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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退休制度下社會養老保險精算問題研究

為了解決人口普查數據的問題，作者孫榮 這樣論述：

　　本書的主要目的是希望通過對彈性退休制下中國基本養老保險帳戶財務狀況進行精算分析，評價彈性退休制在中國財務上的可行性，為相關部門在彈性退休制下相應累積基金的建立、防範養老帳戶債務風險決策等提供有效的精算參考。退休制度改革涉及範圍廣、政策性較強，是事關民生的大事。在精算的基礎上合理確定養老金待遇核定、領取機制，採取彈性退休制度逐步過渡，對不同人群採取差異化政策，為促進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和提供就業崗位提供政策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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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之擇偶年齡被接受度與2040年之推估- 以臺灣未婚、離婚與喪偶者為研究對象

為了解決人口普查數據的問題，作者林侑誼 這樣論述：

年輕世代越來越晚婚，這已經顯然成為一個國際趨勢，然而除了晚婚和不婚的現象以外，近幾年來發現，臺灣離婚率也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本研究的目的是在探討2020年臺灣單身男女的年齡擇偶偏好以及年齡被接受度，以及推估2040年臺灣單身男女的年齡被接受度，藉此來探討現代臺灣的擇偶年齡趨勢，而研究對象除了「未婚」的人口之外，另外再納入「離婚」以及「喪偶」兩種情形的人口，來觀察現代婚姻市場，可以更加真實呈現社會趨勢樣貌。 首先，研究一以臺灣婚友網站中的全臺灣會員資料為樣本社群，分析2020年逐歲單身男女性擇偶年齡偏好之上下限，來探討該年齡層能被異性接受的年齡範圍，研究結論如下:一、 整體而言：相較於女性

，男性更能接受比自己年齡小的異性。二、 下門檻平均數：年紀越年長的男性較能接受比自己年齡小的女性；年紀輕的女性能接受跟自身年齡差距不大的男性，年紀較大的女性，相較之下較能接受比自己年紀更小的男性。三、 上門檻平均數：不論哪個年齡層的單身女性都能接受比自身年齡大的男性；而男性從24歲以後，則較無法接受比自身年齡大的女性。 其次，研究二以研究一的擇偶年齡偏好為依據，以相配區的概念進行模擬配對，並設定基礎模式、放寬模式A(放寬自身上限一個標準)、放寬模式B(放寬異性上限一個標準差)和放寬模式C(放寬自身和異性上限一個標準差)，分析男女擇偶時的年齡相配機率差異，研究結論如下：一、 基礎模式

的樣本情況中，年輕男女有較高的擇偶優勢，輕熟女性的擇偶優勢要優於同齡的男性，中年男性的擇偶優勢則優於同齡女性，大齡男女則差異不大。二、 當自身與樣本異性偏好上限都放寬一個標準差後，男性和女性模擬人士的欲求區、相配區人數皆明顯增加。整體來看，同時將模擬人士與樣本異性年齡偏好上限放寬一個標準差，對男性和女性擇偶機會的增加都有所幫助，尤以中年後的男性和女性更為明顯。最後，研究三為推估2040年臺灣單身者男女年齡被接受度，依據研究二的結果來設定模擬人士的擇偶年齡偏好上下限，並且參考唐玉嬋(2009)和廖祐閔(2022)之研究，再將模擬人士以相配區模式與研究者自行推估2040年樣本社群進行模擬配對。藉

以探討推估在未來2040年在對於擇偶機會的影響，結論如下:一、 2040年「低推估」年齡被接受度，走向大致與2020年相同。二、 2040年「高推估」年齡被接受度，比2020年低大約1%~3%，尤其女性的年齡被接受度幅度下降更多，則可以推估在未來的年齡被接受度，女性在26歲之後的年齡，能被異性接受的程度，會比現今更低許多。

