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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德科技大學 應用設計研究所 楊裕隆所指導 謝惠雯的 新藝術風格應用於繪本之創作研究 (2009),提出二毛 吊 飾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新藝術、插畫、愛情。

而第二篇論文中國文化大學 史學研究所 吳智和所指導 張嘉昕的 明人的旅遊生活 (1999),提出因為有 明人、旅遊、生活文化的重點而找出了 二毛 吊 飾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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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詩詞鑒賞辭典

為了解決二毛 吊 飾的問題,作者上海辭書出版社文學鑒賞辭典編撰中心 這樣論述:

毛澤東一生熱愛古典文學,其創作的舊體詩詞想象飛動、氣勢磅礡,具有獨特的藝術魅力,同時又具有豐富的政治內涵,既是其政治理想的體現,又是其領導的中國革命歷程的重現。《沁園春‧雪》、《七律‧長征》、《水調歌頭‧游泳》等詩詞曾風靡一時,被廣為傳頌。本書收錄毛澤東創作的64首古體詩詞,以創作時間先後為序。每篇詩詞都注明創作時間,對發表情況也做了簡單介紹。詩詞創作的背景、運用的典故、人名地名史實等則詳加注釋。鐘振振、周嘯天、趙逵夫等精心撰寫鑒賞文章。本書編選附錄三種,即《毛澤東論詩信札》、《毛澤東詩論選》、《詩詞常識》,以便讀者能更好地理解、鑒賞毛澤東詩詞。 五古‧挽易昌陶 七古‧送縱

宇一郎東行 虞美人‧枕上 賀新郎‧別友 沁園春‧長沙 菩薩蠻‧黃鶴樓 西江月‧秋收起義 西江月‧井岡山 清平樂‧蔣桂戰爭 采桑子‧重陽 如夢令‧元旦 減字木蘭花‧廣昌路上 蝶戀花‧從汀州向長沙 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 漁家傲‧反第二次大“圍剿” 菩薩蠻‧大柏地 清平樂‧會昌 十六字令三首 憶秦娥‧婁山關 七律‧長征 念奴嬌‧昆侖 清平樂‧六盤山 六言詩‧給彭德懷同志 沁園春‧雪 臨江仙‧給丁玲同志 五律‧挽戴安瀾將軍 五律‧張冠道中 五律‧喜聞捷報 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 七律‧和柳亞子先生 浣溪沙‧和柳亞子先生 浣溪沙‧和柳亞子先生 浪淘沙‧北戴河 七律‧和周世釗同志 五律‧看山 七絕‧

莫干山 七絕‧五雲山 水調歌頭‧游泳 蝶戀花‧答李淑一 七絕‧觀潮 七律二首‧送瘟神 七絕‧劉蕢 七律‧到韶山 七律‧登廬山 七絕‧為女民兵題照 七律‧答友人 七絕‧為李進同志題所攝廬山仙人洞照 七絕‧屈原 七絕二首‧紀念魯迅八十壽辰 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卜算子‧詠梅 七律‧冬雲 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 雜言詩‧八連頌 七律‧吊羅榮桓同志 賀新郎‧讀史 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 念奴嬌‧井岡山 念奴嬌‧鳥兒問答 七律‧洪都 七律‧有所思 七絕‧賈誼 七律‧詠賈誼 附錄一 毛澤東論詩信札 附錄二 毛澤東詩論選 附錄三 詩詞常識 談到當代詩詞,有一個繞不開的話題,就是毛澤東詩

詞。 在新中國建立後的近半個世紀中,舊體詩壇幾乎完全為毛澤東詩詞的光芒所籠罩。在新詩大獲全勝,舊體詩詞邊緣化生存的時代,這一現象顯得尤為奇特,乃至在一段時間內,人們認為,這就是傳統詩詞最後的輝煌。 然而,“毛主席詩詞”壟斷詩壇,並不是毛澤東的初衷。《沁園春‧雪》是最早發表的一首毛澤東詩詞。這首詞寫作于1936年,發表于1945年。並不是由中共黨報刊登,而是為重慶一家民營報紙《新民報晚刊》所披露。該報編者搜集到兩個文本、拼成全豹,未經毛澤東本人授權,就自作主張地發表了。 毛澤東詩詞的成批發表,是在1957年初。先是,臧克家致信毛澤東,要求在《詩刊》創刊號上發表老人家

