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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修訂版】

為了解決中美關係歷史的問題，作者齊錫生 這樣論述：

　　太平洋戰爭中的兩個盟友：中國和美國　　兩者之間的關係，　　既有密切合作，又有尖銳衝突，　　為何？ 　　本書根據大量資料，　　為讀者提供一個與傳統史學迥然不同的視野 　　太平洋戰爭爆發和中美建立軍事同盟關係徹底改變了中華民族的命運。　　因為它不但是中國在整個歷史上第一次和西方強國締結實質性的政治軍事合作關係，　　而且它在抗日戰爭的最後四年中，　　使中國從一個在生死邊沿掙扎的次殖民地國家躍升為世界四強之一。 　　這個巨變如何產生？　　其過程有何特色？　　中美兩國處理同盟關係的基本態度有何不同？　　它們之間的互動行為對於同盟關係的效率產生何種影響？ 　　針對這些重要問題，本書的目的是在以大量中英

文原始資料為依據，　　全面性檢驗過去歷史論著的正確性，進而提出與傳統史學迥然不同的敘述，　　分析和詮釋，促請讀者對這一段重要歷史進行嶄新的思考。 作者簡介 齊錫生 　　臺灣東海大學畢業，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士。1967年開始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校區）教書，1990年到香港，參與香港科技大學建校工作並任教。教學研究興趣包括國際關係理論，美國外交，和中國近當代內政外交問題。年輕時業餘愛好包括做木工，修房子，修汽車，爬山，射擊等。老來還希望能夠學會彈鋼琴和說西班牙話。目前仍在做學生。 序 前言：珍珠港事變前中國之縮影壹、中國外交處境貳、國內情況參、蔣介石作為中國領袖的真相與幻象 第一章　太平洋

戰爭爆發及中國的反應壹、日本攻擊消息傳到中國時貳、蔣介石早期對於建立同盟關係的樂觀和努力參、同盟關係的第一株毒草：對中國的排斥肆、中英摩擦不斷升級伍、中國決心親美陸、小結 第二章　派一位美國將軍到中國戰場壹、蔣介石邀請美國派軍官擔任中國戰區聯軍參謀長貳、美國最初的反應：莊穆將軍的遴選過程參、中美對派華軍官職稱內涵的談判肆、史迪威獲得新任命伍、史迪威對中國的態度陸、史迪威赴華履新柒、小結 第三章　第一次緬甸戰爭：1942年3-4月－－同盟國軍事合作的困難壹、第一次緬甸戰爭在中美同盟關係中的重要性貳、珍珠港事變前有關緬甸防務的計畫參、珍珠港事變後盟軍在緬甸的合作肆、戰爭的初期：1942年1-2月伍

、戰爭全面展開：1942年3月陸、1942年4月：戰局大變 第四章　第一次緬甸戰爭：1942年5-6月－－慘敗及其影響壹、同盟國戰線總崩潰：1942年5月貳、中美雙方對緬甸戰爭最初評估的差異參、中國憤怒的升級肆、中美兩國對於緬甸戰爭不同的期望伍、緬甸戰役對中國的影響 第五章　中美關係危機迭起：1942年6-7月壹、中國不斷高漲的怨憤貳、中國對美國軍火和飛機供應指望的落空參、美國飛機的移防肆、三項要求：一個經過加工處理的「危機」伍、一個新危機：史迪威名目繁多的職權 第六章　居里的和解之旅：1942年7-8月壹、居里訪華的背景貳、會談初期的攻防戰參、中美關係衝突的重點肆、一個節外生枝的干擾：宋子文

涉嫌扣留羅斯福電報伍、居里改變策略陸、居里使史迪威職權問題變得複雜化柒、居里訪問的結束捌、蔣介石對居里的觀感 第七章　計劃第二次緬甸戰爭：1942年6月到1943年6月壹、早期作戰計畫貳、最初構想：英美承諾和中國立場參、同盟國開始從承諾中退縮肆、同盟國在緬甸利益的對比伍、1943年初－－原始作戰計畫開始縮水陸、1943年5月－－一個不尋常的月份柒、小結 第八章　虛幻的樂觀和實質的衝突：1943年6月-1944年6月壹、緬甸作戰計畫重現曙光貳、宋子文的失勢參、在開羅討價還價肆、德黑蘭會議導致計畫改變伍、美國對緬甸戰爭的新態度陸、美國開始翻臉 第九章　第二次緬甸戰爭（1943年冬-1944年秋）及

其影響壹、戰爭終於展開貳、緬甸戰爭和中國的國家利益參、緬甸戰爭事關美國切身利益肆、對緬甸戰爭的另外一種評估 第十章　美國爭取對全部中國軍隊的指揮權壹、念頭的起源貳、史迪威對中國戰區重新燃起的興致和出奇制勝的手法參、蔣介石的回應和提出的條件肆、美國加緊施壓要蔣介石交出軍權伍、蔣介石「辭職」的念頭陸、中國轉移指揮權的步驟柒、8月到9月中旬的談判捌、談判遇上波折8玖、攤牌前夕的狀況 第十一章　蔣介石和史迪威最後的攤牌壹、史迪威撤職在歷史上的重要性貳、羅斯福9月19日信件的來歷 參、羅斯福9月19日信件的內容和送達方式肆、蔣介石的反應伍、赫爾利逐漸撤回對史迪威的支持陸、史迪威的感受和對策柒、史迪威9月

29日以後的局部讓步捌、羅斯福再度介入玖、最後的掙扎拾、史迪威在美國所受的冷落 第十二章　魏德邁的新途徑－－並非太少，確實太遲壹、魏德邁為人處事與史迪威不同之處貳、魏德邁如何處理他與蔣介石和馬歇爾的關係參、魏德邁改革的內容肆、魏德邁的成績單 第十三章　結論第一部　贏得戰爭壹、同盟國的凝聚力貳、中美同盟的特性第二部　處理同盟關係壹、政策目標貳、觀感和假設參、史迪威對於中國政府和蔣介石的認知和假設肆、中國國內政治和軍事現實和蔣介石軍事改革的限度第三部　中美戰時關係的總結壹、美國政策理論上的困難貳、政策運作的困難參、個人因素的重要性肆、中國的失敗與成就 自序 　　本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我的學生時代。

我初到美國去讀研究院時，正值甘乃迪任職總統。當時在美國中西部所見到的，真可以稱得上是土地豐腴，國泰民安，民間充滿樂觀，學術界思想活潑。在經過了麥加錫時代的慘痛教訓後，學術界產生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蓬勃朝氣和衝勁。各種具革命性的理論和學說相繼湧出，那才是一種貨真價實的百花齊放場面。它既讓年青學生們有目不暇接的興奮，又有追趕得喘不過氣來的壓力。 　　我當時主修的學科是國際關係理論，由於所隨從的老師正是新理論的倡導者，因此縱使我本人只不過是一個未出茅廬的後生晚輩，然而在老師的提攜下，居然有幸和當時世界知名學者們在一起討論問題，並提交自己的論文聆聽他們的指正，並被他們採用和予以發表。對於一個剛剛進入研究院