中國人口出生性別比及其影響因素的時空異質性研究

為了解決人口普查數據的問題，作者張紅歷 這樣論述：

　　過去40年中國經歷了世界上最快的生育率轉變，但同時也出現了另一種重大的人口轉變趨勢， 即自1980年代以來出生人口性別比（簡稱出生性別比）不斷上升。其被看作是中國人口年齡性別結構轉變的重要特徵之一，引起了政府及社會各界的大量關注（楊菊花，等，2009）。伴隨著中國人口發展進入深度轉型期，人口發展的內在動力和外部條件發生了重要的轉折性變化，人口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已上升為中國人口發展的主要矛盾（何維，2019）。出生性別比（Sex Ration at Birth, SRB），是指某一時期（通常為一年）內活產男嬰與活產女嬰人數之比，一般以每100名女嬰對應男嬰的人數表示（姜全保等，2019）

。出生性別比是人口學研究的重要指標之一，是人口性別年齡結構發展變化的自然基礎和人口性別的動態起點（李智，等，2016）。從嚴格意義上說，這一數值並不是出生人口真實的性別比，但在每年出生人口數達到一定規模滿足大數定律時，可以認為出生性別比與真實值差異不大（胡耀嶺，2010）。在沒有人為因素干擾的情況下，出生性別比僅受到自然生物因素的影響，應是一個穩定的統計指標，可以作為判斷一國（地區） 性別結構是否合理的重要依據。 　　人口是社會發展的基石，一切社會經濟活動都離不開人這一主體，因此一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內在要求人口具有合理的結構。性別結構是人口結構的基本要素之一。出生性別比是否處於一個合理範圍，

不僅對總人口性別比以及分年齡性別比具有決定性作用，還影響著未來的人口增長趨勢，在一定程度上對一國（地區）的社會經濟運行產生深遠影響。 　　因此，本書利用1982年以來歷次人口普查數據和人口抽樣調查數據，以中國省域（含自治區、直轄市）為研究對象。首先，採用描述性統計分析和空間統計分析對中國人口出生性別比的時空分異特徵進行深入探究；然後，構建經典計量模型，時間加權迴歸模型、地理加權迴歸模型、時空地理加權迴歸模型三種空間變系數模型，從經濟、社會、政策、醫療等方面，對中國省域出生性別比的影響及其時空異質性特徵進行估計與比較分析；最後，有針對性地提出治理中國出生性別比失衡的相關政策建議。   作者

簡介 張紅歷 　　統計學教授，研究方向為資訊化經濟學分析、空間統計與計量分析、空間決策分析。著有《中國人口出生性別比及其影響因素的時空異質性研究》。 1緒論 1.1研究背景及意義 1.1.1研究背景 1.1.2研究意義 1.2文獻綜述 1.2.1文獻計量分析 1.2.2出生性別比是否存在假性失衡 1.2.3出生性別比影響因素及其作用機制 1.2.4出生性別比失衡的後果 1.2.5出生性別比失衡的綜合治理 1.2.6文獻評述 1.3研究內容、方法及技術路線 1.3.1研究內容 1.3.2研究方法 1.3.3技術路線 1.4創新點 2基礎理論與研究方法 2.1微觀個體生育行為的經濟學分析

2.2出生性別比失衡機制的理論研究 2.3出生性別比的主要影響因素分析 2.4空間計量經濟學模型 2.4.1空間自相關性 2.4.2空間異質性 2.4.3地理加權迴歸模型 2.4.4時空地理加權迴歸模型 3中國省域出生性別比的時空分異特徵 3.1基本概念、指標意義與時代背景 3.1.1性別比相關概念 3.1.2出生性別比的正常值範圍 3.1.3中國生育政策的形成與發展 3.2中國全國出生性別比時間特徵 3.2.1全國出生性別比 3.2.2東中西部出生性別比 3.2.3分孩次出生性別比 3.2.4城鄉出生性別比 3.2.5女性不同生育年齡的出生性別比 3.2.6女性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出生性別比

