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苗栗車禍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問答集和資訊懶人包

爭論中的德國：如何在歧異中共存，理性明辨走向成熟民主

為了解決今日苗栗車禍的問題，作者蔡慶樺 這樣論述：

真正的民主精神不在制度，而是活躍於你來我往， 與各種不同意見的人溝通，找出大家得以和平共存的生活方式。 　　每個國家都面對一些意見分歧的問題：高教未來該何去何從、老貧人口誰照護、安樂死是否該合法化，甚至轉型正義能如何在回望痛苦中探究真相又不挑起對立？德國尤其如此。 　　德國，國情與歷史複雜，是個始終不和諧的社會。但即使歷經了兩次世界大戰失敗，還是有能力在廢墟中重建國家、與東歐和解、處理納粹問題、完成統一的和平革命與許多驚人的成就，成為歐洲的心臟、世界的強國。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德國一直存在著「爭論文化」（Streitkultur）。 　　爭論文化貫穿西方歷史，影響思潮。德國更深信據理

力爭才能釐清事實，不管社會多麼激烈分裂，爭論仍是維繫成熟民主政治的必要手段，能將國家與社會帶到更好的地方。 　　我們每個人手中都捧著一小塊台灣，是值得我們激烈呵護的新生民主。 　　勇敢使用理性，我們需要民主，但此刻民主特別需要我們。 　　作者蔡慶樺，兩度獲得人權新聞評論獎、並入圍台灣文學金典獎，長年派駐德國，對德國社會文化與德意志思考，有深入觀察與見解。他在本書以許多德國社會的爭議，包括國族認同、移民議題、同婚與其他同志權益等，闡明德國如何在歧異中據理力爭，不放棄尋找，得以在跌跌撞撞的摸索中、爭論中逐漸走向成熟。 　　這些問題也可以在臺灣的脈絡中見到。 希望能藉由這些高度複雜、立場鮮明的

爭論中觀察一個國家，反思台灣。我們爭執了，然後呢？摩擦如何再轉為尊敬？針鋒相對後如何團結合作？ 　　異中求同，而不是求同一。即便在知道最後可能無法共享同一立場的情形下，仍然願意一起爭論，一起接受一個不和諧的社會，彼此共容。即使困難重重，也值得學習。 強力推薦 　　報導者總編輯  李雪莉 　　駐德記者  林育立 　　德國文化觀察家 & 作家  神奇海獅（李博研） 　　教師 ＆ 作家  蔡淇華 　　廣告導演 & 作家  盧建彰 　　（依姓氏筆畫排序） 好評推薦 　　報導者總編輯 李雪莉 　　慶樺是個專注認真的思考者，做為他的編輯，常有機會拿到他第一手所寫的文章，他的文字總能跳脫現下

的嘈雜音浪，但又緊貼這個時代的各種爭論，試著理性提出各種觀點，為平行的世界嫁接起可能的藤蔓，讓絕緣的生命體異中求同，即便最後不真正同意彼此，卻能理解、尊重、善待那些在我們眼裡不同的異議者。 做為一位長年的媒體工作者，近年社會普遍在嘲笑記者，但其實嘲弄的背後，也同時嘲笑台灣仍貧瘠的公共論述園地。文化的變革不只來自媒體場域，來自我們在社群上發出去的意見和推送的論點。慶樺此書不斷以康德的啟蒙哲學提醒讀者：「要有勇氣使用你的理性！」 儘管思辨和爭辯論點的開放性，可能伴隨不確定和混亂，但這是我們做為公民的責任。相信這本書可以為讀者開拓理性思辯的信心和可能。 　　教師 ＆ 作家 蔡淇華 　　當我們身處

在後事實、後真理的時代，如果你不想放棄對真理的追求，你便有義務閱讀蔡慶樺博士的新書《爭論中的德國》，然後你才更有能力去爭論、堅持、與退讓。   作者簡介 蔡慶樺 　　高雄出生，苗栗、臺南長大，臺北求學，後移居臺東。在臺灣跟德國讀外交、哲學及政治。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治歐陸思想史。曾入圍2019年台灣文學金典獎、獲2018年及2019年人權新聞評論獎，並獲2020年台北國際書展大獎（非小說類）。 專文推薦1　德國文化觀察家 & 作家 神奇海獅(李博研)：從爭論的國度中看我們的鄉愿 專文推薦2　廣告導演 & 作家 盧建彰：退一步爭論，創造更多理解 好平推薦1　報導者總

編輯 李雪莉 好評推薦2　教師 ＆ 作家 蔡淇華　 前 言　爭論文化是一種必要的存在？　 1.    德文、麵包店、猶太人、恐怖份子？一些關於種族主義的德國思考     2.    我們徵求勞動力，結果來的是人：談戰後西德的移工     3.    他們都曾為人所愛：《請帶我穿越這片海洋》     4.    藍光中的德國：一位女警的緊急呼叫     5.    融合、難民、移工、排外：德國歷史中的越南篇章     6.    在自己的國家成為異鄉人：談德國「憂心公民」的語言     7.    除草劑政變：德國農業部長為何一意孤行？     8.    巴拿馬文件揭露的正義問題     9

.    《女性及男性領導階層平等法》與兩性經濟平權     10.    身體是國家的？德國的器官捐贈制度改革辯論     11.    為什麼她們不願生孩子？     12.    人人都讀大學的瘋狂國度     13.    德國，職業教育之國？     14.    德國的博士頭銜狂熱     15.    媒體的平庸化     16.    二〇一七年，德國政壇最值得記下的五件事     17.    永無止盡的爭吵會把我們帶向何方？回顧二〇一八年德國大事     18.    夏天的童話：每回捧起金盃後的國族辯論     19.    我們都盡己所能地直視歷史的真相：一次改變了德國

的演講     20.    納粹政權核心的無知者？     21.    藝術自由與政治正確之間     22.    不要就是不要：德國修法強化保障身體自主權     23.    外牆之爭：當德國大學塗掉那首詩     24.    德文，男人的語言？     25.    惹惱教宗卻備受尊敬的批判者：悼德國樞機主教雷曼     26.    德國的老年浪潮來襲     27.    告別的勇氣：死亡很強大，但「愛」能夠更強大     28.    反骨神學家談安樂死：活著與死去都應有幸福的權利     出處 專文推薦 從爭論的國度中看我們的鄉愿 德國文化觀察家& 作家 神奇海獅（

李博研） 　　自從我留學德國之後，我注意到一個很奇妙的現象。 　　那就是：每當我和別人說自己在德國念書時，往往會看見對方的眼睛頓時綻放出光芒：「哇∼德國欸！好棒喔！」接著我就會聽見各種關於德國的溢美之詞。德國什麼都好，生活好、教育政策好、租房政策好、育兒補貼好，連街道都不可思議的乾淨(這絕對是誤會！)。甚至在網路上出現的一些文章，都會讓我覺得...... 　　這跟我留學的，真的是同一個國家嗎？？奇怪，我是不是在途中轉錯了班機，無意間跑到不曉得哪個奇怪地方留學了五年。而那些文章描述的那個美好國度，我則完全無緣得見。 　　但這不可能啊！曾經有一段期間，我嘗試在網路上闢謠：「拜託真實的德國才

沒那麼好咧！」我嘗試告訴大家：的確，它有台灣沒有的優勢，但也有台灣未曾碰觸的問題。這個國家有難民、有越來越興盛的極右勢力、而且租房政策也不是大家想的那麼美好。但是不管我怎麼寫、怎麼說，都好像只是把一顆石頭丟進深谷，連一聲回應都沒有就消失在無盡的黑暗中，所有人只是選擇性地忽略我的留言，然後繼續兀自頌揚著那遙遠的烏有鄉。 　　我一直很納悶為什麼。但就在過了許久之後，我才終於發現這些頌揚文章的背後，其實一直隱藏著人們一個重要的心理：某些時候，人們會相信其他的國家很美好，並不是因為有證據使他們相信；有時候這些人稱讚遠方，只是因為他們需要一個理想國來擺脫現實。 　　在了解這層原因之後，我就很少在網路