的嫩學生而言，這種機會對於我個人此後心智的發展，都有莫大影響。 　　與此同時，我也首次有機會接觸到大量關於中國問題的英文著作。在這種情況下，在我整個研究生生涯裡，國際關係理論是我的正經課，而中國近代史則是我的課外讀物。大約在三，四年內，把當時美國官方出版的對華外交文獻和學術界出版的專著都看了許多。而在這些課外讀物中，最引發我興趣的莫過於太平洋戰爭時期的中美同盟關係。我當時認為這些英文書籍的內容不但史料新穎，而且分析入微。特別對於我這麼一個對當時國民黨政權和蔣介石個人深感失望和滿懷抵觸情緒的年輕學生而言，在美國能夠讀到的作品，無論在宏觀和微觀層次上，都讓我感到茅塞頓開和激賞不已。我立即得到的印象

是，有關這個課題的學術成果已經完全成熟，未來的學者大概不可能超越它們去做出新的建樹。 　　如果說在閱讀這些英文著作過程中，最初曾經有過任何一丁點讓我感到欠缺的話，那就是它們對中文資料的引用不足。比如說，許多學者在分析中美關係時都經常談到蔣介石的動機，但是又不注明史料的來源。然而由於他們那種言之鑿鑿的架勢，與當時美國學術界似乎對中美關係歷史已經形成高度「共識」的氣候，又使我自然地相信他們的客觀性和真實性。只是內心總不免被一絲疑問所困擾，那就是「他們是怎麼知道的？」，「他們的證據是什麼？」。即便如此，我仍然認為這個學術成果是豐盛正確的。至於自己心中的這個疑問，其動機並非對現有的學術成果不滿，而只是

認為它是一個美中不足，是沒有提供中文資料去闡述它的論點而已。因此，即便當我最初動念要從事一點有關中美同盟關係的研究時，其目標也非常有限，只是想在現有的學術框架下，針對某些具體的歷史事件去研讀一些中文資料，把一些在英文著作裡沒有交代清楚的事件，以中文史料作為補充或是旁證而已。出於這種心態，所以在最初選擇研究課題時，都是比較瑣碎，著重歷史敘述，既缺乏整體觀，也不打算向現有的學術定論提出評判或是予以推翻。 　　意想不到的是，在逐漸深入研讀中文原始資料的過程中，開始發現中文資料所呈現的史實和英文著作所引述的史實不但時有矛盾，有時甚至絕然相反。這就讓我原來打算以中文資料做為補充英文著作的設想完全落空了。

而且越是擴大對中文資料的研讀範圍，越是看出中英文在對歷史事件的敘述上經常對不上號。 　　面對這一意想不到的困境，我最後只好採用一個雖笨拙但是應該可靠的方法，那就是借鏡自然科學家們早已行之有效的實驗方法。簡單的說，科學家的發明或是發現之所以能夠成立，就是因為他們的實驗可以由別人用重複的方式來檢驗它的可靠性。換言之，如果每次用同樣的元素在同樣的條件下運作，就應該會得到同樣的結果。誠然，歷史學的科學性遠不如自然科學，但是如果用同樣的史料，至少也應該得到相近的結果才對。如果不是這樣的話，那麼一定是有其他的因素介入使然，而這種現象本身也就值得加以重視了。 　　基於這份好奇心的驅使，我開始試著重新去走一遍

以前學者們已經走過的老路，也就是儘量去閱讀他們在英文學術著作中所引用過的原始資料。即使這些資料多年來已經被學術界廣泛接納，甚至重複引用，幾乎已經成為具有高度性權威的「定論」時，我也把原文再看一遍，不敢輕易放過。我之所以這樣做的動機，無非是想求得一個安心，指望能夠肯定地知道英文學術著作是在扎實的史料基礎上建構完成，同時也希望借此找出一個理由來說明，為什麼中英文著作之間的差距會如此之大。 　　這種嘗試一旦開始，才發現英文資料的閱讀工作量遠遠超過原先的估計。其中一個原因是，學術界大量著作是根據英文史料寫成，它們引用的資料來自各方面。另一個原因是，英文的重要史料在數量上的確比中文豐富。如果一位學者想要

在這個領域內取得發言權的話，當然應該充分瞭解過去學者著書立說的根據是什麼。 　　本書作者在花了許多年時間閱讀英文原始資料後的體會，大致可以分為三方面。第一，現有的英文學術著作的確引用了大量而又豐富的史料。許多學者治史態度的勤奮和認真，使得他們能夠把歷史學研究的成績不斷向前推進。這種努力值得欽佩和借鏡。這也說明了為什麼西方歷史學家能夠佔據學術界的陣地，在世界史學界贏得主導地位。第二，某些學術著作對史實的敘述並不完全正確。它們不但經常錯誤地敘述中國史，也錯誤敘述美國史。錯誤的敘述難免導致錯誤的分析和結論，兩者都應該加以修正。第三，有價值的英文原始史料其實遠比目前學術著作所已經引用者更豐富。一部份原

因是這些史料雖被廣泛引用，但是它們的重要性並未被學者們所體察。另外一部份原因是，當有些史料的內容不符合學者們預設的立場或是結論時，它們就可能被忽視或蓄意掩蓋，乃至被扭曲。 　　一旦有了這種體會，作者就開始相信，中文和英文對史實的敘述之所以對不上號，與其說是它們一方肯定有錯誤或是偏差，還不如說是它們沒有被學者充分地結合運用。因此，戰時中美軍事合作關係史絕非一門已經「蓋棺論定」的學問，它反而是一塊可以讓學者去耕耘的肥沃土壤。通過查證舊的史料和發掘新的史料，學者們可以有機會去重新思考歷史問題，檢驗學術成果，並進而開闊學術視野。 　　本書所引用的資料大致分為兩個部份：中文資料和英文資料。 　　中文資料

部份包括三類： 第一類是戰時中國領導人的個人文件。這包括宋子文，孔祥熙，顧維鈞，陳誠，胡適，陳光甫，熊式輝，蔣介石，王世杰，徐永昌，翁文灝等人的日記或是回憶錄。在其中，近年蔣介石日記的公開當然最為重要。第二類是政府原始檔案文件。其中包括大量報告，部會間的公文來往，領導人之間的書信，電報，手諭，手稿，備忘錄，駐外機構和人員（使館和武官）的情報，請示等等。另外還有中國，美國，及其他盟邦間的外交文電，軍事計畫，戰鬥報告等等。雖然這些資料在原先都是保密的，但是在過去幾十年來已逐漸解密。第三類是歷年來以中文出版的有關中美同盟關係的學術著作，和政府重要文件彙編。 　　英文資料部份同樣包括三類。第一類是美國

政府制訂對華政策的主要領導人的私人文件檔案。這些人包括羅斯福，居里，項貝克，馬歇爾，史迪威，魏德邁，陳納德，竇恩，和波特勒等人。第二類是史迪威和馬歇爾之間大量的無線電通訊，魏德邁和馬歇爾之間的書信來往，國務院的內部文件和指令，美國參謀總長會議的會議記錄，英美參謀總長聯席會的會議記錄，英美兩國軍方的來往文電和會談紀要，盟邦重要國際會議的記錄（開羅會議），作戰計畫草案或是決議案。第三類則包括所有的重要官方文件（國務院）和政府公報，和有關羅斯福，史汀生，馬歇爾，摩根韜，李海，霍普金斯，赫爾利，拉鐵摩爾，赫爾等領導人的雜記，日記，或訪問記錄。當然，英文中有關美國政府對華外交政策和軍事計畫的學術專著也是