的詩詞。毛澤東將記得起來的舊作,加上臧克家寄去的八首,一共t八首,寄去,附信說︰“這些東西,我歷來不願意正式發表,因為是舊體,怕謬種流傳,貽誤青年;再則詩味不多,沒有什麼特色。既然你們以為可以刊載,又可為已經傳抄的幾首改正錯字,那末,就照你們的意見辦吧。”(《致臧克家》)你看,這完全是被動的口氣。 雖然毛澤東稱之“謬種”,認為“不宜在青年中提倡”,但毛澤東詩詞的發表和廣泛流傳,則無異于諷一而勸百。20世紀的成年人,隨口背上十來首毛澤東詩詞,大約是不成問題的。能背誦三十來首毛澤東詩詞的人,比能背誦三十來首李、杜詩篇的人多得多,這也是事實。眼下五六十歲的人,對于詩詞的愛好,大抵不是從《唐

詩三百首》開始,而是從《毛主席詩詞十八首》或《毛主席詩詞三十七首》開始的。不少人在最初寫作詩詞時,都或多或少受到過影響。要說老人家沾溉了一代讀者,也不為過。 愛好古典詩歌並寫作舊體詩詞,本是毛澤東精神生活的一部分——雖然並非主要、卻是不容忽視的一部分。郭沫若謂之“經綸外,詩詞余事,泰山北斗”(《滿江紅‧讀毛主席詩詞》)。中共老一輩革命家會寫舊體詩詞的人不少,但真正形成個人風格而足以名家者不多。毛澤東詩詞遠出儕輩之上,是當之無愧的第一人。 毛澤東詩詞以興會為宗,不作無病呻吟,沒有客氣假象,是真詩。《詞六首引言》雲︰“這六首詞,是1929 1931年在馬背上哼成的,通忘記了。《

人民文學》編輯部的同志們搜集起來,寄給了我,要求發表。略加修改因以付之。”七律《送瘟神》詩前小序亦雲︰“讀6月30日人民日報,余江縣消滅了血吸蟲。浮想聯翩,夜不能寐。微風拂煦,旭日臨窗。遙望南天,欣然命筆。”——又是“馬背上哼成”,又是“浮想聯翩,夜不能寐”,又是“遙望南天,欣然命筆”,這是何等的興會。吟過了,就放下了,就“通忘記了”。好事者“搜集起來,要求發表”,才“因以付之”。這種平常心,就讓人佩服不已。比起那些寫得一兩首仿古的詩詞,就自戀不已的文人,真不知高明多少。 郭沫若嘖噴稱嘆︰“充實光輝,大而化,空前未有。”(《滿江紅‧讀毛主席詩詞》)“大而化”本是前人對杜詩的評價。毛澤

東本人對“化”字就有個解釋,說是“徹頭徹尾徹里徹外之謂也”。杜詩“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傍蘇李,氣奪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並序》),始謂之“化”。而毛澤東詩詞並不以風格多樣見長,所以這個“化”字是有待商榷的。 而一個“大”字,確實能概括毛澤東詩詞給人的總體感受。 論者經常談到毛澤東詩詞的史詩氣概。而史詩是與敘事性和宏偉規模相聯系的。毛澤東所擅長的詞體和七律,都是篇幅短小之作,根本不具備史詩的規模,何以給人以史詩的感受呢?原來,毛澤東詩詞有一個非常顯著、足以和輝煌的史詩媲美的特點,就是主題重大。

毛澤東詩詞所反映和表現的,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最深刻的一場歷史變革,即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革命——從武裝割據到解放全中國的歷史過程和革命豪情。寫于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的有《沁園春‧長沙》、《菩薩蠻‧黃鶴樓》等等;寫于土地革命時期的有《西江月‧井岡山》、《清平樂‧會昌》等等;反映長征的有《憶秦娥‧婁山關》、《清平樂‧六盤山》等等;寫于紅軍初到陝北時期的有《沁園春‧雪》等;寫于解放戰爭勝利時刻的有《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等。雖然沒有展開敘事,但將其詩詞標題中的地名串聯起來,就是一串歷史足跡︰長沙——黃鶴樓——井岡山——廣昌路上——大柏地——會昌——婁山關——昆侖——六盤山——南京等