上寫些澄清文了。甚至在面對其他人各種華而不實的讚美時，我也只會笑笑：「對啊，那裡超棒der∼」。 　　但是，蔡慶樺卻選擇了另外一條路，一條真實、但總是比較難走的路。 　　第一次見到他時，我就感受到他身上散發著一股「氣」。我很難形容那種氣質，但我認識幾乎每個在德國讀文科博士的人，身上都帶著那股氣：那是一種為了解答一個問題、獲得一項真理甘願蹲點十年，天天獨自一人在圖書館千錘百鍊，最後終於修成正果的一種平淡豁達。這種人不是很重視塵世間的時尚享樂，但是一談到他有興趣的議題時，眼睛就會突然綻放出光芒。而他們對社會也自有一番獨到的觀察，在結合他們所學的知識後，與他們聊天往往有種茅塞頓開之感。在驚喜之餘

也才發現自己如何愚魯，恨不得趕快衝回圖書館填補知識。 　　在看到這本《爭論中的德國》時，我好像又感受到當時在圖書館與這群知識份子聊天時，那種暢快淋漓的感覺。 　　整本書結合二○一○年代的諸多時事，一舉揭開德國在梅克爾時代繁榮昌盛表象下，未曾被外人注意到的諸多議題。像是數量龐大的土耳其移民、越來越興盛的反伊斯蘭教運動、對難民議題的兩難、還有兩性薪資不平等的經濟平權。蔡慶樺不只梳理了這些時事的來龍去脈，更詳細描述了德國公知對於上述議題的看法與討論，有些事件連當時人就在德國的我都未曾注意到。在看他的書時，很有在看一些深刻的德國媒體評論時的感覺。這些評論不是你去一趟德國旅遊、或是在那邊打工遊學一陣

子就能看到的，唯有當你長住在那裡、精通那門語言並且關心那裡的議題時，才有辦法看到這樣精彩的見解。 　　舉個例子，這本書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德國的博士頭銜熱〉與〈媒體的平庸化〉這兩篇了。曾經我在散步的途中就看到一戶人家，門楣上就刻著「PHD 1879」，意味著這一家有人在十九世紀就拿到了博士學位。當時的我就隱隱約約發現，德國人對博士學位抱持著似乎是抱持著我們無法理解的尊崇與狂熱。後來才知道，原來這種風靡全歐的博士熱早在幾個世紀前就有跡可循，那時人們除了Mr. 這個頭銜外，還有Sr.(Sir)與Dr.(Doctor)兩種頭銜，分別代表著一武一文的非凡成就，一為英雄、一為聖賢。 　　一直到今

日，只要是在德國大學裡取得博士者，竟然可以在身分證、護照上更換Dr. 頭銜。然而德國社會對博士頭銜的尊崇，也引發了類似假學位之類的產業鍊出現。也因此引發德國內部對於取消Dr. 頭銜的聲浪，然而在面對傳統價值與新的利益糾葛間，德國人究竟會如何選擇？ 　　另外，媒體的平庸化則讓我看見了我們社會的倒影。在昔日，德國媒體的素質是有目共睹的，其中文化節目又更是德國各大廣電集團的招牌，文化節目做得好不好，決定了該廣電集團在媒體行業裏的品質定位。然而隨著時間經過，像「德國廣播電台」(Deutschlandfunk，有點類似公視)這樣的公共媒體，卻越來越少人有興趣。因此許多公共媒體也開始追隨市場的腳步、降低

了品質。而在2005 年時，《時代週報》總編的一席話，似乎也應證了我們這個時代獲取資訊的缺乏：「這是將餵養耳朵的飼料以產業化模式製造，其實就像大量圈養豬隻的畜牧業，提供同樣的、快速飽食的飼料，被餵養者沒有太多自由，安穩的、無意外與風險地生活在豬圈中。」 　　這是不是，就是我們的寫照？民主自由的基石，乃自於人民可以獲得來自公正客觀媒體的全方位資訊。這種市場化、淺薄化的新聞媒體，是否也表示了我們的民主危機？ 　　這都是德國有的困境。然而德國與我們最不同的，也許就是他們從來都不拒絕去正視、去討論存在於他們社會中的種種問題，這在我們的社會中是極為缺乏的。我們缺乏客觀討論公共事務的平台、缺乏探討問題

背後深層原因的智識與耐心、也缺乏正視問題的勇氣。以至於每當有問題發生了，我們最常做的事情就是看看美國歐洲他們是怎麼做的，接著就直接照抄對方的答案，完全忽略了歐美和我們之間的差異。甚或更糟糕的是我們乾脆假裝問題不存在，你不說、我不說，我們一起在這片歌舞昇平中萬劫不復。 　　這本書最珍貴的，就是讓人們理解不是照抄歐美的答案，而是學歐美怎麼解決自身的問題。期待有一天，我們可以看到一本這樣深刻探討的書，來討論我們自己。 退一步爭論，創造更多理解 廣告導演& 作家 盧建彰 　　停止標誌前 　　一次，和家人去洛杉磯的超市，買小孩喜歡的小包餅乾，讓他們挑在車上吃的小零嘴，好安撫在車上的無聊和飢餓。

那是個日本超市，裡頭賣了各色日本商品，到處不少日文字，當然還是伴著英文說明。滿滿的日文字，販售著美國當地沒有的水果，有些柑橘，我也沒看過。賣生魚片的攤架上，一個個都像在築地常看到的銷售字眼。許多可愛包裝的日本小餅乾，琳瑯滿目，不留神會以為自己在日本東京，不過，貨架間通道比較寬廣，購物推車有足夠的空間好好前進。 　　結帳的櫃檯，則是以淺草、新宿、池袋等東京地名命名，我感到十分有趣。 　　回程快到家人住的社區時，有個路口，迎面來了三部車，大家都守法地在停止標誌前停下，這是美國加州的規定，看到STOP SIGN 時，必須停下，確認狀況後再起步。如果沒有，警方是隨時會開單的。這是為了減少路口車禍，

同時也為了保護人口較密集社區的路人安全。 　　我們守法地停下了，後面突然響起喇叭聲，這很奇特，所以我有點驚訝。通常在美國，人們對於會有孩童老人走動的社區，更減慢速度，就算心裡再急也會願意多花點時間跟耐心。透過後照鏡，我仔細看，後方的車裡，駕駛明顯地不耐煩，高舉著手，揮動著，嘴裡念念有詞抱怨著，看起來是拉丁裔。我告訴正在駕駛的家人說，「不要理他」。 　　轉進社區繼續往前開，這車緊跟著我們，甚至沒有保持適當的安全距離。我們又來到一個路口準備轉彎車速減緩，他又按喇叭，我整個火上來了。 　　我再回頭看，他又繼續揮動著雙臂，嘴巴沒有停下，大概是在罵人的樣子。我想著，再往裡開就只有居住區，沒有任何商

業區，他沒有趕著上班的可能，到底為什麼要 　　這麼急呢？而且，他甚至已經有些侮辱人的動作出來了。我很想跳下車去找他理論，過想到車上還有小孩，我用右手抓著自己的左手，拜託自己不要衝動。我心裡對於對方族群代表的文化，有一些預期。 　　多樣下的對話 　　美國是多移民國家，有著多元包容的開國歷史，但事實上，不同族群間仍充滿文化差異和隨之而來的摩擦。跟朋友聊起這事，她大笑，她先生幾天前才在超市和一位中國人吵架。因為結帳排隊時，對方幾乎整個貼在他身上，令人感到不舒服。他往前一，對方貼上來，他實在感到非常被冒犯，因此又往前，但對方又貼上來，衝突因此發。他質問對方，幹嘛靠那麼近，對方說我在排隊呀。 　

