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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官吏的選任與遷轉

為了解決中和建一路92號公車的問題，作者黃怡君 這樣論述：

漢代官吏可從最底層的縣小吏升遷至朝廷最高的官職丞相，此現象幾乎不見於其他朝代。本文分析西漢官吏的遷轉路徑及升遷方式，解釋他們如何向上流動，時代以西漢中後期為主。 本文大致按照官職的秩級（祿秩等級）將西漢政府的官職分成八個部分，分論各層級官職的選任與遷轉，藉此勾勒官吏的升遷路徑。第一部分為縣屬吏及郡屬吏，最高秩百石。第二部分為分布於二百石至千石的令、長、丞、尉類官職，以地方的縣長吏、郡國佐官為主，也牽涉到一部分中央的中都官令、長、丞、尉。第三部分為比三百石至比六百石的郎吏、謁者，以及秩百石至六百石的公府掾屬。第四部分為地位與職掌性質特殊的官職，其選任及遷轉幾乎不與縣長吏互通，依職能可分為

論議官、祕書官、監察官、宿衛官四種，秩級分布於比六百石至二千石。第五部分為中朝加官，獲加官的官吏可入宮中隨侍皇帝，或入宮中與聞政事。第六部分為地方的二千石官，包括郡的太守、都尉，王國的相、太傅、內史、中尉。二千石層級的官吏享有不少特權，仕至二千石即屬高官。第七部分為中二千石官職，又稱九卿，以及高於九卿的「上卿」中朝將軍。第八部分包括外朝的最高官職御史大夫、丞相，與中朝的最高官職大司馬，並涉及西漢晚期將三者整合的三公官改制。 漢代多數官吏透過累積「功勞」（以出勤日數為基礎）、排比功勞多寡升遷，即以「功次」升遷。郡、縣屬吏可憑功次經過秩佐史、斗食、百石的官職，逐級升遷至二百石的縣長吏；也可經

由察舉制度、捕斬盜賊尤異等升遷方式，一舉升遷至提升數階秩級的官位。縣屬吏不必經由郡屬吏也能升遷至縣長吏，然因太守、國相握有察舉權，縣屬吏若能除補郡吏，透過察舉跳級升遷的機會便大為增加。由於郡屬吏的員額編制遠少於縣屬吏，縣屬吏需透過八體課、得微難獄、郡守辟除、舉廉吏等特定管道，方能除補郡吏。 在二百石至千石的縣長吏、郡國佐官階段，官吏依然可憑功次逐級晉升，或以察舉制度跳級晉升。比起歲舉的科目，不定期舉行的制舉科目能讓官吏除補秩級更高的官職；官秩愈低的官吏，透過察舉制度提升的秩級階數愈多。由於察舉制度多除授三百石至六百石的縣長吏、郡國佐官，功次升遷者在此區間所分配到的職缺遭到壓縮，容易陷入升

遷遲滯。因此，透過各種方式跳級除補六百石以上的官職，避開升遷遲滯的區間，是能否成功升至二千石的關鍵。郡、縣屬吏除了透過功次升遷與察舉制度遷為縣長吏，也可透過舉孝廉除補郎吏，或被公府辟除為掾屬。郎吏、公府掾屬一般的升遷路徑仍是出補縣長吏，但存在一舉遷至六百石以上縣令的管道；也可經由長官舉薦，遷補第四部分所論的特殊官職。這些特殊官職有機會經過一、二次遷轉即至二千石官。 特殊官職除了監察官，皆在宮中任職，與皇帝關係較親近。他們的選任方式特殊，升遷前景也較佳。察舉制度只有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有機會除授論議官。論議官多透過公府舉薦掾屬、徵召、考試、大臣舉薦、皇帝拔擢來選任，祕書官則來自公府舉薦掾屬、

皇帝拔擢、從論議官中選補。監察官的六百石刺史多選用具備高於六百石任官資歷的官員擔任，比二千石的丞相司直、司隸校尉則常從刺史、論議官、祕書官中選具有不畏強禦人格特質的官吏擔任。宿衛官則多以外戚、佞幸、世家子弟、大臣子弟擔任，其選任頗重視先天血緣及與皇帝的私人關係。一些特殊官職不必經過察舉即可跳級補官，例如論議官的比六百石博士、比八百石諫大夫，有機會出補比二千石郡都尉、二千石的太守或王國官。特殊官職不但有機會經過較少的遷轉次數達到二千石，還可能被選為中央的二千石官，或直接遷九卿。一些西漢官吏從未出補縣長吏、郡國守相，即一路沿著中央的特殊官職升遷至公卿。 官吏循著郡、縣長吏或宮中的特殊官職兩種

