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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患就沒關係？從社會心理學、法學與精神醫學談我國司法精神鑑定的困境與未來

為了解決全聯小羔羊排ptt的問題，作者黃梓琳 這樣論述：

本文嘗試從「刑法第19條責任能力有關的精神鑑定」議題出發，試圖改善現今我國社會對於司法的對立氛圍。2005年刑法第19條修法後，鑑定的結論與法院裁判認定間之一致率已顯著提高（有研究顯示一致率高達99%），惟在發生類似的「精神疾患者犯罪」案件時，民眾對於法院、精神醫學界依然抱持著負向的態度。因此，筆者從網路新聞、Ptt、Dcard論壇等等的管道之民眾留言中蒐集其對於「精神疾患犯罪」的想法後，歸納出大部分的疑慮集中於三點：行為人會不會裝病騙鑑定者或者認為鑑定流程簡易因此易於欺騙鑑定者（詐病、對精神醫學概念與鑑定流程不熟悉）、過往有就診紀錄就可以說自己是精神疾患患者（病歷）、是不是精神疾患就可以無

罪（對於法律概念不熟悉）。在爬梳法學、精神醫學相關文獻的過程，發現法院對於精神鑑定亦有部分疑慮（兩份鑑定報告結論常不一致、鑑定者的資格等）；精神醫學界則是有法院不尊重專業的聲音。且過高的鑑定報告與法院判決一致率，亦有論者憂心法院實質審判權被精神鑑定報告架空。以上論點皆為「刑法第19條責任能力有關的精神鑑定」在實務上的困境，本文係從以上困境為切入點，嘗試找出這些疑慮所扮演的角色與改變的可能路徑。從精神醫學的觀點而言，具有專業水準的精神鑑定流程，是縝密且複雜的。對於詐病的判斷，精神醫學有一套詳細診斷準則及科學儀器並輔以鑑定者的經驗判斷；此外，病歷亦是為幫助鑑定者釐清「行為人若罹患精神疾患，其行為時

受精神疾患的影響程度」時的重要角色，因行為人受精神疾患所影響而呈現出的精神狀態並非是一個定態，而係一起伏的過程，行為人並非時時刻刻皆受到精神疾患所影響。惟在使用病歷幫助判斷時，鑑定者需要注意「診斷與鑑定目的不同」的問題。在法院與精神醫學的認知落差部分，雖然精神醫學對於鑑定者可否回推行為人行為時的精神狀態係抱持可知論的觀點，但由於以現今實證科學的限制以及法院實務上的困難（鑑定時間難以提前導致佐證鑑定人判斷的資訊不足、鑑定時間難以延長），因此在司法場域的精神鑑定報告，係更加帶有鑑定人「主觀性」、「經驗性」的性質。本文認為鑑定報告中的「行為人是否有罹患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較屬於事實的爭論，而偏向

鑑定者的專業判斷；至於「行為人行為時是否受到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影響的影響程度」，則因有回推性質，而帶有主觀、經驗性質的判斷，此部分法院需要透過審判的過程中進行證據調查，審酌這部分的鑑定者做出此鑑定結論的依據。若最終的判決並不採這個部分的鑑定結論，精神醫學界亦需有此部分的鑑定結論是帶有主觀判斷的成分，並不拘束法院的認知，如此一來精神醫學界對於法院不尊重其專業的疑慮或許有機會降低。最後本文嘗試整合上述問題，以社會心理學的觀點出發，提出改變的可能路徑。以社會心理學的觀點而言，民眾對於「精神疾患」犯罪的類似事件發生時，對於事件的反應（例如：法院會寫的判決內容與判決結果）常已形成民眾自身的「心證」，

如欲改變此現況則必須給予新資訊改變民眾的認知基模；惟若為對特定群體（例如：法律界）已有負向態度，若給予新資訊的方式為：「給予民眾正確的新資訊但沒有辦法突破大腦自動式思考的路徑，新資訊容易被大腦忽略而沒辦法進入基模。」因此，筆者認為未來即將上路的國民法官參審制度係為一個契機，在態度改變之接觸理論六個條件底下的國民法官參審制度，才有可能使得這些資訊進入民眾的基模而產生認知上的改變，進而改變態度更甚至改變偏見。至於何謂「態度改變之接觸理論六個條件底下的國民法官參審制度」，本文認為係透過實質的交互詰問程序來實踐的過程；此外，透過實質的交互詰問過程，使法院對於鑑定者如何做出「行為人行為時是否受到精神障礙

或其他心智缺陷影響的影響程度」的鑑定結論逐漸形成心證，本文認為這是在現階段實證科學的限制及法院實務上的困難之下，「法院的實質審判權」可以著墨的空間。

當代反校園霸凌戰爭之研究

為了解決全聯小羔羊排ptt的問題，作者黃郁琇 這樣論述：

摘要校園霸凌是長期存在的問題，但直到2010年12月始引起軒然大波，臺灣社會也在此時呈現全體動員向校園霸凌宣戰的狀態，包括一時間湧現的媒體投書、網友發動人肉搜索與集結上街頭要求政府有所作為，展現社會大眾的反霸凌意志，政府也在此時採取修法、重新制定行政規則，將防制霸凌比擬為防疫行動，監察院也在此時作出第一份因校園霸凌事件而成立的糾正案。然而在反霸凌戰爭中出現的作為，也產生了某些疑慮，例如在尚未確認事實前，就將霸凌者列為撻伐、打擊的對象，或是為了展現防堵決心，將疑似霸凌事件即通報列冊，可能產生學校對學生行為過度敏感或過度介入，也可能導致社會大眾對這些學生的過度非難或標籤。假設這些反霸凌行動和造成

的影響是因為當時校園霸凌狀況特別嚴重，本文發現當時多數的霸凌統計資料未公開，大眾難以了解完整面貌，並且從媒體對引起反霸凌的事件報導，與官方調查資料出現落差。再進一步比較前後時間點的事件，發現事件本質相似或更嚴重的事件也未引起反霸凌戰爭。為了解開為何社會反應有所差異，以及大眾如何認定霸凌情況嚴重這兩個問題，本文從媒體如何報導校園霸凌事件，尋找其與報導與社會反應的連結，並且發現在媒體型態改變後，大眾可以從媒體之外獲得事件訊息，卻仍有相似的反應，顯見有其他因素影響社會反應的形成。為了找出形成社會反應的背後因素，本文以論述分析反霸凌的論述主軸，其意義在於個人的主觀或新聞報導框架，會受到語言描述和時空環

境影響，複製社會刻版印象或預設去理解事件。在反霸凌的論述中，包含青少年殘暴形象的強調；以教育為主軸的論述，包含教師管教權的爭議、教育政策的失敗、教育人力的分配等主張；警政部門在反霸凌中扮演的角色及功能；社會治安將惡化的預測等。這些論述有的可連結媒體對事件或人物的報導方式，並且各個論述之間有時是站在不同觀點各自論述，有時是呈合流或互相支持的關係。從這些論述可以挖掘其背後代表的社會意義，包含2010年大眾對於社會治安的不安感；在教育場域中，家長和教師對於教育政策的不滿，反映在對教育事件的焦慮；以及社會對於少年犯罪問題的擔憂等，經由反霸凌戰爭找到宣洩的出口。而從這些研究結果，本文認為反霸凌戰爭雖然讓

社會關心防制霸凌議題，但是也存在是否反霸凌僅是大眾各種不安、焦慮的情緒轉嫁，而導致一時熱潮，不僅讓社會對少年的態度轉變，也可能無法有效找出問題的癥結點，因此對於這樣的社會反應必須謹慎以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