　在中國，願意排隊的人可能會習慣緊貼著對方的後背，原因是這樣才能避免被別人插隊。而且前提是，願意排隊的他，已經覺得自己的行為十分文明了，他可能還會跟你說，許多人可是不排隊呢！ 　　這是個有趣的觀察。在其他文化裡，每個孩子從小被教導排隊習慣，但前提是資源足夠。每個排隊的人都有個預設，就是雖然我多花點時間，但可以拿到我要的東西；而不排隊的人，可能來自於過去雖然排了隊也輪到他，但沒有東西了；再者，貼著人排隊的人，則是因為曾經被插隊過。那是他們人生經驗聚合而成的文化，但當帶著這文化到不同的國度時，這會變成文化衝擊，甚至成為自身被歧視的來源。 　　我想著那日本超市座落在美國洛杉磯，外觀與其他美國超市

無異，但內裡卻如同日本一般，好讓日本移民們輕鬆自在地享受。對於一個在當地成長的美國白人而言，這地方有點不一樣。每個人站立的位置不同，帶來不同的觀點，看見不同的風景。立場不一樣會帶來進步，但也必須仰賴對話，甚至，更多時候，是爭論。 　　各退一步 ，好好爭論 　　我在這個時間點讀蔡慶樺的《爭論中的德國》，真是興味盎然，因為他非常善於將不同立場講述清楚，而且是帶著客觀且溫暖的心思，不急著驟下判斷，如衝動的我。 　　裡頭有許多讓人泫然落淚的故事，手球隊國手的死亡、除草劑的使用期限、安樂死的道德難題、移民後代警察眼中的移民暴力，個個都讓我瞠目結舌。不曾聽聞過，也無法想像，但卻都是活生生的生命故事，

引我思索自身的生命選擇。 　　我喜愛他流暢的文筆，緩緩陳述事件的背景，將不同立場的論理，娓娓道來，不輕易地給出答案，以最輕鬆的方式，讓人服用再反思。我越讀越感興味，不只對德國當代有更多理解，也對個人在這巨大的時代，仍該盡力保有思考和爭論能力充滿期待。我也想著，也許做為一個世上獨特存在的台灣人，我們都該多些思索。也許你並不認同台灣人有多獨特，但我想試著跟你爭論，有哪個國家在那麼多領域都有排名世界前幾位的紀錄，但卻又不被承認是「國家」的呢？ 　　幸運的、不幸的，跟我一樣，成為台灣人的你，怎麼能不試著和世界爭論？光是你的存在，就是如此不一樣且奇妙的論點呀？我越讀越想，這是本好書，多希望我在學校讀

書的時候，便曾看過這書。那，會不會讓我的人生有些不同呢？ 　　不幸的是，蔡慶樺是我的高中同學，在當學生時的我，沒有機會讀到這本好書。幸運的是，蔡慶樺是我的高中同學，早不當學生的我，早於世界讀到這本好書。 　　我這樣跟自己爭論著，並期待你也能享受這段有意思的旅程。 前言 爭論文化是一種必要的存在？ 　　▎維繫成熟民主的手段 　　「真理會在爭論中誕生」(Die Wahrheit wird im Streit geboren)。 　　爭論，是民主社會中重要的概念。德國一直存在著「爭論文化」(Streitkultur)，不管社會分裂多麼激烈，爭論還是被視為維繫成熟民主政治必要的手段，學生

們在學校也會被引導對於複雜的議題搜尋資訊、做出判斷、並駁斥不同立場，因為正確地爭辯，是勇於使用理性，是今日民主文化得以保持活力的原因。 　　然而不可否認，爭論雖可以產生真理，但是這樣的真理時常帶著社會的分裂與仇恨作為代價。「真理製造仇恨」(Veritas odium parit)，這句來自古老拉丁文的諺語告訴人們，追求真理的過程並不總是那麼順遂或愉快。 　　德國社會是個始終不和諧的社會，這個國家始終在爭論中。即使在德國文化與政治思想中一直存在著某種對於共同體的嚮往，德國各黨的政策黨綱向來好談「社會」作為價值，但是，這個共同體從來不存在於共識中。雖然「團結」(Zusammenhalt)一直是

各黨高舉的價值，可是「鬥爭」(Kampf)，也從未消失於德國的政治語彙。因為爭辯，才能釐清事實，才能將國家與社會帶到更好的地方。 　　這種爭論的基因，流動在西方文化傳統中。在古老的哲學開端，雅典的阿果拉廣場上，好提問的蘇格拉底正是在與希臘人辯論中探問真理的人；柏拉圖寫的對話錄，既是對話，但也是各種激辯，例如《理想國》對何謂正義的辯論，穿越了西方歷史，還影響著當代的政治思潮；而西方神學傳統中，爭辯一直扮演重要的地位，例如聖經《使徒行傳》，描述耶穌的使徒們傳教的事蹟，許多片段都是在激烈的爭論中辨明信仰與真理，例如保羅與雅典人的爭論：「保羅在雅典等候他們的時候，看見滿城都是偶像，就心裡著急；於是在

會堂裡與猶太人和虔敬的人，並每日在市上所遇見的人辯論。」他去了哥林多：「每逢安息日，保羅在會堂裡辯論，勸化猶太人和希利尼人」；「在眾人面前極有能力駁倒猶太人，引聖經證明耶穌是基督」；「保羅進會堂，放膽講道，一連三個月，辯論神國的事，勸化眾人。」 　　辯論，不只是針對異教徒，也可見於基督教內不同教義的爭執。被認為在精神上改變了德國人、創造出一個新的信仰國度的馬丁路德，於五百年前這麼說：「我為了我的德國人而生，也為德國人而服務(Meinen Deutschen bin ich geboren und ihnen will ich dienen)。」他服務的方式，正是以其九十五條論綱向羅馬教會提出

了挑戰─提出一場改變世界的爭論。 　　路德於一五一八年前往海德堡，參加在海德堡奧古斯丁修會會議上的「海德堡爭辯」(Heidelberger Disputation)，他力戰天主教守舊者，辯論教義，更是開啟了之後數十年多場關於宗教改革的重要辯論。這場辯論被紀錄為拉丁文Disputatio Heidelbergae habita，disputatio 的字源是dis(分歧)與puto(辨認、思索、闡明)，可以看出爭辯的意義並非一味駁斥，而是要劃出歧異，在其中獲得啟蒙。 　　如何爭辯(disputare)，自中世紀以來便成為學習神學者必修課程，你必須設想一切可能反對你立場的論點，作詳盡的探究與比

較，闡明這些論點的不真與不合理，以捍衛自身信念的真實性，並說服他人接受。也不只是神學，這已是學術研究的必要技能，高等教育在授予博士學位時，申請學位者必須通過論文答辯，因為，只有懂得爭辯者，才能證明自己擁有學術能力。 　　▎據理力爭是有勇氣使用理性 　　「雖然朋友與真理對我們來說都是可愛的事物，然而給予真理更高的地位，是神聖的義務。」亞里斯多德《尼各馬科倫理學》，1096a 　　到了啟蒙運動時期，能夠據理力爭，不只是學術能力，甚至促成了市民社會的公共性。如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已成經典的教授資格論文《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便描述，在英國咖啡館及法國的沙龍中一場又一場的辯論