3.3中國省域出生性別比的空間特徵 3.3.1中國省域出生性別比的空間差異 3.3.2中國省域出生性別比的空間分佈及結構 3.3.3中國省域出生性別比的空間變化 3.3.4中國省域出生性別比升高的貢獻率分析 4中國省域出生性別比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 4.1變量選取與數據來源 4.2變量描述性分析 4.3模型設定 4.4實證結果及分析 4.4.1 OLS迴歸模型結果 4.4.2空間變系數模型結果 4.4.3出生性別比影響效應的時空性分析 5主要結論與政策建議 5.1主要結論 5.2政策建議 5.3不足與展望 參考文獻 附錄 實證模型基礎數據   序 　　出生性別比是反應生命之初性別

平等狀況的基本指標，自1980年代以來，中國的出生性別比逐漸偏離正常範圍，並由局部地區出生性別比偏高擴散為全國性出生性別比失衡。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反應出中國人口性別結構的異常和失衡，對中國的人口發展和社會運行影響甚大。近年來，各級政府為扭轉出生性別比失衡的局面，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初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仍未使其完全恢復正常水準。中國各地區的資源禀賦、發展水準、風俗習慣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出生性別比升高的路徑也各具特點，各因素對其影響存在顯著的時空異質性。 　　關於這一主題的實證研究多忽略了出生性別比及其主要影響因素的時空特徵，導致研究結論不能細緻地反應影響因素的異質性。因此，本書利用198

2年以來歷次人口普查數據和人口抽樣調查數據，以中國省域（含自治區、直轄市）為研究對象。首先，採用描述性統計分析和空間統計分析對中國人口出生性別比的時空分異特徵進行深入探究；然後，構建經典計量模型，時間加權迴歸模型、地理加權迴歸模型、時空地理加權迴歸模型三種空間變系數模型，從經濟、社會、政策、醫療等方面，對中國省域出生性別比的影響及其時空異質性特徵進行估計與比較分析；最後，有針對性地提出治理中國出生性別比失衡的相關政策建議。 　　本書的主要結論為： 　　（１）從1949年伊始，出生性別比經歷了合理期、快速上升期與穩定下降期的倒「U」形變化趨勢。變動特徵體現在時間、城鄉和孩次等方面，並且隨著中

國經濟社會條件的變化，出生性別比表現出新的特徵和趨勢。總體上，中國出生性別比失衡與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時間上存在同步性，表現為男嬰多、女嬰少，出生性別比失衡的程度大、持續時間長；出生性別比孩次差異明顯，高孩次出生性別比顯著失衡；出生性別比偏高存在普遍性，不分城鄉、不分地區， 失衡現象由局部地區向全國範圍擴展。 　　從時間上看，1980年代，出生性別比從接近正常值到開始偏高，10年間由107.8上升至113.9， 出生性別比持續偏高的現象初見端倪；1990年代，出生性別比持續攀升；21世紀初的10年間， 出生性別比增勢放緩，但依舊在高位徘徊，在2008年達到峰值120.6，出生性別比嚴重失衡

，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廣泛性和累積性。2009年以後，出生性別比持續攀高的態勢得到了有效遏制，並出現了穩定而顯著的「八連降」，2017年降至111.9，出生性別比治理成效顯著。 　　從城鄉差別上看，鄉村地區的出生性別比高於城鎮地區。1982年以來，城鎮和鄉村的出生性別比都呈上升趨勢，但鄉村地區上升更快，導致城鄉差別日益擴大，這種趨勢一直持續到2005年。在中國城鎮化快速推進時，流動人口大量增加，推動了城鎮出生性別比走高，鄉村出生性別比則有所回落，逐漸低於鎮域出生性別比。2010年之後，城市、鎮和鄉村的出生性別比都出現了較大幅度的回落，城鄉出生性別比之間的差距也逐漸縮小。 　　從孩次來看，19