等,足以引起深遠的聯想,使讀者窺斑見豹般地重溫歷史,仿佛看到這位偉大戰略家,懷揣“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錦囊妙計,胸有成竹地帶領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國共產黨和紅軍走出迷津,在抗日戰爭中發展壯大,最後把蔣介石集團攆到一個海島上去的過程。這段歷史風雲,實在令人神往。毛澤東詩詞津津有味地歌詠著的,就是這一偉大的歷史事實及其延續。“我自欲為江海客,更不為昵昵兒女語”(《賀新郎‧別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這便是作者的自白。 毛澤東詩詞另外一“大”,就是抒情主人公形象高大。這個形象一出場就是那樣自信——“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失題詩之斷句

)。如果說這還有點個人英雄主義色彩的話,往後就不一樣了——“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沁園春‧長沙》)詞中人已在思考更為重大的問題——革命領導權的問題,當然,這里還包含著宇宙人生的思考——“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漫江碧透,百舸爭流。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沁園春‧長沙》)這是詩的《天演論》,這里達到了詩情、歷史與哲理的融合。往後,這抒情主人公形象逐漸成為一個大我,較之“獨立寒秋”的形象又進了一步——“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西江月‧井岡山》)、“紅旗躍過汀江,直下龍岩上杭。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清平樂‧蔣桂戰爭》)、“此行何去?贛江風雪迷漫處。命

令昨頒,十萬工農下吉安”(《減字木蘭花‧廣昌路上》)、“百萬工農齊踴躍,席卷江西直搗湘和鄂”(《蝶戀花‧從汀州向長沙》)、“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不周山下紅旗亂”(《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等等,句中的“我”,是與百萬工農結合的大我。 江西蘇區歲月是毛澤東生命中最夠味的時期之一,也是他詩詞創作最活躍的時期之一。作者本人說過,他的有些詩詞原是“在馬背上哼成的”。這很有意思——人在馬背上,沒有徒步奔波之苦,而面對廣闊天地,各種新鮮印象紛至沓來,應接不暇,這正是靈感的溫床、詩思的搖籃。無怪唐代的鄭綮在別人問他“相國近有新詩否”時,應聲答道︰“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此處何以得之?”

在中央黨校一個理論研討會上,有人曾經指出,毛澤東的主體觀,概括起來就是︰人作為革命者,以階級、革命群體及其政黨為主要載體;作為實踐者,則具有改造世界的主觀能動性。而毛澤東詩詞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高大,實植根于他的這種哲學主體觀。影片《開國大典》中有一段對話,在南海,毛澤東對程潛說︰“‘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並非就指毛某人嘛。”無論現實生活中的毛澤東說沒說過這樣的話,這一細節的藝術真實性是無可懷疑的。 毛澤東詩詞還有一“大”,就是氣象大。曹丕說“文以氣為主”,韓愈說“氣盛言宜”,明人謝榛論詩,有堂上語、堂下語之說。堂上語,即上官對下官,動有昂揚氣象。氣象者,關乎個人氣質、抱

負、經歷、學養和地位,不可力強而致。正如風起雲揚之歌的雄盼英風和草澤之氣只能出自劉邦一樣,大氣磅礡的毛澤東詩詞也只能由毛澤東本人寫出。明人譚元春評曹操詩,說“此老詩歌中有霸氣,而不必其王;有菩薩氣,而不必其佛”;“一味慘毒人,不能道此,聲響中亦有熱腸,吟者察之”。(《古詩歸》卷七)余謂毛澤東詩詞亦然。 毛澤東詩詞想象飛動,喜歡運用古代神話、民間傳說的材料,常有超現實的瑰麗色彩。如“黃鶴知何去,剩有游人處”、“赤橙黃綠青藍紫,誰持彩練當空舞”、“驚回首,離天三尺三”、“飛起玉龍三百萬,攪得周天寒徹”、“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問訊吳剛何所有,吳剛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廣袖,萬里