非看不可的資料。 　　依照作者的觀點，當前不少學術著作（尤其是眾多的英文著作中）存在兩個需要改正的缺點。 　　第一，它們雖然聲稱討論中美同盟關係，但其實著重點是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很少討論中國政府的對美政策。即使不得不談到後者時，最多也只是一筆帶過，很少能夠提出細緻的敘述或是深入的分析。更有進者，即使在它們偶而處理的過程中，它們多半只是提出假設，臆度，和猜測，很少能夠列舉事實來支持它們的說法。這種現象當然無法令人滿意。最淺顯不過的理由是，一個兩國同盟關係是一個雙方互動的關係。其中任何一方所持的觀感，認知，和所做出的決定都能引起對方的反應。而這些反應又會刺激原來一方下一波的反應。這種「反應─反反

應─再反應」的行為模式，是任何想要闡述同盟關係的學者們必須掌握的基本方法。因此，假如學者們只以其中一方的目光去研究同盟關係的話，他們就無法讓讀者們真正瞭解同盟關係中極為豐富而又錯綜複雜的互動內容。不幸的是，現有的學術著作中很少著力去剖析同盟的「關係」。換言之，它們只講了故事的一半。 　　第二，正因為某些研究者選擇只把研究重點放在一方（美國），因此他們沒有興趣去參考另一方（中國）的資料去充實他們的敘述。最糟糕的情形是有關中國的基本史實都會有錯誤的敘述。但是這也難怪，因為有的學者根本不懂中文，但是仍然寫出大部頭的中美同盟關係著作。中文資料的完全不被引用，最後不但導致他們的史實敘述缺乏完整性和平衡性

，也必然損害到他們分析的客觀性和合理性。 　　有鑑於此，本書最基本的願望，不是在於面向目前的學術成果去做翻案文章，也不是為了歷史上的某人某事去做專題性的更正工作，而是在中文和英文兩部份史料的基礎上，全面性地重新去梳理戰時中美軍事合作關係，希望能夠建立一個新的史實敘述，特別強調的方法論是兩國之間的互動關係。如前所言，一方的行為不但會引動另一方的反應，即使是一方對事實的誤解或是對另一方動機的誤判，也會引動一連串後繼的誤解和誤判的結果。就像是一盤棋局或是一場拳擊一樣，只有當學者們把雙方的行為和動機都充分描繪出來時，讀者才能看清楚這個活動的本質。如果關係的一方缺席或是變成隱形人，那麼讀者只會墜入五里霧

中。由於本書作者認為「互動」是中美同盟關係的最重要的本質，而本書的目的是要想把這些關係以動態的方式顯示出來，因此，對於某些熟知中美同盟關係史而又細心的讀者而言，在閱讀本書時應該可以發現，本書所引用的一部份歷史事件看起來相當眼熟，因為它們早已被學者們多次引用過。但是它們在本書中所描繪的故事卻和以往的著作有重大不同之處。其原因是本書作者認為有許多「眾所周知」的史料往往曾經被多次誤用，因此需要加以重新組織，在本書中做為一個新的描述的素材或是新的立論的依據。更重要的是，本書還發掘了許多以往著作所忽略甚至是有意規避的史料。本書作者希望通過這些新史料去填補以往學術著作的局限性。本書最低的願望是把歷史的真相

呈現給讀者們，進而向讀者們提供一些新的角度去分析這段歷史的重要性和複雜性。在回歸歷史原貌的工作上做出一份努力。更進一步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如果本書能夠把「前事」說得明白清楚，使中美兩國政府都能從中得到一些啟示或是吸取一些教訓，進而把兩國的關係處理得更平穩順利，那就更是本書的意外收穫了。 　　在本書漫長的研究準備期間，作者曾經得到許多單位的協助。在研究資料方面，中文資料部份曾多次得到地處臺灣新店的國史館同仁們的慷慨協助，不但在提供資料上服務態度專業，而且在照顧訪問學者生活的工作上也是盡心盡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贈送的出版品也給作者很大的方便。此外還使用過國民黨黨史委員會和國防部史政編譯

局的資料。其他在美國的中文和英文資料部份給予我協助的有：羅斯福總統圖書館，國會圖書館，國家檔案庫，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密歇根大學圖書館，史丹福大學圖書館，胡佛總統圖書館，和馬歇爾將軍圖書館。 　　在研究經費方面，我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任教時，1980年代曾得到教授研究費的補助。在香港科技大學任教時，1990年代曾多次得到慷慨的教授研究經費補助和研究假期，使我在海外的研究工作得以持續。2002-2003年度承蒙臺灣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的厚愛，聘請為該所特聘研究員一年，並提供非常優良的研究

環境。2007年秋季又承胡佛總統圖書館邀請，專程到該館閱讀蔣介石日記。對於以上這些學術研究機構及工作人員的善意關懷，專業協助，和經費資助，都使我感激不盡。除此之外，作者沒有接受任何來源的補助，也沒有循由其他途徑取得任何不向一般學者開放的資料。 　　多年來還有一大群家人，朋友和同行關心我的研究進展，並且給予各種程度的指教和協助，在此只能向他們致誠摯的謝意。在本書定稿之前，承蒙兩位不具名的評審員對稿件做出細心的閱讀和坦陳的批評指正，使作者得以及時改正錯誤和充實內容。最後又承聯經出版社方清河先生費神在文字上提出許多寶貴建議。他們的精神支援和具體協助都是本書得以問世的重要因素。但是還是有三位人士對於本

書的出版所做的貢獻，需要特別提出。 　　一位是鄒讜教授。我剛到芝加哥大學念書時，正值他的經典之作（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出版。多年來，我一直認為該書所展示的深刻度超過許多其他同期乃至後期的著作。他的治學態度和成就在日後的年歲裡也給我提供了一個自我期許的楷模。雖然當時依照學校課程規定，我只選修過鄒先生兩門課，但是在此後數十年中，我一直和他保持密切聯繫，也接受過他和鄒夫人盧懿庄博士無盡的關懷和提攜。鄒先生更令我景仰的卻是他的為人風範。真純，無私，寬厚，謙虛，誠懇，和助人等種種君子的美德，都自然而然地在他身上流露無遺。因此，無論在道德上或是文章上，鄒先生是我一生中有幸

認識的一位好老師，他的關照和鼓勵都令我懷念不已。本書寫作的原始動機可以說來自鄒先生的言教和身教。 　　第二位是美國馬歇爾將軍圖書館的Martha S. Gansz女士。在我去該館研讀資料之前與她毫不相識，研究工作結束後也沒有保持聯繫。但是我在該館進行研究的過程中，她所顯示的專業素養，盡心盡意的協助，主動的關切和人情的溫暖，使我的閱讀效率增加數倍。如果世上資料管理人員的工作態度和待人接物的素養都能和Gansz女士一樣的話，學術發展的速度將會突飛猛進。她是我能夠想像的最好的資料管理員和研究協助人的楷模。因此，我對她有一股難以自抑的感激，同時體會到自己是何等的幸運。 　　第三位是我的朋友陳永發教授。

他多年來不但一直鼓勵和關心我的研究進度，而且在本書粗稿完成後，慷慨地答應為我審讀。在此後一段長時間裡，永發兄花費了大量寶貴時間和精力，提出各種修改的建議。舉凡在史證，推理，分析和立論等各方面，本書都得到了他無數的珍貴意見。作為一位同行和朋友，他對本書所提出的坦誠批評和慷慨協助，實在是作者最大的受益。 　　當然，本書內容還存在的謬誤之處，仍然是作者個人的責任。