80-2015年，中國出生性別比隨孩次增加遞增，孩次越高出生性別比越大，其中二胎、三胎及以上孩次的出生性別比遠高於正常水準。2000年，二胎性別比和三胎及以上性別比分別高達151.9和159.4。高孩次的出生性別比異常偏高，這也是中國出生性別比持續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近年來得益於中國「單獨二胎」和「全面二胎」等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整，二胎、三胎及以上出生性別比出現了大幅回落，特別是二胎出生性別比的下降，使得全國出生性別比進一步回落。 　　（２）從空間上看，中國出生性別比呈現出較大的地區差異。1980年代初期，出生性別比失衡現象僅出現在個別的東部和中部省域，經過近三十年的發展，這種失衡逐漸演化為絕

大多數省域普遍存在的問題，其中以中部省域的失衡程度最為嚴重，西部省域的出生性別比偏離正常範圍較小，且人口大省對出生性別比偏高的影響較大。人口出生性別比在地理空間上存在顯著的空間集聚特徵，「高值」集聚和「低值」集聚明顯，即出生性別比偏高的省域或偏低的省域與相鄰省域的出生性別比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間關聯。 　　（３）在出生性別比作用機制理論研究基礎上，以中國29個省域為研究對象，選取出生性別比作為被解釋變量，選取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總和生育率、少數民族人口占比、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第一產業從業人口比例、農村每萬人養老機構數和每萬人醫療機構數作為解釋變量，構建經典計量模型和空間變系數計量模型，測度經濟、

社會、文化等因素對出生性別比影響的時空異質特徵。研究發現，所採用的四種實證模型，時空地理加權迴歸模型擬合效果好，表明在考慮了時間和空間因素後，模型的解釋能力顯著提高。 　　模型估計結果顯示，總體上經濟發展對出生性別比的影響主要為正效應，表明對於中國大部分省域而言，在研究時段的大部分時間內，經濟發展水準的提升促進了出生性別比的升高，特別是東部地區的部分省域有著更為顯著的正效應。但是，隨著經濟持續的快速發展，其對出生性別比的正向作用強度逐漸減弱，負向作用效應逐漸增強，省域之間的影響效應進一步增大，西部地區省域率先轉變為負效應，表明經濟發展對於出生性別比升高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總和生育率

和少數民族人口占比用來表徵社會因素中生育政策對出生性別比的影響。其中，自中國1978年正式實施「獨生子女」計劃生育政策以來，總和生育率總體上呈緩降趨勢，進入21 世紀，在微升之後開始穩中略降。它對出生性別比的影響，隨時間演變呈「U」形趨勢，在研究階段期初和期末多為正向，中間階段隨著時間演變呈現出顯著變化。其中，1989年以負效應為主，2000年後則以正效應為主，且正效應範圍逐漸擴大，作用強度也明顯增加，省域之間的空間差異性也逐漸增大。理論研究認為：生育率越低代表政策空間與意願空間的差距越大，對於生育空間的擠壓也越大，因此性別失衡也會越嚴重。但是，本書的研究結論與理論預期不一致， 認為對於中國而

言，在研究階段內生育率越高的地方出生性別比越高，這一現象值得關注。 　　中國根據不同民族和民族地區的人口數量、人口分佈、自然生存條件以及社會經濟發展等因素制定相應的少數民族生育政策。相對而言，少數民族較漢族有著更為寬鬆的生育政策。因此，本書採用少數民族人口占比指標反應在偏緊的生育政策大環境下，相對寬鬆的生育政策對出生性別比的影響效應。研究結果表明，少數民族人口占比對出生性別比的影響強度以負效應為主， 表示在偏緊的生育政策大環境下，相對寬鬆的生育政策對出生性別比有著抑制作用，且隨著時間演變，負效應的省域逐漸增多，負效應強度也逐漸增強。空間上，作用強度北方省域總體上大於南方省域，且隨著時間演變朝