長空且為忠魂舞”、“牛郎欲問瘟神事,一樣悲歡逐逝波”、“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等等,而“九嶷山上白雲飛”一律,更是達到極致。 毛澤東寫景大筆如椽,揮灑于廣闊的時空之中,善于展示鳥瞰的、全景式的壯麗場面——“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望長城內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欲與天公試比高”、“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礡走泥丸”、“山,翻江倒海卷巨瀾”、“一唱雄雞天下白,萬方樂奏有于闐”、“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島外打魚船,一片汪洋都不見,知向誰邊?”“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高天滾滾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氣吹”。

毛澤東詩詞以揮灑放懷而不以追求雕琢見長,其中經心推敲細致之處,如“臘象”改作“蠟象”、“浪擊懸崖暖”改作“水拍雲崖暖”、“有心——無意”改作“隨心——著意”,等等,多是采納了別人建議,他很尊重這樣的“一字之師”,有一種山不厭高、海不厭深的雅量。 在語言上,毛澤東詩詞有一種大氣。其措語伐材于古典詩詞和民歌,一面是“沉浸稼郁,含英咀華”,一面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他曾說,朱自清文章不神氣,魯迅文章神氣。他自己的詩詞也神氣,所以有很強的閱讀快感,如“國際悲歌歌一曲,狂飆為我從天落”、“雨後復斜陽,關山陣陣蒼”、“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二萬”、“我失驕楊君

失柳,楊柳輕(yang)、直上重霄九”等等,成如容易,豈容易哉! 毛澤東詩詞最為人津津樂道者,是1936年陝北觀雪之作《沁園春‧雪》。這首詞先大筆馳騖全景式描繪北國雪景,上片煞拍處“須晴日”三句突發奇想,將江山比作美人。作者拋開“逐鹿中原”那個現有譬喻,而把政權的更迭比作情場角逐,《離騷》之“求女”,是其依據。過片後一筆勾掉了五個皇帝,卻不流于叫囂——只用“略輸文采”、“稍遜風騷”、“只識彎弓射大雕”等形象化語言輕描淡寫。這是一首豪放詞,人們喜歡它的不可一世,也喜歡它于壯采中寓嫵媚之姿。這首詞的和作有那麼多,贊的有,罵的也有,就是沒有一首在藝術上可與之頡頏的,即使是柳亞子、郭沫若的和

詞,和原詞相比,也是高下立見。人們說李白詩不可學,因為學不到,這首詞也是這樣。 毛澤東與陳毅論詩說︰“詩要用形象思維,不能如散文那樣直說。”(《致陳毅》)《憶秦娥‧婁山關》的寫作背景是婁山關之戰——紅軍長征中打的第一個勝仗,它使紅軍擺脫了長時間的烏雲壓頂的沉悶情緒,然而擺在面前的困難仍然很多,離革命最終勝利還很遙遠。詞中沒有戰役過程的實錄,也沒有一句概念化的議論,純以興會為宗,用兩組景色和兩句抒情,就形象地概括了紅軍在當時的心境。“蒼山如海,殘陽如血”,據作者自己說,這是在戰爭中積累了多年的景物觀察,到婁山關大捷時,這樣的景物就與作者的心情突然遇合了。這首詞很雄渾,也很悲涼,是形象思

維的典範。 總之,毛澤東詩詞內容是闊大的,風格是剛健的,美感是崇高的,卻又並非“吟看首首是瓊琚”。有人說毛澤東詩詞有戾氣,甚至有俗筆,這是事實。部分作品流于粗豪,也是事實。毛澤東自己就明確說某一首不好,或不滿意,或不願意發表,這並不是完全出于謙虛。然而,衡量一個詩人的成就,要看他能夠寫到多好。俄國有句諺語︰“鷹有時飛得比雞還低,但雞永遠也飛不到鷹那麼高。”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毛澤東時代盛行的創作方法是“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簡稱“兩結合”,現在已不太有人提起。在那個“紅旗歌謠”時代,彭德懷曾情不自禁寫了一首謠體詩︰“谷撒地,薯葉枯。青壯煉鐵去,收禾童與姑。來年