中美關係歷史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中共對外使用武力之動態衝突抉擇模式：預防性動機分析

為了解決中美關係歷史的問題，作者黃鴻博 這樣論述：

中共對外使用武力是一個很複雜、龐大的研究議題。自中共建政以來，不僅和意識形態對立的美國發生嚴重的軍事衝突，亦和同屬社會主義陣營的蘇聯、越南爆發軍事衝突；除了涉及統一問題而爆發多次台海危機外，亦與第三世界大國印度爆發大規模邊境衝突。早期的研究通常從冷戰的角度出發，帶有明顯的工具性質，但囿於資料保密，使得研究成果難以突破，臆測性大於實證性，此窘境直至冷戰結束後始有轉變。有利於學術研究氛圍的主要因素有四點：一是前蘇聯、美國檔案的解密、部分中共檔案的開放、及少數智庫提供部分解密檔案，使得研究者可以取得重要的一手資料；二是關鍵人物之訪談與回憶錄的出版，可以補充檔案文獻的不足；三是中國崛起與中國威脅論成

為國際關注焦點後，連帶地使得軍事議題浮上檯面，西方學界主要從權力結構及歷史的角度關注中國權力增長的意義，透過中共使用武力的分析，藉以預測未來是否出現權力轉移與中國在軍事上的應對方式；四是1995-96年台海危機的爆發，以及近期中共與越南、菲律賓及日本，因南海島礁與釣魚臺主權爭議問題而引發的衝突，使得有關中共對外使用武力的研究再度引起學界的關注。目前有關中共使用武力的研究範疇相當廣泛，少數研究採取多重案例研究，嘗試歸納出中共對外使用武力的模式、步驟、原則或特徵；多數的研究則針對單一案例研究，並聚焦於分析中共發動戰爭的原因。此外，學界開始從歷史文獻分析轉而採取理論分析與建構。凡此種種，皆提供了一個

重新詮釋中共對外使用武力的視野。然而，現有的研究成果雖然相當豐碩，卻無法建立一個一般性的分析框架或理論性模式，並且忽略中共對外使用武力的預防性動機與其政策選擇之間的動態關係，因此無法完整地解釋中共對外使用武力行為。本文的研究目的並不是建立一個宏大的普遍理論，而是在一定的時空範疇內針對某一類現象建立一個合理、具有經驗性與理論性意涵的模式。換言之，即是借鑒相關國際關係、心理學及經濟學等相關理論的核心概念，並透過將中共對外使用武力的原因概念化過程，以預防性動機為主軸，提出一個「中共對外使用武力之動態衝突抉擇模式」，以解釋：中共較容易與何者發生軍事衝突、領導人在戰爭（衝突）前的認知、為何會使用武力、以

及使用武力的決策選擇如何確立？並透過六個正例（1950年韓戰、1953-54年第一次台海危機、1962年中印邊境衝突、1969年珍寶島衝突、1979年懲越戰爭、1995-96年第三次台海危機）及一個反例（1999年「特殊國與國關係」）的多重案例檢驗，以回答上述的問題。本文的研究發現：一、中共的確比較容易與實力或意圖上具有潛在挑戰其周邊權力地位的國家發生軍事衝突。二、中共領導人在戰爭（衝突）前，的確有產生錯誤認知。三、中共是出於防止周邊權力地位衰退的預防性動機而對外使用武力。四、中共對外使用武力中，領導人對周邊權力地位衰退的程度與衰退的必然性之認知強弱，會影響其決策選擇。

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

為了解決中美關係歷史的問題，作者齊錫生 這樣論述：

太平洋戰爭中的兩個盟友：中國和美國兩者之間的關係，既有密切合作，又有尖銳衝突，為何？本書根據大量資料，為讀者提供一個與傳統史學迥然不同的視野 　　太平洋戰爭爆發和中美建立軍事同盟關係徹底改變了中華民族的命運。　　因為它不但是中國在整個歷史上第一次和西方強國締結實質性的政治軍事合作關係，　　而且它在抗日戰爭的最後四年中，　　使中國從一個在生死邊沿掙扎的次殖民地國家躍升為世界四強之一。 　　這個巨變如何產生？　　其過程有何特色？　　中美兩國處理同盟關係的基本態度有何不同？　　它們之間的互動行為對於同盟關係的效率產生何種影響？ 　　針對這些重要問題，本書的目的是在以大量中英文原始資料為依據，　　全面

性檢驗過去歷史論著的正確性，進而提出與傳統史學迥然不同的敘述，　　分析和詮釋，促請讀者對這一段重要歷史進行嶄新的思考。 作者簡介 齊錫生 　　臺灣東海大學畢業，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士。1967年開始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校區）教書，1990年到香港，參與香港科技大學建校工作並任教。教學研究興趣包括國際關係理論，美國外交，和中國近當代內政外交問題。年青時業餘愛好包括做木工，修房子，修汽車，爬山，射擊等。老來還希望能夠學會彈鋼琴和說西班牙話。目前仍在做學生。 序前言：珍珠港事變前中國之縮影壹、中國外交處境貳、國內情況參、蔣介石作為中國領袖的真相與幻象 第一章　太平洋戰爭爆發及中國的反應壹、日本

攻擊消息傳到中國時一、蔣介石個人的反應二、中國在宣戰前的考量三、中國無法說服蘇聯參戰貳、蔣介石早期對於建立同盟關係的樂觀和努力參、同盟關係的第一株毒草：對中國的排斥一、中國對盟邦歧視的不滿二、中國擔心被邊緣化三、一個粉飾工作的失敗：熊式輝代表團的尷尬四、中國對於遭受排擠反感的原因肆、中英摩擦不斷升級一、對英國強盜行徑的憤怒二、緬甸與東南亞三、中國對英國動機的疑懼伍、中國決心親美一、美國軍援二、馬格魯德將軍的角色三、美國財政援助陸、小結 第二章　派一位美國將軍到中國戰場壹、蔣介石邀請美國派軍官擔任中國戰區聯軍參謀長一、蔣介石提出邀請的動機二、對人選品質的要求三、對職務的界定貳、美國最初的反應：莊

穆將軍的遴選過程一、莊穆將軍之入選二、莊穆的對華方針三、莊穆提名程序的突然終止參、中美對派華軍官職稱內涵的談判一、美國把職務範圍逐漸擴大化和複雜化的過程二、中美兩國所強調的重點大相徑庭肆、史迪威獲得新任命一、史迪威的入選二、史迪威的專業素養伍、史迪威對中國的態度一、史迪威對其使命最初的觀感二、中國人對史迪威任命的樂觀反應陸、史迪威赴華履新柒、小結 第三章　第一次緬甸戰爭：1942年3-4月——同盟國軍事合作的困難壹、第一次緬甸戰爭在中美同盟關係中的重要性貳、珍珠港事變前有關緬甸防務的計畫一、中國的計畫二、英國的計畫參、珍珠港事變後盟軍在緬甸的合作一、中國主動採取的行動二、英國的反應三、開戰初期