與交流，催生了近代歐洲公共領域。除了面對面的辯論，透過文字以及著作的意見往來，也使得啟蒙思想更成熟，例如康德關於啟蒙運動的名文，便是一篇投入爭論之作。一七八三年，牧師策爾納(Johann Friedrich Zöllner)在柏林月刊上質疑，雖然「啟蒙」已成一個流行詞彙，但是內容到底是什麼，沒人說的清楚；這個質疑即引發思想界的回應，例如隔年哲學家孟德爾頌(Moses Mendelssohn)發表〈關於這個問題：何謂啟蒙？〉(Ueber die Frage: Was heißt aufklären?)，對於德國民族的文化及教養充滿信心；而康德接著發表〈回答這個問題：何謂啟蒙？〉(Beantwor

tung der Frage: Was ist Aufklärung?)，以拉丁語諺語「勇於使用你自身的理性！」(Sapere aude!)為啟蒙做了清楚定義，要求人類走出自己招致的不成熟狀態。這篇文章，使人類精神告別了中世紀，帶領他的當代人走入理性的時代。 　　這一次爭論，其實也是對於「為什麼我們要爭論？」這問題的答案。爭論，不是為了吵架，而是勇於使用理性，是走出不成熟狀態的嘗試，是為了被啟蒙(aufgeklärt)，為了被闡明(geklärt)。 　　德國自一九七○年以來建立了一個重要政治傳統，由總統在耶誕節前夕透過電視向全國人民講話，以在這個重要節日建立國家未來正確的方向，並給予人民

自豪與信心。二○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德國總統史泰因邁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循例發表耶誕談話，他呼籲，德國的公民們應該展現支持民主的公民勇氣、共同體認同、以及爭論文化。民主不是自然而然產生的，我們每一個人都對民主負有責任，每個人都在其手中握有一小塊德國，「我們需要民主，可是我也相信，此時此刻民主特別需要我們。」他認為爭論的文化是德國社會的珍貴資產，也樂見各種立場間激烈的爭執。他指出，重要的問題是：「我們爭執了，然後呢？摩擦如何再轉為尊敬？不休的憤怒如何轉為合宜的爭論文化？針鋒相對如何產生團結合作？」 　　這些問題當然是困難重重的，但是，為了捍衛民主，依然必須不懈

地尋求答案。真正的民主精神不是在制度裡面尋找的，而是在活躍的民主公民之彼此往來間被實踐以及存續，是與各種不同意見的他人溝通，尋找出讓大家都得以和平共存的生活方式。這條道路並不平坦，但再怎麼跌跌撞撞，我們都還是得走，因為民主生活已經是所有生活形式中我們唯一可以接受的。史泰邁爾在演講裡，有這樣一句話：「你們不要害怕！」(Fürchtet Euch nicht!)引述德國人熟悉的聖經話語，但也是重現了康德在建立歐洲啟蒙精神的關鍵時刻所發出的呼喊：「要有勇氣使用你的理性！」 　　▎在爭論中更靠近真理的國度 　　「而普羅塔哥拉斯與蘇格拉底啊，我請求你們兩位，各自退讓，開始為你們自己的立場而爭論吧，但

請不要吵架，因為朋友與朋友之間，也可以充滿善意地爭論。」柏拉圖，《普羅塔哥拉斯》對話錄，337b 　　本書描述的，就是這樣一個紛擾不安的國度，如何在一次又一次的爭論中逐漸走向成熟；如何在歧異中試圖闡明。這個國家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失敗，卻又站了起來，逐漸成為強大的國家。可是這樣的強大，卻不是一帆風順的。很多問題，德國一直無法找到答案，但是一直沒有放棄尋找答案，這個國家也就在這些跌跌撞撞的摸索中，完成許多驚人的成就，例如在廢墟中重建、完成經濟奇蹟、與東歐和解、處理納粹問題、完成統一的和平革命、推動能源轉型等。但是，當然也有許多挑戰依然棘手，例如始終進行中的轉型正義、難有社會共識的難民問題、移民融合

、性別平等、老年貧窮、種族主義、反猶主義……。 　 　　這是個複雜的國家，有複雜的歷史與國情，甚至，德國人自身就很複雜，不容易理解。究竟如何幫德國定位？這些年來，臺灣對德國很感興趣，在許多議題上希望瞭解甚至借鏡德國經驗，學習德語的人也愈來愈多。也因此，過去幾年我試著切入德國社會核心、深入分析德國的專欄文章，也獲得甚多迴響。這本書，便是選錄、改寫一些我在各媒體上的評論文章，以及演講之內容，並藉整理成書之際，另加上一些我早就想談卻一直沒靜下心來好好處理的議題，希望能全面深入地呈現近年來德國社會中的重要論辯。 　　書中整理、探索、分析了許多分裂德國社會的議題，例如移民、難民、種族主義、愛國主義、宗

教、環保政策、階級差異、同志與性別平權、高學歷情結、少子化問題、職業教育之未來、轉型正義、媒體生態、老年化、藝術創作與言論自由、安樂死等。這些議題，均無一個簡單立場或標準答案，但是都呈現出一個處於爭辯中的社會。也因此，本書之書名訂為《爭論中的德國》(Deutschland streitet)，希望能從這些高度複雜、立場鮮明的爭論中觀察一個國家。 　　史泰因邁爾說每一個參與爭論的德國公民「都在手中握著一小塊德國」。閱讀這本書的台灣讀者們，手中其實也都捧著一小塊台灣，一小塊脆弱的、值得我們激烈地為之辯護的新生民主。本書所觸及的很多爭論，也可以在臺灣的脈絡中見到，例如國族認同、移民議題、同婚與其他

同志權益、安樂死等。也不只我們，其實世界各國或多或少都會面對這些議題，也都在找尋答案。有些議題，人們找到了暫時的共識，讓這個社會繼續往下走；有些議題始終是爭議，各種立場的人無法找到共同的立足點對話。無論如何，我們應該接受一個不和諧的社會，並且，在知道最後可能無法共享同一立場的情形下， 仍然願意一起爭論。共同體(Gemeinschaft)， 是在差異中尋求共同(gemeinsam)，而不是追求同一；我與你爭論，是因為我視你為與我一樣的理性存在__者，你能使用與我一樣的語言，我們交換意見的不同，試著釐清概念上的誤解，即使最後我們仍將彼此憎恨，因為無法說服彼此，但是至少我們都更貼近真理一步，也使我們

生存其中的民主更有生命力。 　 　　也因此，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柏拉圖《普羅塔哥拉斯》對話錄中會有這麼一句：「而普羅塔哥拉斯與蘇格拉底啊，我請求你們兩位，各自退讓，開始為你們自己的立場而爭論吧，但請不要吵架，因為朋友與朋友之間，也可以充滿善意地爭論。」各自退讓，才能有真正的爭論，而不淪為吵架。爭論再怎麼激烈，都應該是針對事理，而吵架，卻常是針對個人。後者會是惡意的，而前者，卻可以是善意的，可以發生在朋友之間，又不損友情的。 　 　　當然，這樣的理性的爭論在今日看來似乎陳義過高，我們多數時候在臺灣看到的，還是吵架。但是正因為我們身處在後事實、後真理的時代，不放棄對真理的追求，格外重要，

尤其在臺灣，這個被外國學者認為是受假訊息攻擊程度全球最嚴重的地方，我們更有義務，必須要辨認事實與虛假，必須爭論，必須堅持真理。「雖然朋友與真理對我們來說都是可愛的事物，然而給予真理更高的地位，是神聖的義務。」亞里斯多德《尼各馬科倫理學》寫下的這句話，不也提醒當代懷疑真理是否仍存在的人們，在探求真理的路上，不要怕爭論？ 　　讓我們各自退讓，開始為自己的立場而爭論吧。 當一位手球國手及藥師被殺害 再說說一個悲劇，談德國的種族主義及排外。 馬爾娃・埃爾─雪碧妮（Marwa El-Sherbini），出生於一九七七年的埃及，是埃及國家手球隊的成員。但她除了是頂尖運動員外，還讀了藥學系，是一位專業