日子怎麼過,我為人民鼓與呼。”《故鄉行》)幾乎就在同時,毛澤東寫出了“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到韶山》)、“陶令不知何處去,桃花源里可耕田”(《上廬山》)等詩句,這是多大的反差呀。閱讀這一時期的毛澤東詩詞,不應該忘記這一段歷史。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毛澤東晚年心境悲愴,卻沒有一首詩詞。據身邊工作人員的“口述歷史”,老人家有一次在書房失聲痛哭,桌上攤著一本宋詞,翻到的那一頁是陳亮的《念奴嬌‧登多景樓》,詞雲︰“危樓還望,嘆此意、今古幾人曾會!” 哲人已雲逝。毛澤東詩詞作為一份寶貴的文化遺產,還會長久地流傳下去。人們會不時吟誦和談論他的詩詞,一如毛澤東生前不時吟誦和談論唐宋名家

詩詞一樣。後人讀到毛澤東那些氣壯山河的作品時,也不免會產生無盡的感慨和緬懷之情—“橫空出世,莽昆侖、閱盡人間春色。飛起玉龍三百萬,攪得周天寒徹。夏日消溶,江河橫溢,人或為魚鱉。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周嘯天 2010年3月7日

二毛 吊 飾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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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藝術風格應用於繪本之創作研究

為了解決二毛 吊 飾的問題,作者謝惠雯 這樣論述:

「新藝術」,標榜當代有當代的風格,強調「新」與「青春」,認為新的東西要出土,就必須通過探求的過程及旺盛的好奇心,並且不是模仿過去的樣式而已,而是要將其變成自己的養分才行。喜愛取用大自然的元素,動植物來做為題材是新藝術運動中設計師的最愛,不論是從平面設計、產品設計、室內設計,亦或是建築等創作,都能間接感受到來自大自然濃烈的氣息。 大自然是最偉大的藝術家,也是尋找靈感,尋找創意的最佳來源,融入、觀察,並且體驗它,無形中會增加我們的構思和在藝術創作的靈感。本創作將以「歷史研究法」來探討新藝術的藝術風格特色,並針對創作主題《愛情樹》採以「質性研究」之紮根理論,譯碼解碼其愛情專家對於感情之見解,

並將其結果以「仿生設計法」解構、重組再結構之,進而應用於插畫創作之表現。 大自然就像是一個神奇的魔術師,經由它的巧手輕輕一揮,世界萬物即充滿各式各樣,千百萬種的多樣性和趣味性。在本創作中僅針對大自然的十二種植物去做分析創作,然而,世界上的植物總數相當豐富,其數目是無法用數字去估算,就單一項植物來說,品種就可能有近百千種,更別說其形態、色彩等條件,建議後續研究者能更深入探討並創作之。創作研究者期望透過此一介紹讓更多人去發掘大自然的奧秘,創作出更多更美的畫面。

明人的旅遊生活

為了解決二毛 吊 飾的問題,作者張嘉昕 這樣論述:

旅遊活動自古即有,可以追溯到上古時代,早期的旅遊活動帶有濃厚的政治性或經濟性目的。然而隨著時代的演進,中國近世的旅遊漸漸走出儒家「父母在不遠遊」的傳統觀念,國人對旅遊的概念有很大的突破,而旅遊的層次也日漸的擴大而達於普及的情況,由原本零星的旅遊活動,最後發展形成所謂的旅遊文化與生活。唐宋時期所興起的山水旅遊風尚是中國社會文化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的起點與根源,而旅遊活動的普遍與興盛,則是明代特別具有時代意義的轉變與成就,明代在中國旅遊文化的整體發展上,實具有承先啟後的重要關鍵地位。   探究明代旅遊盛行一時的原因,大致上可從以下幾點去理解。首先,明代的旅遊活動,至嘉靖萬曆年間而

大盛。由於商品經濟的發達,助長手工業之興旺及農貿市場之專業化。米糧的販賣運送、棉織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流通、絲茶瓷器的長途貿易及從美洲經福建或西域進口之白銀,在在促進城鎮的發展和各省水陸交通的頻繁,經濟上獲得很大的改善。尤其從富庶的江南地區更是如此,傅立萃對這樣的情況與旅遊之間的關係,有一番很清楚的表述:「吳人好遊,自古即然,而明代中葉以後,由於蘇州經濟的繁榮、生活的富庶安定,遊風益熾。」由於商品經濟的發達,物質環境的改善支持了旅遊活動的發展,明代旅遊文化的興盛實奠定於此一重要基本要素。   其次,隨著經濟的富裕成長,明中期以降的社會瀰漫著一股崇奢尚侈的風氣,對當代例如旅遊