中國對空中運輸路線的探索和美國的反應四、中國加緊準備在緬甸作戰肆、戰爭的初期：1942年1-2月伍、戰爭全面展開：1942年3月一、蔣介石視察緬甸前線二、史迪威開始工作三、英國的防務安排四、仰光淪陷及其影響五、史迪威拿到指揮權六、史迪威和蔣介石之間開始分歧七、英國因素再度抬頭陸、1942年4月：戰局大變一、蔣介石與史迪威之間的摩擦與妥協二、戰局日益險峻 第四章　第一次緬甸戰爭：1942年5-6月——慘敗及其影響壹、同盟國戰線總崩潰：1942年5月一、史迪威拋棄中國軍隊脫離戰場二、美國人指控羅卓英臨陣潛逃三、史迪威跋涉赴印度的神話貳、中美雙方對緬甸戰爭最初評估的差異一、美國人的觀點二、戰爭進行中

的主要分歧三、中國觀點的逐漸形成參、中國憤怒的升級一、史迪威的第一份報告二、蔣介石最初的反應三、蔣介石心情的大起大落四、6月15日的重要會談五、蔣介石企圖改變與史迪威關係的失敗——6月24日的會談肆、中美兩國對於緬甸戰爭不同的期望一、史迪威的期望二、中國人的期望三、文化和個性的衝突伍、緬甸戰役對中國的影響一、史迪威對中國實況的認知二、緬甸戰敗對蔣介石的當下和長遠影響三、蔣介石面臨的政治風險 第五章　中美關係危機迭起：1942年6-7月壹、中國不斷高漲的怨憤貳、中國對美國軍火和飛機供應指望的落空一、蔣介石和史迪威6月15日的會談二、中國長期以來對美國軍火的期望三、中國在1942年中期對軍火要求的

新動機0參、美國飛機的移防肆、三項要求：一個經過加工處理的「危機」一、6月29日的會談二、蔣介石三項要求的意圖三、史迪威對三項要求的看法伍、一個新危機：史迪威名目繁多的職權一、對於危機起因互相矛盾的記載二、史迪威不請自來的聲明三、中國人的反應四、原始安排的漏洞和事後的補救 第六章　居里的和解之旅：1942年7-8月壹、居里訪華的背景一、緣起二、宋子文反對居里使命三、蔣介石的態度貳、會談初期的攻防戰一、雙方集中火力相互攻擊二、居里意圖改善中英關係心願的落空參、中美關係衝突的重點一、飛機移防和三項要求二、史迪威的多重職務肆、一個節外生枝的干擾：宋子文涉嫌扣留羅斯福電報一、居里提出指控二、宋子文的回

應三、史迪威的反應四、電報事件對居里態度的影響伍、居里改變策略一、居里探索新的解決方案二、蔣介石的回應三、一個過渡性的安排陸、居里使史迪威職權問題變得複雜化柒、居里訪問的結束一、居里的成就二、居里訪華時的所見所聞三、居里向蔣介石透露的信息捌、蔣介石對居里的觀感一、最初的反應二、西方人就是不同三、父子關係的比喻四、蔣介石的綜合印象 第七章　計劃第二次緬甸戰爭：1942年6月到1943年6月壹、早期作戰計畫貳、最初構想：英美承諾和中國立場一、蔣介石開始行動二、盟邦好整以暇的反應三、史迪威的反應和努力四、英美同意在1943年3月開戰，以及蔣介石的反應參、同盟國開始從承諾中退縮一、英國興趣降低的先兆二

、美國輕聲細氣的勸告和英國暴跳如雷的回應三、1942年尾——史迪威心情與態度開始劇烈改變肆、同盟國在緬甸利益的對比伍、1943年初——原始作戰計畫開始縮水一、美國開始壓迫中國接受縮水的作戰計畫二、玄機初顯——緬甸戰爭與太平洋地區戰爭緊密關係的開端三、同盟國訂出新的開戰時間表：1943年11月四、蔣介石的反應和期望陸、1943年5月——一個不尋常的月份一、陳納德－史迪威在華盛頓的辯論二、羅斯福找蔣夫人進行秘密交易三、三叉戟會議經過和成果柒、小結 第八章　虛幻的樂觀和實質的衝突：1943年6月-1944年6月壹、緬甸作戰計畫重現曙光一、1943年7-8月：接踵而來的好消息二、1943年8月底的魁北

克會議三、作戰計畫推進的跡象貳、宋子文的失勢一、宋子文試圖撤換史迪威的努力二、第一回合：宋子文加緊在華盛頓的努力三、第二回合：宋子文在印度的活動四、第三回合：宋子文在重慶發動攻勢五、宋氏姐妹神秘的角色六、宋子文付出慘痛代價：被打入冷宮七、美國的備用方案八、1943年10月事件的正面影響參、在開羅討價還價一、中國在開羅會議前的準備工作二、緬甸是蔣介石的主要目標肆、德黑蘭會議導致計畫改變一、美國參謀長聯席會最初反對德黑蘭決定二、史迪威和羅斯福在開羅會談伍、美國對緬甸戰爭的新態度一、史迪威建議縮小緬甸戰爭範圍二、羅斯福開始變調三、蔣介石的困境四、蔣介石的動機和盤算陸、美國開始翻臉一、第一波攻擊二、後

繼的攻擊行為三、事關美國自身的利益 第九章　第二次緬甸戰爭（1943年冬─1944年秋）及其影響壹、戰爭終於展開一、同盟國的作戰目標二、日本的作戰計畫三、盟邦要求中國伸出援手四、史迪威對緬甸戰爭的個人動機五、美國的官方說詞六、美國壓力升級和中國入緬作戰七、緬甸戰爭和中國本土作戰之間的關聯貳、緬甸戰爭和中國的國家利益一、向中國運送補給品二、戰爭時機的考慮參、緬甸戰爭事關美國切身利益一、太平洋戰場的日趨重要二、太平洋戰略的明朗化三、緬甸和美軍在太平洋地區挺進的關聯肆、對緬甸戰爭的另外一種評估一、中國承諾的內容二、史迪威和中國遠征軍的貢獻三、第一次緬甸戰爭的後遺症四、中美兩國國家利益的相輔和相悖之處

第十章　美國爭取對全部中國軍隊的指揮權壹、念頭的起源一、羅斯福的官方理由二、華萊士的報告三、史迪威和英國人關係的日益惡化四、史迪威令馬歇爾陷於困境五、史迪威的窘境六、史迪威對中國戰區的漠視貳、史迪威對中國戰區重新燃起的興致和出奇制勝的手法一、史迪威轉敗為勝的奇謀二、馬歇爾的催化功效三、馬歇爾替總統擬就的電文稿四、羅斯福的要求參、蔣介石的回應和提出的條件一、蔣介石的感情反應二、蔣介石提出的條件三、赫爾利作為斡旋人四、羅斯福的要求肆、美國加緊施壓要蔣介石交出軍權一、史迪威休假期間的閒情逸致二、華盛頓加緊壓力伍、蔣介石「辭職」的念頭陸、中國轉移指揮權的步驟一、蔣介石幕僚的建議二、蔣介石扮演的角色柒