藥師，就讀大學期間，並且是學生會發言人。這樣一位能文能武的學生，可說是一流的菁英。 她的先生歐卡茲（Elwy Ali Okaz），是一位研究基因的科學家。二〇〇五年，這對夫婦移民德國，因為先生在馬克斯普朗克研究院找到一份研究工作，兩人並於隔年德國生下小孩。這是一個完美的移民典範：都是高教育程度的專業人士，成功融入德國社會。 二〇〇八年八月，埃爾─雪碧妮帶著她的小孩，在德勒斯登一個公園的兒童遊戲區，一個俄羅斯裔的德國人維恩斯（Alex Wiens）朝著她挑釁，罵她「伊斯蘭份子」、「恐怖份子」、「賤貨」。路人見到這個衝突報警，警方來到現場立案調查。 二〇〇九年七月一日，已經懷孕三個月的埃爾─雪碧妮

出庭作證，在離開法庭時，維恩斯衝向了埃爾─雪碧妮，抽出預先藏好的刀，刺殺她十八刀，她三歲的兒子就在現場看著母親當場身亡。她的先生歐卡茲在旁試圖制服兇手，也被刺三刀，重傷。一位法警趕來支援，拔出槍，卻對準了歐卡茲開槍，因為他以為這個埃及人才是攻擊者。最後幸好歐卡茲存活了下來。 幾天後，在柏林及德勒斯登，舉行了盛大的哀悼儀式。七月五日，埃爾─雪碧妮的遺體被送回埃及，她終於回到家鄉。這一家人原來計劃於二〇〇九年年底回到埃及，因為歐卡茲已在大學找到教職。可是，種族主義毀了這個原本可以美滿的故事。 這起事件駭人聽聞，引起國內外喧然大波，不只因為受害者曾經是埃及手球隊國手，不只因為她因為外國人及穆斯林身份

被歧視、攻擊、殺害，還因為她是在德國法院內被殺害的。她的悲劇顯示了，一個模範的移民家庭如何仍然必須面對難以避免的種族主義。最後這起悲劇甚至成為伊斯蘭世界與德國關係惡化的導火線，埃爾─雪碧妮以殉道者身份在埃及被下葬，中東世界四處都有群眾上街哀悼並抗議德國的排外。

邪惡的見證者：走出過往、銘記傷痛，德國的轉型正義思考

為了解決今日苗栗車禍的問題，作者蔡慶樺 這樣論述：

每一個國家，都有繞不過的傷口。見證了過往殘酷的許多名字，就這麼被時間抹去。 當舉世都盛讚德國人能正確處理轉型正義問題時，這本書對於同樣身處歷史、族群議題中等待和解的台灣， 或許能打開一扇希望之窗，以及值得借鏡的典範。 　　德國思想研究者蔡慶樺在二○一三年至二○一八年間派駐德國時，由書籍、展覽、影劇、少為人知的歷史事件等多重面向，深入挖掘那個大時代下小人物的見證，以及德國人對自身過去邪惡所進行的種種反思。他在一個個血淚斑斑的泛黃故事中，帶領讀者看見回憶、述說、反抗、面對的勇氣，以及德國社會如何對這一切反覆討論、曲折前行。不僅是面對歷史的思考，更是對人性、對道德的深刻探問。 　　一個國家的

偉大之處，就在於能從重創中站起來，不只是經濟或政治上的重生， 　　更必須在精神及文化上學會哀悼，癒合不可能癒合之創傷。 　　本書以在德文中特有的一詞概念貫穿：「克服過往」（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已發生的、過去的錯誤，不會簡單地在歷史中消失。如何面對、克服傷痛，才得以進而讓未來得以正常進行。勇敢撕開和諧的偽裝，才能從根源療癒，並確保未來不再重蹈覆轍，以求終有一天能完結這個重擔。 　　為無名者做傳，我們一起做傾聽者、記憶者、敘述者。 　　從另一岸到這一岸，我們都站在轉型正義的起點上。 強力推薦 　　德國文化觀察家 & 作家  神奇海獅（李博研） 　　教師 ＆

作家  蔡淇華 　　廣告導演 & 作家  盧建彰 　　（依姓氏筆畫排序） 作者簡介 蔡慶樺 　　高雄出生，苗栗、臺南長大，臺北求學，後移居臺東。在臺灣跟德國讀外交、哲學及政治。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治歐陸思想史。曾入圍2019年台灣文學金典獎、獲2018年及2019年人權新聞評論獎，並獲2020年台北國際書展大獎（非小說類）。 推薦序一：直視傷口才能真正治癒 神奇海獅(李博研) 推薦序二：擺渡到「因能而愛」的另一岸 蔡淇華 推薦序三：有眼的就該看 盧建彰 自序    ：那些該見證卻被遺忘的殘酷 1.成為奧斯威辛的見證     只想趕快回去過「正常人的生活」  

  「我的母親走進了毒氣室」     法律無法完成的工作，必須由我們繼續      2.三個男孩與一間被遺忘的集中營     記住，重述，才能持續進行     在歷史上消失的一千七百位猶太人     我們的家鄉也有集中營？     即使骯髒，也得忍痛揭開     3.他不曾別過頭去：那些走過納粹時代的學者們     研究院也要「雅利安化」     誰才應該感到遺憾？     一個被放逐的學者     拒絕成為歷史共犯     4.跨越三百年的世代之聲：長者的圖書館     跨越世紀的小人物     被全世界最冷峻的牆隔開     一夕封閉的邊界     與自己的國家奮戰     留下倖存者

的聲音     5.「讓我們的男人回來！」     怒吼的女人     守護我們珍惜的一切     這是反抗，也是革命     6.如何可能抗拒對德國文化的愛？     恨納粹，但無法恨德國人     當個人被「非人」化     是桂冠，還是災難？      7.希特勒的迷幻時代     毒品與藥物的黃金時期     你的身體屬於誰？     亢奮的戰場     跑呀！跑呀！跑呀！     藥癮心態與全民毒品     8.這一代人的母輩父輩們     一場戰爭，五個好友，五種命運     在克服過往之外，是時候克服悲傷了     加害者是否也可能是受害者？     美國人眼中的可疑觀點 

    我們內在最敗壞的那部份     9.撕下那張粉紅標籤：德國同志運動的漫漫長路     當同性戀被視為有罪     「老媽說沒問題啦！」     柏林議員的震撼彈     10.我們得有全新的語言：那些在政治化後變質的字     「淨化」是什麼意思？     當語言成為一種落實暴力的機制     對待語言，我們也必須要求一種轉型正義 11.暴政有其界限：檢察官鲍爾的雷默爾審判 一度被排斥，今日成模範 雷默爾審判：暴政有其界限 不法國家 抵抗權：日爾曼律法傳統 格格不入者 12：陌生的父母們 魔鬼的交易 原罪？ 13：無能哀悼：以一種德意志方式去愛 無父的社會 無能哀悼 以一種德

意志方式去愛   推薦序一 善良，是一種選擇 　　人性兩難的場景 　　德軍士兵威廉奉命，準備燒毀戰區的一棟平房。他以為房子裡早就已經人去樓空了，然而當他提著汽油進去時，卻撞見一對年老的俄羅斯夫婦在餐桌前用餐。老夫婦與他四目相望，接著老先生緩緩地提起茶壺，倒了一杯茶想請這位闖入他家的陌生士兵喝。然而到了最後，德軍士兵還是只能遵照命令，燒毀老夫婦的家。 　　蔡慶樺的《邪惡的見證者》中，到處都是這種人性兩難的場景。剛開始看到這本書的時候，我心想大概就是在探討德國的轉型正義之路。但是看完後才發現這本書討論的不僅僅只是歷史的問題，它還討論到同婚、藥物氾濫、兩代之間的歷史記憶等至今還在德國廣