等消費性活動的推展也造成相當程度的影響。而「四民觀念」的轉變,士商之間的交流,商人地位的提升,使得他們繼當代士人之後,也成為帶動此一時代風尚的生力軍,他們不但擁有財力,也樂於附庸風雅,喜愛與當代文豪名宿們交遊,常常贊助或舉辦旅遊活動,許多著名的山林宴遊即是由商人主辦,他們邀請文人雅士們相聚於郊野林園、名山勝地,藉談詩論畫,飲酒品茗,相互酬酢,流漣於山水之間,自然對當代旅遊風尚的興盛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其三,思想上受心學(尤其泰山學派)崇尚自然,鼓吹人性、個性解放的影響。明代中期以來,李贄等思想家,袁宏道等文學革新家奮起批判窒息人性的程朱理學,肯定人的自然與物質欲望的合理

性,王陽明所提倡的致良知學說,打破了道統的陳舊格式,喚起了個人精神的自發,而表現出一種自由思考的精神,產生大批性格狂狷、率性自為、任情自適的文人士大夫,因而影響了他們的情懷心境與生活方式,引領著時代風尚走上解放與創造的路徑,旅遊生活即是其中重要的一個部分。   其四,導因於對惡劣政治環境的背離心態。日漸敗壞的政治使得士大夫們無心於政事,為了彌補在官場失意的痛苦,部分士人開始傾向徜徉於山水的旅遊生活。晚明政治黑暗,統治者奢靡荒佚,行政制度失其理序,政壇風氣敗壞,考試制度亦不能合理拔擢人才,士人面對如此現實,普遍走向二種極端表現:狂熱投入或消極退離。政治改革無望,士人在與權勢結

構對抗中,一則容易受傷,再則容易變質,士人不再熱忱參與,代之而起的是普遍退離政治的情緒。於是另尋安置其心力的領域,如山水、文學、繪畫、宗教等。綜合以上所述幾點原因,共同促使這股旅遊熱潮逐漸的發展到一個成熟的階段,並成為時人所共同追求、標榜的一種新生活型態與人生價值。   明代興盛的旅遊生活也創造了當代璀璨的旅遊文化。在本文主論的部分,個人分別以各種不同的角度去審視、分析並陳述當代旅遊生活的具體面貌與內容。並藉以探討各類旅遊活動背後所隱涵的特殊文化與時代意義。明人在個性上具有好友、好事的特質,龔鵬程即曾如此分析,他說:「在遊子的人倫關係中,比夫婦一倫更要緊的,是朋友一倫。所以

我們看晚明小品,特饒友朋遊賞之趣,極為強調朋友交遊之樂。」因此在旅遊生活的模式上,即演變出一種「約期招遊」的組織行為。在明人的旅遊生活裏,充滿對友朋情誼的描寫與看重,從許多遊記作品之中,明人時常表露出心底這種邀友同遊山水的願望,透過約期招遊的行為,一方面滿足了明人尋求群體認同的重要目的,同時也完成愜意山水之間,追求性靈的精神生活。   明人從事旅遊活動,在行前除了充分的準備食糧之外,還有所謂的遊具或稱為「濟勝之具」。關於旅遊時所攜帶琳瑯滿目、各式各樣的「遊具」,也成為當代旅遊生活極具特色的部分。包括出遊時所著的各種服飾除一般的儒服之外,還有著道服、禪衣等樣式;衣著配件方面,

例如有通天冠、鐵冠、雲笠、葉笠、羽笠等,以配合各種不同的旅遊情況使用。另外還有行旅時所穿的文履或雲舄。其他各項重要的遊具尚有「扶老」之稱的遊山杖,可盛飲水的葫蘆,攜帶藥物的「水火籃」,可備御寒衣物的衣匣,內置餐具的「提盒」,簡便的烹煮用具「提爐」,甚至還有各色各式「葉箋」,以供遊人暢其雅興,隨地隨性的自由抒發其旅遊感想,以上所述的各項遊具皆極具實用性與趣味性,將明人的旅遊生活點綴的多彩多姿。文震享《長物志》、屠隆《遊具雅編》和高濂所著的《遵生八箋》是關於明代遊具,紀錄最為詳實的三部代表作品,文中對各項遊具的形制與功能,皆有清楚說明。明代遊具的製作,不但精巧而且非常實用,製作技術已相當成熟,並具

