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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兩岸關係： 臺灣身份與國家利益的形成1988年至2012年

為了解決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11樓預約的問題，作者倪世傑 這樣論述：

臺灣，與其它後共國家政治發展經驗極為相似的，在後冷戰時代屬於身份認同的衝突成為每一個解脫威權桎梏的國家皆經歷過的歷史，政治轉型中「被壓抑者的重返」所激起的社會矛盾成為政治學與社會學研究的主題。而在民主化眾聲喧嘩的後解嚴階段，每一種集體身份在言論市場中都獲得出賽的機會，能夠囊括最大多數人的國族身份認同成為文化、社會與政治力量爭論的焦點，而能夠使大部分民眾接受的國族自我意象就越有可能取得執政的可能性，因此，國族自我意象內涵的填充以及管理是每一個政黨每日都在進行的工作，掌握意識型態領導權者就掌握了決定國家未來方向的權力臺灣在國際社會的特殊處境使得被壓抑者的重返過程中不只要面對過去的威權體制，即便掌

握國家權力者也直接面對不放棄武力犯台以及在國際上擠壓臺灣生存空間的北京政權。如何面對海峽對岸國力與國際影響力迅速增長的大國，成為國內政治、社會與文化力量在界定我們是誰、我們要往何處去等集體身份與目標時，都無法迴避這個無所不在的中國因素。在台灣每一種國族自我意象的生成過程都無法迴避中國因素，臺北的中國/大陸政策的制定過程即國族身份政治投射其熱情與利益的訴求的過程，過去的研究已經花費相當多的資源在探討臺灣社會面的國族身份形成與動員，而未系統性地對國族身份認同政治與政策產出之間的關係進行探究。有鑑於每一位總統都反映與代表了在社會中流行的國族我意象，作為某特定國族自我意象的代表，他根據國族自我意象而揭

示的國家政治目的以及提昇集體尊嚴感的目標制訂與執行的中國/大陸政策。因此，本研究從執政者每日的言論進行系統性的分析，主要探究的是不同的國族自我意象變成具有官方身份的國族身份之後會如何形塑對中國的認知，本研究的焦點是中國威脅的認知，當中國威脅認知升高，臺北制訂緊縮性的中國/大陸政策的可能性就提高了。國族自我意象固然有其穩定性，但也具備流動性，國族自我意象是靈活還是僵固地就「中國威脅」進行協商，成為臺北制訂中國/大陸政策的依據，從而帶來緊張還是和緩的兩岸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