為人討論的議題。像上面描述的這幕景象，就是來自於德國第二公共電視台(ZDF)為紀念50週年台慶，於2013年推出的影集《我們的母輩父輩們》(Unsere Mutter, unsere Vater)。這部影集立刻獲得廣大的迴響，知名週刊《明鏡》甚至宣稱這部影集代表「德國反思歷史的制高點」。許多德國人終於從冷硬生僻的歷史課本外，開始了解自己父母、祖父母那輩經歷的那個集體瘋狂年代，甚至到最後開始問起自己一個問題：如果是我遇到這種事情呢？我會怎麼做？ 　　「我會怎麼做？」 　　我認為，這一句話透露出德國歷史工作的真正核心。我在漢堡大學讀書時曾經有一門課很有趣，在十幾堂課堂裡，每堂學生都要探討一個社

會學家、心理學家或是其他什麼社會科學的理論，而全部圍繞著的就只有一個問題：「納粹大屠殺為什麼會發生？」 　　因此，整個學期下來我們討論了傅柯的《規訓與懲罰》、討論了阿多諾關於啟蒙運動的種種評判及其他法蘭克福學派學者、討論了米爾格倫實驗裡人們對於分散責任的毫無防備、也討論了路西法效應。在整個讓人頭昏腦脹的學期以後，我得出自己的結論是：當當人們受命去執行一些道德上不允許做的任務時，他們會陷入一種叫做認知失調的心理狀態中。為了擺脫這樣心理上的不舒適感，他們就會開始改變自己的心態。其中一種選項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平庸之惡。 　　「平庸之惡」意指放棄思考。當上級的規定與指令下來時，即不加思索地加以服從

，把一切都交給規定與領袖說了算。一九六一年，前納粹黨衛軍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審時，猶太裔學者漢娜鄂蘭首次提出了這樣的概念，她認為艾希曼只不過是個官員，而且意識形態在他的行為中並非扮演主角。她堅持將艾希曼描述為禽獸、是惡魔的化身是非常危險的，因為這會讓歷史研究者忽視，暴政專制的政權如何能輕易引誘平民百姓參予罪行。不加思考的執行命令的確是一種惡。但是後世的德國年輕人要接受的，可能是更令人傷感的一項事實，那就是他們的父母非但不是被迫，甚至本人就可能是這種體制的狂熱支持者。 　　蔡慶樺的文章中，就提到這樣的一個故事。在《陌生的父母：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五的日記與信件中記錄的時代歷史》這本書中，編輯

者克勞斯在父母過世後，便在閣樓裡找到了父母及叔叔留下的日記本以及信件。 　　克勞斯的父親一輩子擔任新教牧師，而母親協助父親，兩人一直被鄰里視為服事上帝的善人，知識與品格都是社區模範。在他和妹妹的記憶中，母親曾送給她《安妮的日記》，對她敘述在二戰時候猶太人曾經受到多麼不公平的待遇；而父親也曾悼念抵抗納粹的神學家及白玫瑰運動。因此他從小便相信，那麼善良的父母親，在那十二年間一定是站在正確的一方，一定是獨裁政權的受害者，而不是幫兇。但在翻閱信件以後，赫然發現他的上一代是如何成為狂熱的希特勒支持者，甚至到最後當他們被蓋世太保盯上、要他出賣同志提供教會內抵抗者的名單時，他也照做了。當克勞斯兄妹看到這些

信件時，自然完全無法接受現實。他甚至一度想逃離那個父母的家，而也不知道該拿這些信件怎麼辦。 　　慘劇，其實比我們想像得更近 　　書裡的許多故事都在考驗我們的人性。當你沒看過這些故事、看過前人的掙扎時，你其實根本不會知道你也許比自己所以為的更容易受騙、也更軟弱。故事的主角克勞斯兄妹與其他許許多多的德國人大可以將過去掩蓋，然後在每個夜晚爬上床、心安理得地進入夢鄉。但是，當意識逐漸模糊的時候，卻開始有一些微微的思緒在暗處滾動，起初只像是水中泛起一點小小的氣泡，但是卻越來越多、最後竟然像是滾水般的沸騰起來。他知道人們會開始忘記這一切，他知道那些審判、那些歷史，會隨著時間淡出人們的視野，像一隻越來越

遙遠的蒼蠅，就像以前的他一樣。但慘劇其實比想像中離我們更近，只要我們忘記，它就會再重演。最後他選擇將所有的文件出版成書。他認為必須記錄時代歷史真相，每一個人都必須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而原因很簡單：「使未來不再有相同的錯誤被犯下。」 　　這就是德國人即使要爬過那段污穢不堪的過去、也要尋找真相的最終原因。這是德國人的選擇。他們選擇告訴大家：這些暴政的支持者並非惡魔。反而恰恰是因為他是個「人」、擁有人性的弱點，而當相似的時代再次來臨時，我們也會做出相似的事情。而他們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讓別人相信，會有一個超越時代價值觀的正義存在，萬一當那個極端的時代再臨時，它也許能幫助人們克服自己的軟弱，並選擇拒

絕成為暴政的幫兇。 　　善良，是一種選擇；這句話換另外一個角度來說，就是要經過選擇以後，人們才能走向善良。作者蔡慶樺希望我來推薦這本書，但我卻說：不需要。事實上只要你一翻開這本書，你就根本停不下來了。唯一的問題是：你準備好了嗎？ 　　你有把握從現在到看完整本書，你的每個選擇都是善良的嗎？ 德國文化觀察家＆作家 神奇海獅(李博研) 推薦序二 擺渡到「因能而愛」的另一岸 　　這幾年靠追逐蔡慶樺博士的「德意志思考」專欄，慢慢蓄積自己國際素養的能量，今日專欄結集《邪惡的見證者》，不啻是思辨能量的一次爆發。 如同蔡慶樺書中所言，哲學家海德格指出「德文」這個字的原意是「翻譯」，但重音不同時

，也是「擺渡」之意。 　　在這個當代人在經歷世俗、啟蒙，卻也失去傳統價值的「無父當代」，我們亟需蔡慶樺替我們翻譯那些已經被遺忘、應該被見證、卻被遺忘了的名姓。這些曾經愛過、恨過、疼痛過的名姓是波，是浪，是擺渡人蔡慶樺為我們展開這一場德意志歷史之旅的航道。 　　邀請朋友打開《邪惡的見證者》，讓我們從「無能哀悼」的一岸，擺渡到「因能而愛」的另一岸！是的，如果一年只讀一本書，我推薦這本《邪惡的見證者》。 教師 ＆ 作家 蔡淇華 推薦序三 有眼的就該看 　　04:00AM 　　凌晨四點，因為時差，我清醒。很想好好地睡，但女兒說她肚子餓，我說，我們再試試看睡一下好不好？她試了，但沒有辦

法。後來開始唱起歌來：You don't know I don't know......因為是即興創作，我是世上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聽到這首歌的人，儘管我閉著眼睛假裝睡覺。 　　終於，我意識到無法讓她繼續睡，或者說，我意識到她讓我無法繼續睡，我只好起來，幫她烤吐司，結果，她玩著玩著，就忘了要吃我烤好的吐司。吐司涼了，我的心沒有。因為我昨晚讀的《邪惡的見證者》，讓我意識到，我正在見證一段幸福。 　　你知道些什麼？你記得些什麼？很多人說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幹嘛提起。是呀，幹嘛提起呢？ 　　事實上，那些殘酷的故事，都不是什麼你可以輕易說是怪物做出來的事，而是一個一個跟你我一樣，原本平凡也沒什麼兇

