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和商業黃頁資訊網論文書籍站
國立臺灣大學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黃麗玲所指導 張皓鈞的 地方創生浪潮的發展政權重構與共利性演繹—以桃園大溪為例 （2019），提出和峻建設大竹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地方創生、大溪、另類發展、政權政治、共利性演繹。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歷史學系 蔡錦堂所指導 曾令毅的 近代臺灣航空與軍需產業的發展及技術轉型（1920s－1960s） （2017），提出因為有 飛行試驗、軍需產業、航空廠、戰後接收、軍援政策、軍工體制的重點而找出了 和峻建設大竹的解答。
地方創生浪潮的發展政權重構與共利性演繹—以桃園大溪為例
為了解決和峻建設大竹 的問題，作者張皓鈞 這樣論述：
「地方創生」是近年台灣城鄉規劃熱門概念。鄉村地方在左派批判的觀點中，是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情境下資本流動的受害者；但隨著網絡科技、文化經濟、協力治理的興起，又獲取其自由主義式的可能性。通過「治理政治」與「發展政權」的視角，得以一窺創生時代國家政策、社會、市場與地方團體的複雜關係。本研究爬梳晚近20年台灣政策系譜與地方實踐典範轉型，指出2010年代台灣民間興起廣義地方創生運動，在文創與社會創新的另類發展可能中，採用「地方事務事業化」的地方經營模式與行動組織，重新編整了地方的發展資源，展現跳脫地方資源分配結構與僵化協力體制的能動性。在政策研究方面，2016年起國發會的地方創生政策，強化公共管理的企
業主義思維，企圖引導基層政府與地方治理聯盟靈活回應新發展需求。但也展現了發展型國家在新自由主義轉型的張力，國發會訴諸政治整合與網絡化治理的背後，忽略了創新制度建制與實務困境，導致政策目標混淆、缺乏程序依歸而未獲得廣泛社會參與，也遭遇部會政治和地方侍從主義的後座力。而社造到創生的政策典範轉型張力，以及個別事業體走向以地方共識為基礎的願景規劃時，乃通過一種交互的發展性論述機制得以協調。國家將城鄉不均與高齡少子化的政府治理危機，訴諸振興地方產業以創造人口回流。而民間行動者通過社群主義的想像共同體營造與新創聯盟，將個人的返鄉行動鑲嵌地方轉型與再發展的過程中，成為從私利實踐公益的可能路徑。通過這種將個別
發展性演繹為社會公共性的「共利性」調節，帶有創新創業色彩的地方創生行動者躋身發展政權一員。桃園大溪的案例具體而微地展現了地方社會的轉變歷程。1996年社造脈絡下的老街保存運動，讓大溪取得了桃園社造與文化觀光龍頭地位。往後小鎮特有的宗族與小商業者社會脈絡，透過社區協力政策被編整進地方發展政權中，但逐漸衍生山頭紛立與觀光模式淺碟化等發展困境。2015年左右出現新興的文創與返鄉青年力量，通過「河西認同」聚落想像，尋求老城區之餘的多元發展面向與公共生活實踐。2019年大嵙崁文教基金會啟動「大嵙崁地方創生」倡議，匯聚部分尋求地方轉型的社會力。希望以參與式過程凝聚地方共識與願景方案，並透過共利性將個別事業
體提案賦予公共性意涵，進而向國發會提案，但在實務上面對未獲政府授權與地方競合大於整合的困境。而倡議行動也顯影了地方治理角色在創生浪潮的轉化對位，如大嵙崁文教基金會的非營利組織開拓財源、區公所去自治化的治理失能、文化機構木博館與地方的互為主體性競逐等。創生行動者透過引入了市場力量與商業談判技巧，在地方樹立先行的創生模式典範，展開了跨層級公部門的政治溝通搏奕，重塑地方創生的意涵與治理權力邊界。
近代臺灣航空與軍需產業的發展及技術轉型（1920s－1960s）
為了解決和峻建設大竹 的問題，作者曾令毅 這樣論述：
1910年代日本軍方開始陸續將航空科技引進臺灣後， 1920年代起日本陸海軍航空部隊也開始在臺灣展開多次的飛行試驗與調查，這些經驗的累積對於日本航空科技的發展，產生一定程度的貢獻與意義。其次，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美列強開始重返亞洲，為求更快速連結東亞的殖民地，列強各國無不開始進行長距離的飛行試驗，甚至是難度極高環球飛行。臺灣也在世界飛行試驗浪潮下扮演一定的角色，並逐漸成為東亞區域重要的航點，以及1930年代日本推動南方航線時，唯一的空中交通動脈。1931年九一八事件後，中日關係的變化則深刻地影響著日本在亞太航線的布局，連帶也影響著「日臺航線」設置的變更。由此得知國際政治與軍事行動之間的連動及變
數，深刻左右著航線設置與區域航空網的形成，而這也是戰前日本民用航線開設的主要特色。其次，是詳細勾勒1930年代後日本陸海軍駐臺航空兵力的建置、組織、作戰行動與性質，並說明駐臺航空部隊在中日戰爭的角色。同時，考察海軍航空基地的設置與高雄工業地帶的關聯，並探討臺灣工業化下所設定的金屬原料初階加工對日本整體航空產業的貢獻評估，以及臺灣本地資源能提供的航空軍需原料類型、產量與實際效益。 另外，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臺灣因地理位置的關係，對於日本的空中運輸、開戰準備、航空作戰，以及後勤補修方面，均充分扮演重要的中繼角色。不過，臺灣所扮演的角色並非固定不變，而是隨著戰時整體戰略，而產生不同的動態
發展。其次，則是以臺灣的海軍航空廠為例，探析戰時該廠的性質、業務與角色功能，並評估該廠因戰時應急處理而躍升的技術能力與形成的「產、官、學」合作模式，以及其培養的數萬本地航空技術人才，對臺灣所帶來的整體歷史意義。 1945年日本戰敗，中國華民國空軍於是在戰後中美體制之下與美方合作進行對臺共同佔領與接收。其後，空軍因接收松山機場及物資，導致與陳儀當局產生派系鬥爭，並因二二八事件而產生連動性的深遠影響。特別是事件發生後臺籍飛行員及留用空軍的技術人員之介入與態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國府的軍事綏靖行動，也因此導致後續政府對臺籍軍事人才的忌憚與防範，並直接影響戰後臺籍航空人才的流動與出路。 1948年9
月，共軍於徐蚌會戰大敗國軍後，空軍率先遷臺。其遷往臺灣的主因，與戰後空軍接收後所留用的臺籍空軍技術人員在製造練習機時所發揮的能力，以及臺灣本身所具備的後方條件有關。由此，進而影響層峰最後決定將空軍先行遷臺的決策。其次，1950年代美國雖因韓戰而開始軍援臺灣，但美方為免臺灣反攻大陸，而開始藉由軍事援助來限制空軍獲取新式戰機，並對空軍後勤制度進行大幅改革，撤除空軍製造飛機的能力，改以後勤補修為主，故軍援政策與其說是援助，不如說是一種限制。而這些被裁撤的空軍飛機製造人才，則因此流向黨、公、民營單位，除成為政府在戰時軍事動員之下軍工體制的一環，也逐漸形成黨國裙帶政商關係為主的產業分工及發展構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