有很高的藝術價值,透過對各種遊具的認識與介詔,可以了解明代旅遊文化的內涵,並藉以建構完整而充實的明人旅遊生活的具體原貌。   明人旅遊,「每見秋澄碧落,境界愈高,天心愈杳,愈覺矜喜。」山水清境,令人心情開朗,神清氣爽。黃潛也認為:「睹煙雲之開豁,則吾心之邪穢因之以滌。」性情在山水遊賞間,逐漸的甦醒,胸襟也為之開闊暢懷。旅遊生活對明人而言,有其重要的思想內涵,絕不只是一種單純的玩樂活動而已。耿湘沅曾分析明人的處世心態:「他們喜歡追求閒適的生活情調,尋自我的價值,冀求在個人內心世界裡得到解脫,將他們在周遭事物的所聞所感,採用信手拈來,適意而止的靈便方式,以抒胸中抑鬱,一掃世態俗

情。」這樣的想法與明人追求旅遊生活的初衷是一致的,也由於對此種「適意隨性」的強調,因而旅遊也具有「適性養志」的功能存在。周廷用認為旅遊的功能在於:「將以達其鬱,宣其氣也。」袁中道曾自言:「予非好山水也,醫病也。」「山水之樂,能濯俗腸。」又言:「醉墨淋漓於湖山,閑情寄托於花月,借聲歌以寫心,取文酒以自適。」金幼孜也說:「有煙霞泉石,可以供嘯傲,所以適其性情,快其耳目者。」即吳懷賢所表述的生活願望:「溪山之間得一居,已自分與城市相遠,可以時時取靜,覓幽容閒寄傲矣。」「唯以草木為耳目之娛,溪山為心身之適。」所謂:「取靜於山,取閒於水」可知遊山玩水正是開解憤恨不平、貪嗔俗念的最好良劑,此點也是明人旅遊

的重要功能之一。   旅遊生活的另一個功能,表現在明人與友偕好共遊山水,分享喜樂,或共話志趣、寂寥的理想中。袁中道曾說:「予生平以朋友為命,而尤以兄弟中之朋友為命。」即為一例,他認為山水與友朋的重要性在於:「一者吳越山水,可以滌浣俗腸;二者良朋勝友,上之以學問相印証。」而最好的生活方式則為:「自制一舟,載琴書樽杓,邀良朋數人,泛泛水上。」青山綠水,清風明月,皆可豁達世情,圓融人際的缺憾,若可招得良朋好友數人,共尋山水之趣,則為人生一大樂事,這樣的心態成為明代文人普遍的願望,並由此建構起一種閒適取向的旅遊生活的重要基礎,「湖上栖息一月,與良友相對,一味以觀山玩水為課。」這段話

正清楚地說明了這樣的時代現象。   大自然的秀山麗水是上天賜予人們的禮物,而明代文人也以重之惜之的態度來看待山水美景,並以邀遊山水為款待知己好友最好方式。是故常見明人與友約遊某地名勝山水,一同嘯詠山林,愜意遊覽的紀錄,一方面也達到人情交融與友偕好的重要目地。   明季山林結社風氣甚盛,以文會友,結集志趣相投之人,一起從事旅遊活動,或十日一會,或月一尋盟,每假湖山勝地,作詩酒唱酬,既有朋友相契的喜悅,又有砥礪詩文的效用。袁宏道:「明窗靜吟,花開獨飲,是謂詩料;寤寐山水,流連煙月,是謂詩骨。」由此可見,感時應物,遊歷自然山水,也是刺激明人詩文創作靈感的泉源。

江南錦提出:「理學也,文章也,遊也,三者可以相有而互發焉」的觀念。黃潛也說旅遊具有:「收天下之見聞,而發舒其志氣,恢宏其文章也。」又如曹學佺所言:「游而形之詩歌」者,再再都說明了「山水輔文」的重要作用。明人又甚有行動力,並具有躬身實踐、實地考察的精神,壯遊名山大川,無疑為許多科場失意的文人,提供了隱於鄉里之外的另一出路。十六世紀以後,文人旅遊風氣的普遍,旅遊詩文、遊記的大量增加,這些非仕文人的貢獻良多,所謂的「秀才學問」,不讓官員文人專美於前。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成為明代旅遊生活充實了文學創作的內涵,對明代文學的發展而言,是一件非常具有研究價值的課題。此種「無分韻,無限體,惟適也。」的小品文體