、8月到9月中旬的談判一、蔣介石接見赫爾利與史迪威二、幾項初步共識捌、談判遇上波折8一、租借法案物資的控制權二、9月15日的交鋒三、史迪威加大賭注玖、攤牌前夕的狀況 第十一章　蔣介石和史迪威最後的攤牌壹、史迪威撤職在歷史上的重要性貳、羅斯福9月19日信件的來歷 參、羅斯福9月19日信件的內容和送達方式肆、蔣介石的反應伍、赫爾利逐漸撤回對史迪威的支持一、蔣介石和赫爾利在9月24日會談二、蔣介石9月25日的備忘錄三、孔祥熙9月28日的報告四、霍普金斯的介入五、中國其他領袖的介入陸、史迪威的感受和對策一、史迪威發動攻勢柒、史迪威9月29日以後的局部讓步捌、羅斯福再度介入一、白宮的補救措施二、馬歇爾挽

救史迪威的最後努力三、羅斯福在10月5日提出妥協方案玖、最後的掙扎一、蔣介石斷然拒絕二、史迪威最後的努力三、赫爾利介入危機的過程和深度四、羅斯福對史迪威的支持逐漸消失五、羅斯福最後的決定拾、史迪威在美國所受的冷落 第十二章　魏德邁的新途徑——並非太少，確實太遲壹、魏德邁為人處事與史迪威不同之處一、魏德邁的背景二、魏德邁在東南亞戰區的工作經歷三、建立在華美軍的有效機制貳、魏德邁如何處理他與蔣介石和馬歇爾的關係一、中國人眼中的魏德邁二、魏德邁與馬歇爾的新關係三、居間改善蔣介石和馬歇爾之間的關係參、魏德邁改革的內容一、改造中國軍事體制二、中國軍隊應該有多少？哪些部隊應該接受整改？肆、魏德邁的成績單一

、指揮權及相關事務二、美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接觸三、一個新而務實的互惠關係伍、日本投降前夕的中國戰區 第十三章　結論第一部　贏得戰爭壹、同盟國的凝聚力貳、中美同盟的特性一、同盟關係對於兩個國家不同的意義二、兩國之間不同的心態和運作方式三、同盟關係的成果第二部　處理同盟關係壹、政策目標一、美國的目標二、中國的目標貳、觀感和假設一、美國軍部的基本方針——小幅投資，大幅收成二、尋找一個合理策略的理論基礎：史迪威的利益交換原則參、史迪威對於中國政府和蔣介石的認知和假設一、中國是否無意繼續抗日？二、蔣介石個人品質是中國軍事改革最大的阻力三、中國政府和外國專家的合作態度問題四、造成中美衝突的其他原因肆、中國國

內政治和軍事現實和蔣介石軍事改革的限度一、中國的政治軍事環境二、蘭伽訓練基地的優異成果三、雲南省遠征軍的改革努力四、在中國其他地區的軍事改革工作第三部　中美戰時關係的總結壹、美國政策理論上的困難貳、政策運作的困難參、個人因素的重要性肆、中國的失敗與成就 作者序 　　本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我的學生時代。我初到美國去讀研究院時，正值甘乃迪任職總統。當時在美國中西部所見到的，真可以稱得上是土地豐腴，國泰民安，民間充滿樂觀，學術界思想活潑。在經過了麥加錫時代的慘痛教訓後，學術界產生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蓬勃朝氣和衝勁。各種具革命性的理論和學說相繼湧出，那才是一種貨真價實的百花齊放場面。它既讓年青學生們有目不

暇接的興奮，又有追趕得喘不過氣來的壓力。 　　我當時主修的學科是國際關係理論，由於所隨從的老師正是新理論的倡導者，因此縱使我本人只不過是一個未出茅廬的後生晚輩，然而在老師的提攜下，居然有幸和當時世界知名學者們在一起討論問題，並提交自己的論文聆聽他們的指正，並被他們採用和予以發表。對於一個剛剛進入研究院的嫩學生而言，這種機會對於我個人此後心智的發展，都有莫大影響。 　　與此同時，我也首次有機會接觸到大量關於中國問題的英文著作。在這種情況下，在我整個研究生生涯裡，國際關係理論是我的正經課，而中國近代史則是我的課外讀物。大約在三，四年內，把當時美國官方出版的對華外交文獻和學術界出版的專著都看了許多。

而在這些課外讀物中，最引發我興趣的莫過於太平洋戰爭時期的中美同盟關係。我當時認為這些英文書籍的內容不但史料新穎，而且分析入微。特別對於我這麼一個對當時國民黨政權和蔣介石個人深感失望和滿懷抵觸情緒的年輕學生而言，在美國能夠讀到的作品，無論在宏觀和微觀層次上，都讓我感到茅塞頓開和激賞不已。我立即得到的印象是，有關這個課題的學術成果已經完全成熟，未來的學者大概不可能超越它們去做出新的建樹。 　　如果說在閱讀這些英文著作過程中，最初曾經有過任何一丁點讓我感到欠缺的話，那就是它們對中文資料的引用不足。比如說，許多學者在分析中美關係時都經常談到蔣介石的動機，但是又不注明史料的來源。然而由於他們那種言之鑿鑿

的架勢，與當時美國學術界似乎對中美關係歷史已經形成高度「共識」的氣候，又使我自然地相信他們的客觀性和真實性。只是內心總不免被一絲疑問所困擾，那就是「他們是怎麼知道的？」，「他們的證據是什麼？」。即便如此，我仍然認為這個學術成果是豐盛正確的。至於自己心中的這個疑問，其動機並非對現有的學術成果不滿，而只是認為它是一個美中不足，是沒有提供中文資料去闡述它的論點而已。因此，即便當我最初動念要從事一點有關中美同盟關係的研究時，其目標也非常有限，只是想在現有的學術框架下，針對某些具體的歷史事件去研讀一些中文資料，把一些在英文著作裡沒有交代清楚的事件，以中文史料作為補充或是旁證而已。出於這種心態，所以在最初

選擇研究課題時，都是比較瑣碎，著重歷史敘述，既缺乏整體觀，也不打算向現有的學術定論提出評判或是予以推翻。 　　意想不到的是，在逐漸深入研讀中文原始資料的過程中，開始發現中文資料所呈現的史實和英文著作所引述的史實不但時有矛盾，有時甚至絕然相反。這就讓我原來打算以中文資料做為補充英文著作的設想完全落空了。而且越是擴大對中文資料的研讀範圍，越是看出中英文在對歷史事件的敘述上經常對不上號。 　　面對這一意想不到的困境，我最後只好採用一個雖笨拙但是應該可靠的方法，那就是借鏡自然科學家們早已行之有效的實驗方法。簡單的說，科學家的發明或是發現之所以能夠成立，就是因為他們的實驗可以由別人用重複的方式來檢驗它的

可靠性。換言之，如果每次用同樣的元素在同樣的條件下運作，就應該會得到同樣的結果。誠然，歷史學的科學性遠不如自然科學，但是如果用同樣的史料，至少也應該得到相近的結果才對。如果不是這樣的話，那麼一定是有其他的因素介入使然，而這種現象本身也就值得加以重視了。 　　基於這份好奇心的驅使，我開始試著重新去走一遍以前學者們已經走過的老路，也就是儘量去閱讀他們在英文學術著作中所引用過的原始資料。即使這些資料多年來已經被學術界廣泛接納，甚至重複引用，幾乎已經成為具有高度性權威的「定論」時，我也把原文再看一遍，不敢輕易放過。我之所以這樣做的動機，無非是想求得一個安心，指望能夠肯定地知道英文學術著作是在扎實的史料