惡基因的普通人，在歷史的那當下，做出了選擇，儘管在當時候，他們或許不覺得有其他選擇，更不清楚歷史就是這樣形成。如果我們不去觀看，我們都有可能再犯下一樣的錯誤，傷害其他的人。 　　我的母親因為車禍腦傷因此有記憶力喪失的問題，她能記得的時間只有五到十分鐘。她還願意跟我說話時，會問我當兵沒，我會回答她，那已經是將近二十年前的事了。她會緊跟著追問，那你有在工作噢？那要存錢，存老婆本。當我回答她我已經結婚快十年了，她會勃然大怒，責怪我怎麼結婚沒找她去？這時，我得趕快找出結婚照，給她看。這時她會露出靦腆的表情，說抱歉她忘記了，下一句，就會笑著說，「不過，恭喜你耶，竟然有人願意嫁給你。」 　　我總愛說，

別人家的我不確定，我家的結婚照是有用處的，它讓我的母親每天都有機會，為我開心。 　　有時，望著我的母親，我會想，如果我們不知道真相，也不記得真相，那我們和失憶症又有什麼兩樣？你什麼重要的事都不記得，憑什麼你可以有記性呢？那對我母親來說，會不會不太公平？ 　　你知道些什麼，決定你對未來的判斷。你記得些什麼，更決定你對於價值的取捨，甚至，也決定你這個人在這世上的價值，和世界該如何取捨你。 　　法蘭克福機場 　　去過歐洲的人，大概很有機會到法蘭克福機場，因為是個重要的交通樞紐，不管要到歐洲哪個國家，你有很大的機會在這裡轉機，這裡甚至是許多人踏上歐洲土地的第一站。只是，拉著行李箱快步奔向美麗歐

洲的我們，不太有機會知道，這個繁忙的國際機場，竟然也有屬於他的一段納粹歷史。 　　一九四四年，一千七百位匈牙利猶太女子被迫來到這裡，為了強化納粹空軍戰力，拖著孱弱身軀，扛著比自己還重，高達五十公斤的砂石，一步一步蓋出法蘭克福的第一條飛機跑道。年紀最大四十七歲，最小十三歲，許多人在過程裡被守衛活活打死，或者在殘酷不人道的折磨中沒有尊嚴地死去，一千七百人最後只有三百三十人存活。而在一九七○年一位倖存者，回到這裡，當她向市政廳詢問集中營遺址和紀念碑時，市政廳的人員感到十分疑惑，因為在他們的認知裡，法蘭克福這裡並沒有納粹集中營，他們認為這位倖存者記錯了，他們感到十分不解。 　　這整個集中營的歷史，

被完全抹去。 　　直到後來經過數十年，當地的學生們意外在某份集中營資料裡，發現自己家鄉的名字，而出身當地的他們不曾聽說家鄉父老提及，感到十分好奇，開始研究爬梳，拼湊出這段確實存在的歷史，他們甚至回頭找上當初承包這個機場工程的營建公司，呼籲能夠針對受難者發表道歉聲明並賠償。這在多年後因為成為地方的重大活動後終於發生，他們邀請十九位匈牙利的倖存者回來，並一一念出那一千七百個名字。 　　我的眼淚在這裡泛滿，我女兒問我怎麼了。我說，眼睛痠。 　　有眼的就該看 　　我很感激蔡慶樺讓我知道這個故事，那沒有讓我比較好過，但或許可以讓我有機會變比較好一點，甚至，讓我有機會幫我的孩子多知道一點，多記得一

點。那會讓她好一點。我看著年幼的她，希望她不需要經歷像那些姊姊們的悲慘故事，而那並沒有人可以向我保證。唯一可以做到的人，是我自己。 　　當我知道這件事，記得這件事，在乎這件事，並且試著告訴別人這件事，我們才能有機會避免這件事再度發生。見證這些見證的我們，當然是見證者。邪惡害怕我們看著它，直視它，因為隱蔽躲藏是它滋長最好的養份。 　　它吃的不是別的，正是其他人的「別過頭去」，一如愛因斯坦當初在普魯士皇家科學院中，因為猶太人身份被迫離去，其他院士的「別過頭去」，並不比納粹來得不邪惡。 　　你當然是個見證者，除非你閉上眼睛。而那，讓你和沒有選擇而失明的人有什麼兩樣？不，你糟糕許多，因為你有選擇

，你做了選擇。比這些恐怖的事，更恐怖的是，不看。同樣的事情，現在也在我們的網路上看得到，你不看，你不管，讓它一個集中營一個集中營的蓋，而最後，也許你不再只是從外面看，你可能得從那裡面看外面，並且看不到外面。 　　不過，也有個稍稍好的消息，就是當我們看著它、傳講它、警戒它，它就不那麼有機會再度發生。當我們願意去見證邪惡，邪惡自然會膽怯的，它會的。 　　你該見證，你當見證。那讓你勝過邪惡。那讓我們勝過邪惡。 　　這書，有眼的就該看。 廣告導演 ＆ 作家 盧建彰 自序 那些該見證卻被遺忘的殘酷 　　這本書，是偶然，也是必然。 　　《天下雜誌》開辦《獨立評論》時，問我要不要開設一個

專欄。一開始我是持保留態度的。我想寫的東西，都是潛入思想、歷史與文化的深層所挖掘出的長篇評論，在習慣輕薄短小閱讀模式的社群媒體時代，真會有人想看嗎？ 　　後來，終於還是開了這個評論專欄，因為我希望能在工作之外，也為台灣做點不同的事。專欄名稱沒有花什麼時間便決定了，一點都不華麗，以直球對決方式告訴讀者將會讀到什麼：德意志思考。 　　這個名稱有兩層意思，一來是我希望帶著讀者一起思考德意志這個國家，二來我希望從德國式的思想模式，為沒那麼熟悉德國的台灣社會引入一些不同觀點、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以及一些思考台灣問題的資源。 　　出乎意外地，即使「文長慎入」，這個專欄受到相當多讀者支持。不少人寄來正

面的回應，表示驚訝在網路上有這樣談論人文議題的長文，高興能夠讀到對於德國的深入思辨；有些人的意見非常精彩，甚至能與我的文章發展出深度對話；有些人對某些議題感興趣，希望我多談談某個領域；還有各式各樣跟德國有關的問題，例如德國旅遊問題、留學問題、情感問題、工作問題......。當然，也有對我某些文章的觀點提出不同意見的，我也感謝許多批評與指正。這些迴響，都是「德意志思考」專欄不斷成長的能量。我不一定有時間回應，但是我都讀了。感謝中文世界每一位花時間細讀、分享、評論的人。 　　《獨立評論》並沒有要求我以什麼頻率或內容供稿。因為自身工作的關係，我的寫作時間不多，又需要時間消化大量德文文獻，所以我也沒

有什麼寫作規劃，只是想到什麼寫什麼；又因為我是個閱讀興趣廣泛的人，我的「想到什麼」，還真的想到很多什麼。於是哲學、政治、歷史、媒體、人權甚至情感，都是我書寫的材料。其實，要觀察這個多元複雜的國家，專欄內容不也必然具備多變的樣貌？ 　　那些文章中，有不少與納粹歷史或轉型正義有關。我並沒有特意這麼安排。在我開始寫作的時候，「轉型正義」在台灣的公共討論裡，還不是那麼熱門的詞彙，當時我也不是針對轉型正義而寫，卻在巧合下處理了許多這方面的議題。然而，這其實也不是巧合。要看清德國這個國家的過去，又怎麼能繞開這一點？《獨立評論》提議，蒐集這些關於轉型正義的文章，出版一本書時，我才意識到，這幾年下來，竟也累