,無非是明代文學史上一個重大的轉變,並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與貢獻。而此種內容上既活潑又充滿生命躍動,獨抒性靈,不拘格式的山水小品,無論對當時的文學界或後世而言,當然是一種重要的進步,此為明代旅遊生活另一個值得注意的重要特點。   明人的旅遊生活與當代的宗教生活,兩者之間也有著密不可分關係。吳調公的觀點認為,尤其萬曆以後,禪風盛極一時,文人多數都喜愛談禪,而和尚大多數與文人交往,較之宋代,似為尤盛。這現象之所以產生,一方面是由於統治階級提倡,另一方面也同在當時黑暗現實下,人民遭受塗炭而呼吁無門有關。此點不但說明了禪風盛行的原因,也同時說明了旅遊與禪風的結合,是極為自然的歷史演變。

明人旅遊生活的興盛帶動修禪念佛活動的開展,吹起一陣悠悠的山水禪風,充實了明人的性靈生活,另一方面也成為當代士人熱衷追求的一種文化精神與生活方式,並普遍地存在當代的文人生活之中。   藉「類型」劃分用以探討明代旅遊生活,如衛泳所描述:「游人聯轡于東郊,風光之艷,游賞之娛。」或袁中道所言:「良辰佳節,都人士女,連珮接軫,綺羅從風。」的踏青春遊,屬於「釆風攬勝型」的旅遊生活,這一類的旅遊活動具有濃厚的休閒意味。或另有屬於「宦遊」一類的旅遊,如王思任所說:「宦遊閩越,經吳、楚、燕、齊、秦、蜀之郊,探奇吊古」者,如王世貞:「余嘗仕宦躑躅於燕、齊、晉、楚、吳、越間」者,皆為所謂「宦歷見

聞型」的旅遊生活。有關本文幾種旅遊類型的探討裏,其中又以「探險搜奇型」的旅遊最具特色,可用「遠」、「奇」、「險」、「絕」四字概括,充分地突顯明代旅遊精神獨具一格與內涵的重大轉變。因為遠遊者既不為實現自已的理想而遊,而是逕以遊為理想,遊便愈遠愈好,愈奇愈妙,愈遠愈奇,愈能顯示出遊的價值。愈是奇絕的旅途,愈是九死一生的經歷,愈能表現出游的價值。他們進行旅遊,又喜歡向遠處走,向險處去,攀高峰,下深谷,穿岩洞,涉險灘,櫛風沐雨,覆霜踏雪,不畏勞苦,不怕艱險,豁出生命也在所不惜,表現出一種高昂的探險精神和樂觀主意。袁宏道曾說:「戀軀惜命,何用遊山?且而與其死於床第,孰若死於一片冷石也。」「以性靈游,以軀

命游。」此一句最足以說明此類旅遊的宗旨與精神。   如果說行樂縱欲追求的是物質的享受和感官的刺激,偏重於欲望的滿足,帶有更多的世俗生活和世俗觀念的色彩,那麼怡情自足,更注重於內在精神的修養,即是對情感需要的滿足,是對審美的體驗,比起行樂縱欲來自然高雅脫俗得多,它標志著一種士人生命生活的雅化。遊歷名山大川、追求山水之樂和從事書法繪畫、寄情藝術創作,這兩者都需要有充裕的時間,需要有優游從容的心境,甚至還得有最起碼的物質條件。世務纏身則沒有時間、利欲熏心則沒有雅致、生計窘迫則不得不為衣食奔波,都不能投入地從事於這兩項活動。清初的潘耒在序《徐霞客游記》中所說的一段話正好適用於這兩者

,他說:「文人達士,多喜言游。游,未易言也。無出塵之胸襟,不能賞會山水;近游不廣,淺游不奇,便游不暢,群游不久,自非置身物外,棄絕百事,而孤行其意,雖游猶弗游也。」這段話道出了追求、營造旅遊生活所該具備的基本條件與原則,同時也反映了明人旅遊思想的達於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