路徑升遷，皆可至地方的二千石官。比二千石的郡都尉、二千石的王國內史在遷轉序列中稍次於太守、國相。治民的太守、國相、內史常選通政事的官吏擔任，不治民的王國太傅、中尉則多選未必通政事的儒生擔任。河南太守以及人口密集、經濟發達的關東地區大郡太守，最有機會遷為九卿。王國的二千石官常因督導諸侯王獲罪，因此國相遷為九卿的機會遠不如太守。 九卿的員額遠少於地方二千石，只有少數郡守國相能遷為九卿。九卿內部可區分為四個層級，廷尉以下的六卿與三輔長官構成下面兩個層級，常選郡國守相擔任；光祿勳、衛尉、太僕三卿常以其餘九卿擔任，或選宮內比二千石的特殊官職升任；最高階的太常只選列侯擔任。地位高於九卿的御史大夫往往

是丞相的候補，常選九卿升任。官吏可經郡守國相、九卿被選為御史大夫，進而升丞相；也可經宮中的特殊官職帶中朝加官，遷為九卿，經御史大夫至丞相。前者的升遷路徑可稱為「地方大吏型」，後者可稱為「宮內官型」。能升遷至御史大夫、丞相的宮內官型官吏，往往具備中朝加官的資歷，若缺乏此種資歷，則大多只能止步於九卿。 在西漢武帝以後，外戚、寵臣另有一條遷轉路徑可至中朝將軍、冠大司馬之號的輔政將軍，與一般官吏遷轉至御史大夫、丞相的路徑有異。這條路徑可稱為「近侍型」，即帶著中朝加官「侍中」，以比二千石的宿衛官為本官，或遷為二千石的水衡都尉，或遷為九卿的光祿勳、太僕、衛尉，或遷中朝將軍，也可能直接被皇帝選為冠號大

司馬的輔政將軍。外戚、佞幸憑藉與皇帝的私人關係，也能循著一條遷轉路徑升遷至政府最高的官職，是其他朝代不多見的現象。 原本中朝最高階的將軍、大司馬，並不和外朝最高階的御史大夫、丞相互相遷轉。西漢晚期的三公官改制將御史大夫改為大司空、丞相改為大司徒，與中朝的大司馬並列為地位等齊的三公。透過兩度改制，九卿、中朝將軍、三公被整合成一條遷轉路徑，使一般官吏也能擔任中朝將軍、大司馬，近侍型官吏亦可遷至大司空、大司徒。

機車路權限制的法制分析-一個社會發展的觀點

為了解決中和建一路92號公車的問題，作者吳政融 這樣論述：

機車為現今都市交通中，主要的運輸工具。更是目前交通事故傷亡中，最大占比之車種。而研究認為，機車之行駛態樣有別於汽車，更易與其他車輛產生衝突。因此政府提出限制機車路權，並以分流作為提升安全的手段。禁行機車為直線中主要分流的措施，兩段式左轉則為路口之分流措施。希望透過限制機車行駛空間，達到車種分流的目的。然而機車路權限制，目前缺乏設置標準。因此各地方政府在保守的選擇下，多半未妥善評估機車路權限制之手段是否合宜，即為設置。而桃園市塗銷禁行機車之試辦，發現可以降低4成的事故。因此機車路權限制之適當性，更受質疑。而機車路權限制的形成，與機車行駛特性有關外。本文透過歷史發展的角度切入，發現機車的盛行，與

我國經濟、產業發展有密切關係。但追求經濟發展之初，並未給予交通妥善的規劃。且在交通的發展上，選擇了以汽車為主的方向，成為現今交通之樣貌。本文透過分析機車路權限制手段發現，就統計上而言，並無明確減少事故的效果。且在比例原則的檢視上，禁行機車無明確的設置規範，也無研究證明能減少事故發生。再加上有侵害更小的手段存在，因此在違憲審查上，無法通過檢驗。故減少機車行駛空間，可能非減少機車事故的手段。而兩段式左轉，本文分析後認為，仍可作為路口之分流措施，但其設置仍有改進空間。而本文嘗試透過不同面向的分析，提出些許建議，期待能夠建立更安全的交通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