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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後的臺灣農村發展體制

為了解決內政部營建署 人事室的問題，作者黃仁志 這樣論述：

「農村發展」是在面對總體變遷和農村結構改變的情況下，以特定的農村願景圖象為目標所採取的規範性和組織性行動。要理解臺灣農村發展特質和運作樣貌，必須在歷史的變動軌跡中，掌握國家如何將因應國際局勢而轉譯的發展目標，透過各種相關的政策計畫和資源分配策略，佈署於農業與農村的行動體系之中，並以此形塑能與發展目標相互接合的行動體制。本研究即以「體制研究」的觀點，以戰後至1970年代的農政發展成果為基礎，探討1970年代後各階段臺灣農村發展的體制運作結構與特質。「體制」是具有高度政治意涵的詞彙，而體制研究則是著重於政策制度、治理模式和行為策略之間的互動關係，並以特定事務的發展或維繫為運作目標。現實中的體制從

來不是獨立存在，涉及政治的各種事務運作往往是諸多體制運作的結果，因而必須以「複合體制」的概念來加以掌握。而以體制論點所探討的農村發展研究，則是強調主導治理模式的影響力來源，並先後提出外源式發展、內源式發展，和新內源式發展等不同類型的體制運作模式。這些體制類型如何對農村發展模式產生影響，成為研究者關注的焦點。戰後土地改革，是遷占者國家在「以物質資源調配策略鞏固執政穩定性」的政治目標下，透過改變土地所有權和耕作收益分配模式的策略，強化改由國家汲取農耕收益的正當性與可行性，並以此組構出「土改增產體制」。而在1970年代的國際局勢巨變中，國家作為影響農業與農村發展最主要的調節機器之角色更為明顯。如何調

度國內的農工資源安排，既加速由農轉工的推展進程以強化國際經濟角色，又能避免快速的城鄉移民造成都市部門的治理負擔，成為國家策劃發展策略的核心命題，而農村則是在工業化的浪潮中演化出「農村工業化複合體制」。1990年代之後，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的歷程，則是使國內社會的意見能夠轉化為對國家施政規劃的壓力，並使農政體系浮現三生架構，進入「農村三生化複合體制」階段。但競逐經濟自由化利益的資本，也成為國家在轉為民選政治體系後不易調解的力量，更突顯出當時政府在「參與全球化」、「維繫國家主權」，和「推動政治民主化」三者之間左支右絀。2000年之後，在總統與地方首長選舉中持續變動的政黨輪替過程，使兩岸政經關係的

經營策略成為影響國內政策布局的重大變數；而氣候變遷所產生的環境災害，以及人口結構高齡化對於農村社會經濟活動的影響，也都各自引發施政對策的需求，使農村在面對資源多功能應用的需求下，形成「農村後生產複合體制」。從臺灣的經驗來看，影響「農村發展」的政策架構之所以演化成一個複合式的運作體系，是隨議題事務分化而產生的內部專殊化導致，使戰後初期的農地改革、農業強化、農家改善，逐漸分化為農地利用、農業產銷、農村建設，和環境生態等四個專殊化的基礎體制，並從戰後初期的「土改增產體制」，逐漸走向「農村後生產體制」。在此一複合體制的演化過程中，也為臺灣農村發展留下三個有待解決的難題：發展效益難題、統合機制難題，以及

不確定性難題。如何在複合體制的運作中解決這些難題，將是影響後續農村發展是否有所進展的關鍵。臺灣的農村發展經驗也顯示，單純以發展動力來源的內、外之分，並不足以分析農村發展所面對的問題和行動特質，而是必須深入探討其內、外動力的層級結構樣貌和運作特性，並以此反饋農村發展體制論點的理論內涵。面對未來持續發生的趨勢變遷，以及其所帶來的新課題與新政策，如何從農村發展體制的分析成果中，找到更深入的研究課題和對應的政策規劃框架，更是農村發展研究者與規劃工作者未竟的挑戰。

我國婚姻移民法制之研究－以大陸配偶之差別待遇為中心

為了解決內政部營建署 人事室的問題，作者韓吉元 這樣論述：

自我國政府於1949年播遷來臺後，一度禁止兩岸人民相互來往。到1987年11月2日我國政府開放民眾赴中國大陸探親後，才重新啟動後兩岸民間交流的管道。到目前為止的二十多年中，各項民間交流日趨熱絡，其中，兩岸通婚即為民間交流中重要的一環。但是由於兩岸的政治立場因素，我國政府始終保持對中國大陸政府有限度的交流。也由於當中仍有國家安全因素、社會福利因素的考量，及過去中國大陸因經濟狀況不如我國，因此對大陸地區人民因婚姻而來臺居留、定居，以較為嚴格的限制對待。我國有大陸配偶、港澳配偶、外籍配偶的區分，但是對於大陸配偶有差別待遇，又以移民配額控管制度、國籍取得年限、參政權限制尤為嚴格。本文的研究重點，在於

我國素以民主法治的國家自居，又參與各項國際公約，塑造出重視人權的國家形象。但是，在對大陸配偶的對待上，卻又不甚合理。因此本文透過與婚姻移民有關權利的理論與《憲法》的平等權與對婚姻家庭權利的制度性保障，與有關的國際公約如《聯合國憲章》（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UDHR）、《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

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CESCR）進行爬梳，整理出對婚姻移民的人權保障依據。另外，也透過我國對大陸配偶、港澳配偶、外籍配偶的差別待遇，探討差別待遇是否合理。也參酌先進國家的立法例，或與我國背景類似國家的立法例，整理出其他國家值得借鏡之處。最後透過《憲法》及相關國際人權公約對於人權保障的依據，檢視移民配額控管制度、國籍取得年限、參政權限制的合憲性。研究結果發現，目前我國對大陸配偶移民配額控管制度、國籍取得年限、參政權限制，皆難謂合憲。只是目前此差別待遇仍然存在的原因，有司法院大法官面對兩岸事務時的司法退縮

，也有目前國會修法不易及政府對全面落實人權保障未下定決心。本文建議我國政府應全面檢討涉及歧視的法律規定，並獎勵婚姻移民法制的研究，也應給予婚姻移民發聲的管道與權利，從而保障其基礎人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