基礎上建構完成，同時也希望借此找出一個理由來說明，為什麼中英文著作之間的差距會如此之大。 　　這種嘗試一旦開始，才發現英文資料的閱讀工作量遠遠超過原先的估計。其中一個原因是，學術界大量著作是根據英文史料寫成，它們引用的資料來自各方面。另一個原因是，英文的重要史料在數量上的確比中文豐富。如果一位學者想要在這個領域內取得發言權的話，當然應該充分瞭解過去學者著書立說的根據是什麼。 　　本書作者在花了許多年時間閱讀英文原始資料後的體會，大致可以分為三方面。第一，現有的英文學術著作的確引用了大量而又豐富的史料。許多學者治史態度的勤奮和認真，使得他們能夠把歷史學研究的成績不斷向前推進。這種努力值得欽佩和借

鏡。這也說明了為什麼西方歷史學家能夠佔據學術界的陣地，在世界史學界贏得主導地位。第二，某些學術著作對史實的敘述並不完全正確。它們不但經常錯誤地敘述中國史，也錯誤敘述美國史。錯誤的敘述難免導致錯誤的分析和結論，兩者都應該加以修正。第三，有價值的英文原始史料其實遠比目前學術著作所已經引用者更豐富。一部份原因是這些史料雖被廣泛引用，但是它們的重要性並未被學者們所體察。另外一部份原因是，當有些史料的內容不符合學者們預設的立場或是結論時，它們就可能被忽視或蓄意掩蓋，乃至被扭曲。 　　一旦有了這種體會，作者就開始相信，中文和英文對史實的敘述之所以對不上號，與其說是它們一方肯定有錯誤或是偏差，還不如說是它們

沒有被學者充分地結合運用。因此，戰時中美軍事合作關係史絕非一門已經「蓋棺論定」的學問，它反而是一塊可以讓學者去耕耘的肥沃土壤。通過查證舊的史料和發掘新的史料，學者們可以有機會去重新思考歷史問題，檢驗學術成果，並進而開闊學術視野。 　　本書所引用的資料大致分為兩個部份：中文資料和英文資料。 　　中文資料部份包括三類： 第一類是戰時中國領導人的個人文件。這包括宋子文，孔祥熙，顧維鈞，陳誠，胡適，陳光甫，熊式輝，蔣介石，王世杰，徐永昌，翁文灝等人的日記或是回憶錄。在其中，近年蔣介石日記的公開當然最為重要。第二類是政府原始檔案文件。其中包括大量報告，部會間的公文來往，領導人之間的書信，電報，手諭，手稿

，備忘錄，駐外機構和人員（使館和武官）的情報，請示等等。另外還有中國，美國，及其他盟邦間的外交文電，軍事計畫，戰鬥報告等等。雖然這些資料在原先都是保密的，但是在過去幾十年來已逐漸解密。第三類是歷年來以中文出版的有關中美同盟關係的學術著作，和政府重要文件彙編。 　　英文資料部份同樣包括三類。第一類是美國政府制訂對華政策的主要領導人的私人文件檔案。這些人包括羅斯福，居里，項貝克，馬歇爾，史迪威，魏德邁，陳納德，竇恩，和波特勒等人。第二類是史迪威和馬歇爾之間大量的無線電通訊，魏德邁和馬歇爾之間的書信來往，國務院的內部文件和指令，美國參謀總長會議的會議記錄，英美參謀總長聯席會的會議記錄，英美兩國軍方的

來往文電和會談紀要，盟邦重要國際會議的記錄（開羅會議），作戰計畫草案或是決議案。第三類則包括所有的重要官方文件（國務院）和政府公報，和有關羅斯福，史汀生，馬歇爾，摩根韜，李海，霍普金斯，赫爾利，拉鐵摩爾，赫爾等領導人的雜記，日記，或訪問記錄。當然，英文中有關美國政府對華外交政策和軍事計畫的學術專著也是非看不可的資料。 　　依照作者的觀點，當前不少學術著作（尤其是眾多的英文著作中）存在兩個需要改正的缺點。 　　第一，它們雖然聲稱討論中美同盟關係，但其實著重點是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很少討論中國政府的對美政策。即使不得不談到後者時，最多也只是一筆帶過，很少能夠提出細緻的敘述或是深入的分析。更有進者，

即使在它們偶而處理的過程中，它們多半只是提出假設，臆度，和猜測，很少能夠列舉事實來支持它們的說法。這種現象當然無法令人滿意。最淺顯不過的理由是，一個兩國同盟關係是一個雙方互動的關係。其中任何一方所持的觀感，認知，和所做出的決定都能引起對方的反應。而這些反應又會刺激原來一方下一波的反應。這種「反應─反反應─再反應」的行為模式，是任何想要闡述同盟關係的學者們必須掌握的基本方法。因此，假如學者們只以其中一方的目光去研究同盟關係的話，他們就無法讓讀者們真正瞭解同盟關係中極為豐富而又錯綜複雜的互動內容。不幸的是，現有的學術著作中很少著力去剖析同盟的「關係」。換言之，它們只講了故事的一半。 　　第二，正因

為某些研究者選擇只把研究重點放在一方（美國），因此他們沒有興趣去參考另一方（中國）的資料去充實他們的敘述。最糟糕的情形是有關中國的基本史實都會有錯誤的敘述。但是這也難怪，因為有的學者根本不懂中文，但是仍然寫出大部頭的中美同盟關係著作。中文資料的完全不被引用，最後不但導致他們的史實敘述缺乏完整性和平衡性，也必然損害到他們分析的客觀性和合理性。 　　有鑑於此，本書最基本的願望，不是在於面向目前的學術成果去做翻案文章，也不是為了歷史上的某人某事去做專題性的更正工作，而是在中文和英文兩部份史料的基礎上，全面性地重新去梳理戰時中美軍事合作關係，希望能夠建立一個新的史實敘述，特別強調的方法論是兩國之間的互

動關係。如前所言，一方的行為不但會引動另一方的反應，即使是一方對事實的誤解或是對另一方動機的誤判，也會引動一連串後繼的誤解和誤判的結果。就像是一盤棋局或是一場拳擊一樣，只有當學者們把雙方的行為和動機都充分描繪出來時，讀者才能看清楚這個活動的本質。如果關係的一方缺席或是變成隱形人，那麼讀者只會墜入五里霧中。由於本書作者認為「互動」是中美同盟關係的最重要的本質，而本書的目的是要想把這些關係以動態的方式顯示出來，因此，對於某些熟知中美同盟關係史而又細心的讀者而言，在閱讀本書時應該可以發現，本書所引用的一部份歷史事件看起來相當眼熟，因為它們早已被學者們多次引用過。但是它們在本書中所描繪的故事卻和以往的

著作有重大不同之處。其原因是本書作者認為有許多「眾所周知」的史料往往曾經被多次誤用，因此需要加以重新組織，在本書中做為一個新的描述的素材或是新的立論的依據。更重要的是，本書還發掘了許多以往著作所忽略甚至是有意規避的史料。本書作者希望通過這些新史料去填補以往學術著作的局限性。本書最低的願望是把歷史的真相呈現給讀者們，進而向讀者們提供一些新的角度去分析這段歷史的重要性和複雜性。在回歸歷史原貌的工作上做出一份努力。更進一步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如果本書能夠把「前事」說得明白清楚，使中美兩國政府都能從中得到一些啟示或是吸取一些教訓，進而把兩國的關係處理得更平穩順利，那就更是本書的意外收穫了。 　　

