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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自治委員會與南京秩序的重建（1937.12.13—1938.4.24）

為了解決公司設立登記表英文的問題，作者孫浩偉 這樣論述：

每當敵人佔領了新征服地，往往需要地方人士出面合作，代為管理站領地，這在人類的戰爭史中比比皆是。在中國歷史上的八年抗戰中，曾經有達13個省份淪陷，自然也有許多的地方菁英與日本人合作，成為「協力者」。然而這群抗戰時期的協力者，在華人世界的傳統認知中被視為是背叛民族的「漢奸」，對於了解其歷史中更豐富的面向，遂受到了限制。而本文正是試圖對其於歷史上的身影進行發掘，並鎖定以南京淪陷後日本扶植成立的「南京市自治委員會」進行研究。在名聞遐邇的「南京安全區」對百姓的庇護，已成為眾人津津樂道的一段歷史之同時，民眾要能從區後的鐵絲網走回家，則有賴於自治委員會協力者維持市政，對戰爭進行善後，改善民眾的生活。究竟在

這個南京淪陷歷史中一個短暫，也較少被人探討的時期，戰爭對於南京社會造成什麼影響？而這群鮮少被人提及的自治會協力者，對南京秩序的重整作出多大的努力？正是我欲探討的核心問題。本研究首先由南京的城市特性與南京大量人口於戰時滯京談起，繼之逐步點出戰爭對南京社會帶來的變化，以及市民之心理，最後則關注於南京安全區的失能與南京大屠殺的發生。本文也處理協力者在南京的產生之課題，除了關注日軍於江蘇省的宣撫概況外，筆者也從南京淪陷初期慈善家的遭遇切入探討，指出協力者於亂世中具有的意義，並論及紅卍字會陶錫三會長與日人接洽之過程。而日本扶植自治會成立後，乃採取斷糧的方式力求解散讓南京成為「空城」的安全區，而其中自治會

所扮演圓融解散安全區的角色，亦是本文欲描述的重點。論文後半則聚焦於自治會的行政措施，追問其如何與地方社團通力合作，取代安全區原有的賑濟功能，與其在(一)糧食供應 (二)重建職場與交易市場 (三)受理市民請願等民政上的具體作為，以及南京基礎設施的重建。本論文最後，則關注於自治會晚期已出現因為中日戰爭長期化，而對南京社會造成的根本性變革。

二戰後台灣伊斯蘭墓葬建築之研究

為了解決公司設立登記表英文的問題，作者王大維 這樣論述：

本研究主要探討台灣漢語穆斯林社群的墓葬建築發展，以及其展現的文化意義，這是台灣穆斯林在特定社會環境下，所衍生的宗教觀念與族群認同等意識形態。墓葬建築（funerary architecture）包含了地下埋葬亡者的空間以及地上的構造物，通常為紀念死者，或表達宗教理念、身分認同，而產生具象徵意涵的建築型式。早期穆斯林遵從宗教經典的啟示，或是效法原型典範，並參照阿拉伯半島的風土民情，建構出理想的墓葬型式。主要目的有三，其一為尊重死者的遺體，二則為建構信仰中的死後世界，三則為表達尊主獨一的思想。這些目的衍生出基本建構方法，例如墓穴的作法、墳墓的方向、墓塚的外型等等。由於不同社會環境中的穆斯林，對伊

斯蘭信仰的詮釋有所差異，又在伊斯蘭傳播過程中廣納吸收了異文化，伊斯蘭墓葬建築發展出了多元而豐富的樣貌，超越了原初的伊斯蘭本質，並被賦於各種不同意涵。台灣的漢語穆斯林社群處於伊斯蘭世界（Dar al-Islam）之外，是主流社會中的少數群體（minority），而他們也有結合漢文化及伊斯蘭信仰的悠久傳統。由於歷史因素而遷徙來台的他們擁有離散（diaspora）的背景，缺乏完善的穆斯林社群及信仰教育，宗教意識淡化，又因政治軍事的身分，台灣穆斯林有著漢文化思想、伊斯蘭信仰、忠黨愛國意識等多重的自我身分認同。而近年來新一代的穆斯林，以及國際間文化交流帶來的影響，使台灣穆斯林開始接觸了伊斯蘭復興思想，也

出現了台灣本土意識，而擁有更具多元性的自我認同。本研究經由調查文獻、田調、訪談的過程，了解伊斯蘭墓葬建築的建構，其空間結構、平面布局、外觀型式等，是如何再現（represent）台灣穆斯林對信仰的信念，以及自我身分認同。實踐這些想法的過程，包含了清真寺的專業指導、穆斯林大眾對伊斯蘭的想像，以及台灣造墓師的詮釋，並利用本土的材料技術，衍生出具台灣特性的伊斯蘭墓葬建築。而後來伊斯蘭復興思想的引入，以及社會發展下必然的埋葬空間問題，使穆斯林面對現代化的挑戰，需要更進一步調適墓葬建築，使其能適應當代需求又符合教法，而有簡化及規格化的趨勢。整體而言，台灣伊斯蘭墓葬建築可總結出三個核心議題。首先，伊斯蘭墓

葬建築的基本原則，再現了穆斯林的宗教精神以及自我身分認同。其次，台灣穆斯林的多重身分認同的意識形態以及所處社會環境，共同建構出台灣特色的伊斯蘭墓葬建築。最後，今日快速變遷的社會，不斷有許多有關喪葬處理方法的議題，勢必會衝擊到穆斯林的墓葬觀念，因此當代穆斯林需要持續的思辨討論，尋求一個符合宗教精神，又能適應不同情形的理想墓葬建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