積了一定的成果。 　　我告訴主編，我想寫的是那些在歷史中應該被記得、卻被遺忘了的名字。而這些名字，都見證了某種邪惡或者殘酷，都經歷了在時代中的無力。有些人獲得了平反，有些人卻就這麼被忘記。這本書，希望能夠讓世人見證應該被見證的，記得已經被遺忘的。 　　中文世界所謂的「轉型正義」，在德文中沒有完全一樣的字眼。德文使用「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與「Vergangenheitsaufarbeitung」兩個字來討論轉型正義問題。前者借用自精神醫學裡如何處理創傷、克服陰暗過去的詞彙，用以討論如何處理並克服歷史過錯與罪責；而後者是對罪行的探究、調查，是解開那些錯綜複雜、無

人能解的罪行檔案，以求終有一天能完結這個重擔。由這兩個概念的複雜即可知道，轉型正義的工作絕不簡單。 　　這本書，其實並無為台灣的轉型正義提出什麼建言的能力，但如果能夠為無名者做傳記，記錄那些必須記錄的，正是一個最好的轉型正義起點。本書中〈跨越三百年的世代之聲：長者的圖書館〉一章，即提及奧斯威辛(Auschwitz)集中營倖存者作家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他認為所有集中營受難者最害怕的，其實不是在集中營中死去，而是害怕那裡發生的事情太過恐怖，以至於在倖存後沒有人會相信他們述說的經歷。我的書寫，想履行的正是這種倖存者的倫理責任：我們都應該是傾聽者、記憶者、敘述者、見證者。 　　探

索人類歷史上的巨大錯誤時，需要看到的不只是被害者的面容與命運，還得思考加害者。為什麼會發生這些殘害他人之事？將加害者邪惡化並一概而論，是個太過簡單的作法。因此哲學家雅斯培(Karl Jaspers)反省納粹罪行時，拒絕將整體民族作為問責對象，他認為那是忽視了個人作為犯罪者的罪行，正如我們不能將猶太人視為無差別整體，在問責德國人時，也必須體認，「作為整體的民族並不存在」。我希望，藉由本書，加害者的多重面孔，以及當時各種使暴政得以運作的機制，都能更具體的呈現出來。 　　本書所收的文章，在過去幾年來記錄了我的生命軌跡，是我自二○一三年至二○一八年間派駐德國時，親身觀看一個國家曾經犯下什麼錯誤、又如

何克服；觀看如我一般的平凡人，如何被押解入地獄，見到什麼樣難以表達的邪惡，並如何面對不可能承擔的歷史宿命。這一路上發生很多事，邂逅很多人，有過許多難以忘懷的對話，是一段非常精彩的探險。我感謝一路上伴隨的同伴，以及交流、相互理解、甚至爭執的對象。 　　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曾經強調德文「übersetzen」這個字的曖昧，這個字的意思是「翻譯」，然而重音不同時，也是「擺渡」。這本書，希望不只能為讀者把一種語言與思考方式轉譯成另一種，也希望在我掌舵下，從這一岸到另一岸，從台灣島到歐洲大陸，展開一場德意志歷史的航行。歡迎登船。 蔡慶樺 奧斯威辛集中營解放紀念：述說

那無法被敘說的，見證那必須被見證的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奧斯威辛（Auschwitz）集中營被解放，結束了納粹在這裡的暴行，聯合國因此指定這一天為「國際大屠殺紀念日」。七十年來，這個集中營成為一個不可遺忘的標誌，提醒世人：人類可能如何盲目、狂熱而殘忍地，犯下不可思議的暴行。 為了紀念奧斯威辛解放七十週年，德國第一公共電視台（ARD）在二○一五年發起一項推特Hashtag標籤：「#奧斯威辛對我的意義：___________」（#Auschwitz ist für mich: ___________）。這個行動引發了媒體激辯。究竟我們能否「推特」這個人類歷史上最殘忍的事件？如何在一百四十字內說

出集中營的意義？這麼作的倫理意義何在？ 《南德日報》（Süddeutsche Zeitung）的編輯普蘭斯塔勒（Christopher Pramstaller）說：不！奧斯威辛不是主題標籤的對象，因為用一百四十個字表達這個場所、這個事件，是輕率的「反應」（Reflex），而不是深刻的「反思」（Reflexion）。但是歷史學者布克哈特（Hannes Burkhardt）則問，用一百四十個字或一萬四千個字描述集中營，差異何在？我們總是得面對這個事件。而一個情緒，一個反應，也可能將我們帶向反思的路。 超過五百六十萬人被解送到奧斯威辛，超過一百一十萬人在這裡失去生命，其中百萬人是猶太人。這個集中營裡

所發生的事，遠遠超出人類所能想像，也非人類文明所能承受的限度。如何描述這個邪惡的大屠殺機制？德國人如何承擔奧斯威辛，又從歷史中學到了什麽？七十年來德國社會不斷陷在集中營帶來的倫理難題中，苦苦思索答案。顯然不管是一百四十字或一萬四千字，都難以刻畫大屠殺的成因及面貌。 ▎只想趕快回去過「正常人的生活」 一九七○年十二月七日，德國總理布蘭特（Willy Brandt）訪問華沙，在猶太區的紀念碑前，為了納粹犯下的集中營暴行跪下並默哀，承擔了德國一整代人的罪責。他以這個極具象徵意義的懺悔姿態，回應了大屠殺的罪責與倫理問題，也因此獲得次年的諾貝爾和平獎。

兩岸高鐵執行過程與決策分析之比較研究

為了解決今日苗栗車禍的問題，作者鍾道明 這樣論述：

兩岸高鐵執行過程與決策分析之比較研究 摘要 海峽兩岸在二十一世紀初同時邁入高速鐵路時代，兩者的長度與規模不同，卻都引起舉世關注與稱羨。原因在於台灣高鐵係目前全球唯一採取以民間投資興建和營運的BOT模式執行，而大陸則係以跨越式發展模式在短短數年完成逾萬公里的高鐵。然彼等發展過程中卻出現某些爭議和問題，事實真相為何與該如何解決，確實值得研究探討。 台灣高鐵構想始自1973年台鐵局的超級鐵路計畫，1992年行政院核定高鐵路線後，其徵地特別預算卻於1993年遭立法

院全數刪除，並決議要求民間投資興建。台灣高鐵改採BOT模式於2000年起興建，2007年營運，過程可謂曲折多變。台灣高鐵雖係政府重大交通政策，但三十餘年來經歷了多位行政院長和交通部長，其財務困窘問題迄今未解。 大陸高鐵構想始自1990年中共鐵道部的京滬高速鐵路線路方案，鐵道部自1996年起以十年時間自主研製電動機車和實施六次提速，然國務院於2004年決定建設四縱四橫高鐵後，鐵道部改採以市場換技術模式引進高速列車後，高鐵建設突飛猛進。但2011年發生動車追撞事故和鐵道部官員涉貪事件，使鐵道部於2013年遭裁撤、改隸交通運輸部。 本文以艾利森的政府決策模型中的理性行為者、組織過程/行為以及政府

/官僚政治模型，研究兩岸的高鐵發展過程中，何者居關鍵地位。本研究顯示，兩岸的高鐵發展過程均深受國內外政治經濟情勢影響。而兩岸高鐵的規劃研究、政策發展與執行過程，都顯示組織過程/行為決策模式扮演了專業重要角色。而兩岸政府領導人以有限理性做出高鐵決策，彼等功過有待長期觀察。台灣由於需經立法院審查預算與介入，使台灣高鐵受政府/官僚政治決策模型影響較之大陸高鐵複雜多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