著均衡方向發展。 　　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可以從一定程度上反應女性的社會地位，在中國出生性別比升高的近40年間，女性地位有了顯著提升。研究結果顯示，1980-2000年，對於絕大部分省域而言，女性受教育水準對出生性別比的影響效應為正值，且到2000年其正向作用強度呈現增大的趨勢，但在2010 年這一正效應則有所減弱，為負效應的省域開始逐漸增多，且負效應強度也有所增強。空間上， 則呈現出較大的差異性，1981年除西藏和新疆之外，西部地區省域女性受教育程度對出生性別比升高多為正效應，且影響強度較大，中部地區省域次之；2010年，有12個省域為負效應，以東部和中部省域居多，逐漸趨向「女性地位越高出生

性別比越低」的理論預期走向。 　　第一產業從業人口比例可以用來測度中國生育文化中「男孩偏好」對出生性別比的影響。總體上，關於第一產業從業人口比例對出生性別比的影響方向，正效應占據主體地位，特別是在1981-1989年，表明農業人口比例越高出生性別比也越高。隨著時間演變，個別省域的影響效應逐漸從正向轉變為負向，且省域之間的差異擴大，為負效應的省域有所增多。表明在計劃生育政策實施的初期，在對生育數量進行了限制之後，人們對男孩表現出強烈的偏好。 　　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以及文化水準的提升， 男孩偏好逐漸有所緩解。 　　每萬人擁有醫療機構數從一定程度上反應了人們獲取性別選擇技術的便利性。總體上，中

國醫療水準對出生性別比的影響以負效應為主，在早期大部分省域並沒有呈現出明顯的對於出生性別比的推動作用；2000年開始，影響為正效應的省域開始增多，係數分佈呈現出右偏形態， 空間上的差異顯著增大。 　　作用方向和強度都表現出明顯的空間集聚性， 期初影響效應由南到北逐漸增大， 期末西部地區的新疆、西藏、甘肅、寧夏、四川、雲南及東北三省的醫療水準對出生性別比的影響轉變為正效應，表明隨著醫療水準的不斷進步，人們通過人為選擇胎兒性別實現男孩偏好的可能性增加，從而推動出生性別比上升。 　　農村每萬人擁有養老機構數用以測度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對於中國出生性別比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中國各省農村每萬人擁有養老

機構數對出生性別比的影響總體上為負效應，各省域之間的空間差異性在2000年後較為顯著，表明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進一步完善對出生性別比失衡的治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只有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切實解決人們的養老和醫療問題， 徹底改變傳統「養兒防老」的生育觀念，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出生性別比失衡問題。 　　由上述分析可知，中國出生性別比在高位運行了數十年之後，目前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但是並沒有回到正常範圍。按照出生性別比發展一般規律，越是接近正常值，其下降難度越大。中國出生性別比失衡的問題，不論是在其自身特徵還是其影響因素方面，都表現出了顯著的時空分異特徵。結合實證研究和文獻研究，本書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注重人口發展的戰略性、全局性和長期性，從國家宏觀層面進行出生性別比治理的統籌安排，構建系統性的社會治理框架，促進性別平等；進一步加強文化教育，樹立性別平等意識，充分激活女性就業動力；全面落實「二胎政策」，保障婦女權益；通過稅收減免、費用補貼等多重方式減少家庭教育費用負擔，增建教育、醫療等基礎設施；重視人口性別比的地區差異和城鄉差異，在制定應對措施時有區別地進行；加強監督，嚴厲打擊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及配套政策，解決醫療及養老後顧之憂。   出生性別比值域是一種相對獨立、穩定、少受人為因素以外的因素影響而發生變化的，具有很強生物屬性傾向特徵的自然化指標。因此，