在本書漫長的研究準備期間，作者曾經得到許多單位的協助。在研究資料方面，中文資料部份曾多次得到地處臺灣新店的國史館同仁們的慷慨協助，不但在提供資料上服務態度專業，而且在照顧訪問學者生活的工作上也是盡心盡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贈送的出版品也給作者很大的方便。此外還使用過國民黨黨史委員會和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的資料。其他在美國的中文和英文資料部份給予我協助的有：羅斯福總統圖書館，國會圖書館，國家檔案庫，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密歇根大學圖書館，史丹福大學圖書館，胡佛總統圖書館，和馬歇爾將軍圖書館。 　　在研究經費方面，我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C

arolina at Chapel Hill）任教時，1980年代曾得到教授研究費的補助。在香港科技大學任教時，1990年代曾多次得到慷慨的教授研究經費補助和研究假期，使我在海外的研究工作得以持續。2002-2003年度承蒙臺灣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的厚愛，聘請為該所特聘研究員一年，並提供非常優良的研究環境。2007年秋季又承胡佛總統圖書館邀請，專程到該館閱讀蔣介石日記。對於以上這些學術研究機構及工作人員的善意關懷，專業協助，和經費資助，都使我感激不盡。除此之外，作者沒有接受任何來源的補助，也沒有循由其他途徑取得任何不向一般學者開放的資料。 　　多年來還有一大群家人，朋友和同行關心我的研究進展，

並且給予各種程度的指教和協助，在此只能向他們致誠摯的謝意。在本書定稿之前，承蒙兩位不具名的評審員對稿件做出細心的閱讀和坦陳的批評指正，使作者得以及時改正錯誤和充實內容。最後又承聯經出版社方清河先生費神在文字上提出許多寶貴建議。他們的精神支援和具體協助都是本書得以問世的重要因素。但是還是有三位人士對於本書的出版所做的貢獻，需要特別提出。 　　一位是鄒讜教授。我剛到芝加哥大學念書時，正值他的經典之作（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出版。多年來，我一直認為該書所展示的深刻度超過許多其他同期乃至後期的著作。他的治學態度和成就在日後的年歲裡也給我提供了一個自我期許的楷模。雖然當時

依照學校課程規定，我只選修過鄒先生兩門課，但是在此後數十年中，我一直和他保持密切聯繫，也接受過他和鄒夫人盧懿□博士無盡的關懷和提攜。鄒先生更令我景仰的卻是他的為人風範。真純，無私，寬厚，謙虛，誠懇，和助人等種種君子的美德，都自然而然地在他身上流露無遺。因此，無論在道德上或是文章上，鄒先生是我一生中有幸認識的一位好老師，他的關照和鼓勵都令我懷念不已。本書寫作的原始動機可以說來自鄒先生的言教和身教。 　　第二位是美國馬歇爾將軍圖書館的Martha S. Gansz女士。在我去該館研讀資料之前與她毫不相識，研究工作結束後也沒有保持聯繫。但是我在該館進行研究的過程中，她所顯示的專業素養，盡心盡意的協助

，主動的關切和人情的溫暖，使我的閱讀效率增加數倍。如果世上資料管理人員的工作態度和待人接物的素養都能和Gansz女士一樣的話，學術發展的速度將會突飛猛進。她是我能夠想像的最好的資料管理員和研究協助人的楷模。因此，我對她有一股難以自抑的感激，同時體會到自己是何等的幸運。 　　第三位是我的朋友陳永發教授。他多年來不但一直鼓勵和關心我的研究進度，而且在本書粗稿完成後，慷慨地答應為我審讀。在此後一段長時間裡，永發兄花費了大量寶貴時間和精力，提出各種修改的建議。舉凡在史證，推理，分析和立論等各方面，本書都得到了他無數的珍貴意見。作為一位同行和朋友，他對本書所提出的坦誠批評和慷慨協助，實在是作者最大的受益

。 　　當然，本書內容還存在的謬誤之處，仍然是作者個人的責任。  前言：珍珠港事變前中國之縮影壹、中國外交處境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變發生時，中國已經單獨對日作戰四年五個月了。此期間，儘管中國曾經不斷要求西方列強給與外交、經濟及武器上的援助，但西方列強都不理不睬或冷峻拒絕。英國和法國因為擔心日本對它們在東南亞的殖民地進行報復，甚至多次要求中國接受日本所提的和平條件。到了1940年夏季，它們更進一步切斷中國經過緬甸和越南通往國際的通道。美國的態度也只是稍微好一點而已。雖然美國人民對日軍在華暴行不時發出抱怨，但是美國商人繼續把戰略物資賣給日本賺取暴利，間接支援了日本對華侵略。美國政府也保持

其一貫的曖昧態度。一方面，它不時發表一些譴責日本的聲明，但無意為中國而與日本直接作戰；另一方面，它提供中國少量的貸款和軍援，但數量卻不足以真正提高中國的作戰能力。1941年美日關係明顯惡化，其原因與其說是為了替中國打抱不平，不如說是因為世界局勢惡化，而日本對東南亞的威脅日益增加。總的來說，從1937到1941年，即便中國一再把自己形容成西方反侵略戰線中的一分子，美國卻始終沒有對中國提供具有實質意義的援助。諷刺的是，當時對中國援助最多的反而是世界上兩大極權國家：德國和蘇聯。在數量上，它們之中任何一國的軍事或經濟援助都遠遠超過西方民主國家的總和。然而它們對中國的態度不久即因歐戰爆發而改變。德國逐漸

親近日本，並最終成立軸心國同盟，不論中國如何苦苦哀求，希特勒終於完全停止它對中國的軍事供應。而蘇聯不願意陷入兩面作戰的最壞局面，也必須小心處理它與德國和日本的緊張關係，更何況它與中共還維持秘密的黨組織關係。因此，蘇聯雖然仍不斷向國民政府提供武器，但其數量及質量都無法滿足中方要求，而其在蒙古和新疆的活動有時也影響到軍援補給線的順暢。簡而言之，在這段長時間裡，中國遭受西方主要列強的漠視，相當孤立，對日抗戰只能靠自己努力。

中美關係正常化談判之研究:背景、經過與影響

為了解決中美關係歷史的問題，作者陳玉翎 這樣論述：

以國際體系下的權力轉移理論來分析美、蘇、中在冷戰時代的格局，探討美國為何要與中國改善關係，中國又如何與蘇聯交惡，導致美國有機可乘，其背後的因素必須加以了解。在尼克森尋求與中國改善關係之際，以及打開中國大門之後，中美雙方是如何談判，並且以美國解密文件為尼克森時代的中美關係正常化作檢証。在發佈上海公報之後，有一陣子雙方又是僵滯的狀態，一直到了卡特時代的後半段，1979年1月雙方才發佈了建交公報，這離上海公報已有7年之久。 回顧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台美中關係錯綜複雜，尤其是1970年代的秘密外交，中美簽署上海公報，震驚世界，之後中美又簽署建交公報，捨棄台灣盟友。卡特時代卻又有台灣

關係法，保障台灣不受中共威脅。雷根時代與中國簽署八一七公報，減少對台軍售。尼克森之後的美國總統，都是承襲尼克森的中國政策，雖然捨棄台灣這個老朋友，但是仍然要求中共必須和平解決兩岸問題，至少尼克森之後的歷任總統都能確保這個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