開藥之外，也應該打點滴。 市場化之下的醫師與病人關係非常弔詭，病人需要醫師的專業知識與經驗，來判斷自己所患的疾病與醫治的方法；然而，病人又擔心醫師獅子大開口，多做了一些無謂的診療。醫院的績效取決於看病的人數與掛號費、診療費等收入，對醫師來說，看最多的病人、做較多的診療、開較貴的藥成為趨勢。 事實上，這個趨勢背後的壓力來自醫院管理階層。二○一○年，中國雅虎網站製作了一個醫療專題報導，一位執業二十多年的醫師便指出了整個醫院的運作：他所在的醫

院領導每年制定業績年遞增百分之十的目標，然後把這個目標層層分配到每個科室，這個目標可能細化到每人平均出院費用多少錢。這樣的作法也為求診者所知，在網路上可以看到非常多關於疾病及其診療手法的討論，特別是關於孩子生病，甚至包括外國求診的經驗比較。 其中，中國醫師喜歡開出的吊點滴治療也受到許多負面的討論，有趣的是，有些病人也習慣生病吊點滴。身邊的中國朋友曾發生這樣的故事：當他被公司指派到新加坡出差時，不幸發高燒，他一下飛機直奔醫師診所並直接要求吊點滴退燒，新加坡醫師被這個要求嚇壞了，因為點滴只有病情嚴重時才會使用。根據中國發展與改革委員會官員的說法，二○○九年中國點滴的消耗量達一百零四億瓶，以十

三億人口計算，平均每人消耗八瓶，遠遠高於國際二點五到三點三瓶的平均數量。 在北京不同等級的醫院中，醫療資源與設備有不小的差別。二○○三年SARS爆發前夕，我曾因發燒就近到住家附近的非三甲中醫院看診。儘管非三甲醫院，掛號費同樣分等級，而專家號最高達一百元人民幣。就診時，醫師先叫我照X光，等報告出來之後，邊看X光片邊問我症狀，然後寫藥方。當我詢問病情時，她只說：「沒什麼大問題。」雖然是中醫院，卻也沒有把脈看診；要看我喉嚨有無腫痛時，竟然拿出一般家用手電筒，而不是專業手電筒。更讓我驚訝的是，拿著醫師所開的藥方去繳費，才知道藥費高達一百八十多元人民幣，而且醫師所開的藥方，都是一般成藥店裡可以買得

到的藥。而在領藥之際，醫務人員的電腦連線竟然中斷了。 那幾天中國媒體的報導重點之一，就是中國防止SARS的成績如何被世界衛生組織的專家所肯定，但這樣的醫院品質卻無法讓人信任。

「枯木逢春 」無常自然生態中體悟生命價值之動畫創作

為了解決唐山大地震電影心得的問題，作者葉映蘭 這樣論述：

「我」對自己來說，是最切身的存在。然而並不是每個人都能確實的掌握自己的特徵，反而會因為距離過於貼近、無法客觀的看待自己，而造成無法掌握自我特徵的缺憾。藝術創作對自己來說，是抒發與宣洩情感的一種方式。此次創作主要以「透視自我內心創作」為基礎出發，藉此探索「自己」，以自身生活經驗與生命體悟所取得的映像，經由動畫創作自我分析以及心靈沈澱，用隱喻以及有目的性的創作方式來傳達呈現自我內心，續而延伸對自然生態環境的關懷。經過921大地震、莫拉克八八水災，突然之間，美好人間頓成人間煉獄。天災人禍一齊降臨人間的情形會不會終止，或是還會更猛烈的出現，值得渺小的人類嚴肅思考。我們是否應痛定思痛，跳離浮面思考，往

深層內涵去尋根，而後才可能刨根。浩瀚的宇宙似乎愈鑽研愈神祕迷離。這是否已在告訴世人，「人是多麼渺小」。如果說生命的旅途中，會發生一些事情來改變人生的話，製作動畫《枯木逢春》會是個令我改變的點，因為他改變了我對真實的想法，對工作的態度，對人的感激。在這段創作研究過程與互動交流中，得到更多的人生啟示，也更有力量能一步一步的完成。本創作探討生命在沮喪與失落中，往往會尋求精神上的寄託，廟宇的籤詩發揮撫慰人心的功效，遠超乎想像，一句"枯木逢春"可以涵蓋太多意義，我用自己的想像與詮釋延伸創作發展，藉由枯木表皮看似枯萎沒有生命跡象的特寫，嘗試用花布、碎布拼接做轉化，好似表裡不一的生命跡象需要細細咀嚼才能得到

深刻體會。從視覺與故事的規劃，綜合媒材的運用，抒發情感，反映生命現象，以詩意的映像引導閱讀者的情緒，開放式的想像、感受心情，從動畫作品中，得到更多生活上的啟示。並在檢視自我成長的過程中，學習重視生命的存在價值作為創作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