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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重大政經事件對台灣中概股之影響

為了解決出進口廠商查詢的問題，作者林芳誼 這樣論述：

自兩岸於1949年分治以來，至中國1980年代改革開放，曾斷絕經濟與民間交流往來長達近四十年，在今日全球化的國際社會中，兩岸經濟彼此依存度相當高，在政治局勢方面的變動則牽動股市的敏感神經。本研究選定七件2000年後台海兩岸重大政經事件，以台灣經濟新報中國概念股資料，採事件研究法進行分析及檢驗，探討事件宣告日發生前後，是否對台灣股市中概股造成影響，整體分析結果顯示在事件期間，事件之宣告對股市異常報酬率變動大多未有顯著現象，且僅在事件宣告發生後二日內即完成反應。與先前相關研究結論不盡相同，顯示當前國際化的形勢下，個別重大政經事件，對台灣中國概念股的投資人影響相當有限。

臺灣發展型國家的民主化:以國家鑲嵌自主性於產業界之轉型為例

為了解決出進口廠商查詢的問題，作者葉怡彣 這樣論述：

由於學界曾對於台灣發展型國家模式提出式微的看法，但作者發現許多證據顯示，國家在產業界應並未消失，國家應是換了一種方式與產業界合作或是鑲嵌，因此本文之重點係著重在探討近年來我國國家社會關係的轉變，以此觀察台灣國家鑲嵌自主性與過去相較有何不同，又如何影響國家能力，以理解我國國家能力在民主化多年後有何轉變，這又如何影響發展型國家模式在台灣的適用性。鑑於台灣在邁入民主政體後社會組織性漸增強，本文遂運用Weiss的管理互賴模式，採用國家強、社會組織性亦強的架構，並結合Evans的討論與審議機制(deliberativeinstitution)進行分析。本文係挑選兩產業進行研究，一為資通訊半導體產業，另

一為機械與機台設備產業，此兩產業係佔台灣出口額相當高比例，且資通訊半導體產業為發展型國家模式中典型的高科技產業代表，機械與機台設備業遂為傳統中小企業之產業代表。資通訊半導體產業在本文中遂著重5G及AI晶片、智慧系統相關技術發展，屬於產業創新領域，因此本文採用Weiss管理互賴模式中的PublicRiskAbsorption模式作為分析，並加入了產業諮詢、提出發展建議的元素;機械與機台設備產業遂著重在機械與機台設備的機聯網轉型、設備通訊協定統一等等，屬於產業轉型領域，因此本文採用Weiss的PSG模式進行分析，並在元下對上的分析模式中，更加入了雙向的互動模式。由於本文之重點在於政府與產業界關係(

國家社會關係)及國家鑲嵌自主性之變化，本文以產業公會之需求作為研究標的，並假設各個產業公會在各領域所提出的產業發展建議與產業轉型需求，作為自變項，政府之回應以及法人之技術開發與擴散為依變項，探討產業公會之需求與建議如何影響政府及法人回應，彼此如何構成雙向、甚至是下對上之互動關係，形塑新的政經發展模式。本文之第三章著重在5G及AI半導體應用、智慧系統相關技術發展，研究發現，電電公會、台北市電腦公會及半導體產業協會皆於行政院SRB會議以及諮詢會議上提出發展建言，而政府之後所提出的5G行動計畫及AI行動計畫，皆回應了產業公會於會議上所提的發展建言;且法人單位所進行的相關技術研發以及技術擴散，亦回應了

產業界所提出的需求，這形塑了資通訊半導體產業產業創新方面，產業與政府之間彼此雙向的互動關係。本文之第四章著重在機械設備聯網及設備通訊協定統一之發展，以機械業者之智慧機上盒加裝、PCB生產設備以及頻率元件生產設備之通訊格式統一，研究發現，在智慧機上盒之案例方面，機械公會提出白皮書之後，經濟部在「智慧製造」政策的大架構下，為回應機械公會的轉型需求，提出了智慧機上盒輔導方案，並由精機中心作為委託單位，媒合具有轉型需求以及能提供轉型方案之法人或廠商，並提供輔導金;PCB設備以及頻率元件設備之通訊格式統一方面，PCB設備之轉型，乃在於台灣電路板協會提出轉型白皮書，在多項轉型建言與需求中，其中涉及到智動化

生產、串連終端及上中下游供應鏈廠商，智動化生產則涉及到設備聯網之議題，需要設備通訊規格統一，因而工研院、資策會與台灣電路板協會合作，經過多次討論後訂定電路板設備通訊標準(PCBECI)，並且由資策會與電路板協會、台經院合作制定PCB智慧製造藍圖，接著由工研院及電路板協會合作開發PCBECI模組，資策會與協會共同推動產業示範聯盟，擴散模組應用。頻率元件設備之通訊標準統一方面，則是由資策會透過電電公會進行調查，調查產業轉型需求，發現頻率元件設備需聯網、通訊格式統一，接著由資策會推動OPC-UA設備通訊格式統一，提出智慧轉型藍圖、並與公會獲得共識，由廠商開發模組，資策會與電電公會、壓電晶體協會推動組

成產業示範聯盟，擴散模組應用。第四章則是顯示出了，私部門產業公會提出轉型需求後，政府之回應，以及產業公會如何與法人單位合作，進行技術創新與擴散，形成產業與政府之間雙向互動，推動產業轉型。從上述可看見，政府與產業界之關係，透過產業公會進行鑲嵌，產業公會代表產業發聲，亦作為法人與業界溝通產業轉型與創新的管道，甚至是法人會去跟產業公會合作進行技術創新、於業界進行技術擴散;換句話說，社會組織係有利於國家於社會鑲嵌，國家與社會關係更緊密，改變了原本的國家鑲嵌自主性，使鑲嵌性更穩固，國家能力的本質，轉化成以國家鑲嵌自主性為內涵的基礎權力，產業有管道進行轉型與創新建議之發聲，國家亦透過公會組織合作技術研發及

擴散，因而國家要推行產業創新與轉型的目標更有方法去達成，發展型國家模式產生了類似「民主化」的改變，國家與社會關係的互動更為雙向，國家更能提供產業真正所需解決發展障礙，例如5G、AI研究、設備聯網、通訊格式統一等基礎設施與基礎研究，國家透過公會組織的反映，協調產業需求，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更能符合產業界所需，國家更能達成產業轉型與創新目標，這係有賴於國家與社會緊密鑲嵌性所形成的雙向溝通，促成了發展型國家模式轉型;且這樣的轉型更能夠去回應全球知識驅動的經濟模式，以及即時、小批量、少量多樣的生產模式。因此，本文認為，在台灣民主化多年後，國家能力並未因邁入民主政體、社會組織性提升後而減弱，國家也並未消失

，反之，國家能利用組織進行鑲嵌，得知產業需求，解決產業發展障礙，提供通訊半導體及聯網設備之基礎設施與研究所需要的協調性，國家更能達成產業轉型與創新目標，揭示國家能力因國家與社會緊密鑲嵌性、國家與社會雙向溝通的變化，形成基礎權力之轉型，亦代表了台灣發展型國家民主化般的轉型，國家於社會鑲嵌性，更有利於國家與社會之雙向溝通，國家能力的基礎權力面向能展現，促成發展型國家模式的轉化，回應全球新生產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