中國出生性別比長時間、大範圍的異常反應了基本人口發展過程中的人口性別結構異常，反應了兩性所具有的社會生存條件的異常，其背後有著深刻的、複雜的原因（湯兆雲，2004）。一般認為，中國出生性別比偏高已經持續了三十多年， 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影響所造成的，主要包括經濟因素、社會因素、文化因素及政策因素等。在中國固有男孩偏好的生育文化背景下，這些因素促使人們通過現代醫療技術人為對胎兒的性別進行選擇，從而造成中國長時間多區域的出生性別比偏高。在第一章文獻綜述和第二章基礎理論及作用機制分析的基礎上，考慮數據的可獲得性和代表性，本章選取以下指標代表上述因素進行實證研究。 社會因素 社會因素主要包括生育政策、女

性地位、生育文化以及社會保障制度等。第一，中國生育政策經歷了醖釀、逐步形成、收緊、確立和法制化以及調整的發展演變過程， 逐步形成了以「城鄉二元」、「地區多元」和「民族多元」為主要特徵的多層次生育政策法規體系和鮮明的差異性和多樣性。自1970年代初期實施以來，中國計劃生育政策已經走過了近50個年頭，隨著人口發展形勢的變化，生育政策也不斷調整完善。 2013年，中國啓動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簡稱「單獨二胎」政策， 逐步調整完善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邁出了中國人口政策調整的第一步。2015年更進一步提出，促進人口均衡發展，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完善人口發展戰略，全面實施

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簡稱「全面二胎」政策。全面放開二胎生育政策縮小了生育政策差異，符合「以人為本」的政策精神，使生育自由迴歸理性，更有利於生育權的平等保護。更為寬鬆的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將是未來中國生育政策調整完善的主基調。

2020年之擇偶年齡被接受度與2040年之推估- 以臺北市未婚者為研究對象

為了解決人口普查數據的問題，作者高靈寶 這樣論述：

為了瞭解臺北市未婚的男性與女性在各年齡層所處的擇偶機會大小及其差異的程度，故本文研究與探討三個重點，研究一是探討「2020年臺北市未婚者擇偶年齡偏好上下限」，研究的結果有下列二種現象:一、臺北市的男性在年齡偏好的上、下門檻上皆低於女性，男性下門檻調降幅度又明顯的大於女性，表示男性偏好比自己年齡小更多的異性，年紀越大越偏好比自己年紀小更多的女性，在25歲時年齡偏好上門檻由+1.43變為-0.02，表示男性在25歲開始不能接受比自己年紀大的女性，即年紀越小的越能接受比自己年紀大的女性，二、下門檻均為負值表示女性不管是年紀大或是年紀小都願意接受比自己年紀小的男性，在38歲時上門檻由+0.95變為+

0.53，表示女性在38歲開始不能接受比自己年紀大的男性。 研究二是探討「2020臺北市未婚者年齡被接受度」，是依研究一得出的結果及(張榮富，2007)雙向模擬配對的模式，設定基礎模式及改變「自身」、「異性」及「雙方」的年齡偏好上門檻的三種放寬模式來進行，我們發現；一、擇偶者儘能掌握「自身」結婚年齡的時機點，當擇偶者「自身」年齡偏好上門檻放寬時，其擇偶機會差異不大，二、擇偶者無法控制異性能否願意放寬其年齡偏好的上門檻，但對年紀較大的擇偶者來說異性放寬及自身與異性均上門檻放寬是有幫助的，三、雙方均將自身年齡偏好放寬其擇偶機會是最大的、 研究三是「推估2040年臺北市未婚者年齡被接受度

」，依據研究一及二的結果及年齡趨勢改變來設定男女模擬人士的擇偶年齡偏好上下限，做低推估與高推估。不論男性與女性的年齡被接受度在 2040 年的高推估與 2020 年的基礎模式相較起來皆有向下修正的趨勢，男性模擬人士下修約 1~3%；女性模擬人士則是下修約 2~4%幅度。此現象表示在 2040 年高推估模式雙向互選配對下，整體來看未婚女性的年齡被接受度會較未婚男性下降的幅度來的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