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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汪和平運動下的賦詩言志 (1938-1948)

為了解決一 千 個傷心的理由 廣東 話的問題，作者劉威志 這樣論述：

　　本論文研究中日戰爭期間，梁鴻志維新政權與汪精衛國民政府治下的詩詞作品；探討處於「戰時主和」的漢奸罵名與悖德情境之下，古典詩詞如何表述的問題；進一步說，考察彼等詩詞與中國詩詞史上各種範式暨情境結構之間的關係，探尋「主和話語」的意義所在，給予梁汪政權詩詞一文學史上的定位。　　由於「戰時主和」的行為，普遍受到貶抑與不齒，且中日戰爭之際，近代國族主義與傳統夷夏之防已然做成連結，「主和」「低調」，彷若失語。故為有效凸顯並探尋該議題，本論文以三個方法推進論述。　　首先，考察梁汪政權成立初期，諸人的和平理念、政治話語與其詩詞所涉之典故體系，從中建構一「主和話語的譜系」，作為「主和」的認識論基礎，建立出

「主和話語」其來有自，有其理據與體系，絕非無源之水的認知（第一章）。　　其次，置身淪陷區與偽政權，多數人並不願意讓自己參與這一受到貶抑不齒「主和話語」中；他們既不願意贊附「和平運動」，又無力公開的反抗，故表現出一種游離與超然的姿態；筆者以「淪陷」與「易代」互為參照的角度，指出政權交替之際，遺民文學與淪陷區文學中那些遺世獨立、懷古鄉愁、風花雪月的詩詞風格，其實是同樣情境之下的創作。故主張淪陷區的文學，就是易代之際的遺民文學。以此視角，排除那些不願羽翼和平運動的詩詞作品（第四章）。　　第三，得前「主和話語」的認識論基礎，與類似佛經判教式的切割後，本論文遂得以站穩腳跟，逐步分析「主和話語」如何因應外

在環境的變化，更動其詩詞表現與言說方式，微觀地考察「主和話語」之發展。故得下列三章：一是面對談判對手日人之失信與傲慢，弱勢的汪等在詩詞中如何應對與說服（第二章）；二是太平洋戰爭既起，國際局勢的驟變，從汪諸人如何藉由詩詞唱和的「中國詩用」場域，藉由典故的詮釋與改寫，勸汪精衛更易對日方針（第三章）；三是抗戰勝利，「和平運動」失敗，從汪諸人身陷囹圄；研究諸人的庭訊論辯與獄中詩詞之間的關係，探討「主和話語」的終末之姿（第五章）。本論文五章間之關係如上。　　若以各章的時間列次，第一章研究和平運動初期的理念、宣傳和平的詩詞、梁鴻志與汪精衛的贈日人詩，討論彼等的主和理念的初衷，對內對外的宣傳策略，與如何塑造

所屬政權的正統性之過程。　　第二章處理1940年11月30日汪日簽約之際，趙尊嶽所作的〈鷓鴣天宮體八首〉。透過研究條約談判的檔案與考索詞作的典故脈絡，分析趙尊嶽如何以詞體與宮體，形塑汪政權與日謀和的自我形象。　　第三章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研究從汪諸人如何轉化荊軻自我犧牲的形象，說服國人信任和平運動；第二部分，是珍珠港事變後爆發，任援道、龍榆生、李宣倜以題詠《易水送別圖》為名，透過對「荊軻故事」的再詮釋，勸汪精衛修正對日方針。兩部分互為對照，可見主和話語不但對民眾宣傳，同時也逆向成為對政策之建議。　　第四章研究汪政權對英美宣戰之後，李宣倜雖仍擔任汪政權要職，其詩詞內容卻明顯從一名和平運動的支持者

，轉向以退隱與田園自期的形象。實際上，汪政權成立初期，文人間亦不乏類似表態，但直到汪精衛對英美宣戰之後，李宣倜這類文學表現才大量湧現。本章以「淪陷／易代」作為視角，將彼等排除在主和話語之外，同時也藉由易代之際的遺民文學風格，對淪陷區文學有更深化的定義。　　第五章分析抗戰勝利之後，從汪諸人在獄中所作詩詞與在漢奸審判之際的庭訊論辯之間的關係。比較制法過程、法理邏輯、法庭論辯，與諸人羈囚之際一系列憤懣、自清與釋懷的心理過程，從中探究和平運動的「主和話語」所呈現的最後模樣。　　綜上五章，歷時性的呈現古典詩詞在面對戰時求和的委屈情境，與漢奸罵名的絕大壓力之下，各種表現方式與過程。

從王安憶的創作歷程閱讀當代中國精神主體的建構過程

為了解決一 千 個傷心的理由 廣東 話的問題，作者曾靜渝 這樣論述：

論文摘要對於中國當代精神主體的考察，必須回到改革開放之初的八0年代甚至更早之前的後文革時期，重新反省八0年代的理想主義是如何喪失其動能？考察後文革時期豐富的可能性是如何被消解？王安憶的文學創作歷程和中國新時期現代化發展同時。本論文是以作家研究出發，將王安憶的小說創作進行歷史地文本細讀，既希望透過文本的細讀，細究文本自身豐富的思想及幽微的情感，並盡可能的將之置回原歷史脈絡裡理解；同時在將王安憶創作依時序進行閱讀時，試圖細緻地追索王安憶作品的內在變化及作家王安憶自身的精神轉變。閱讀王安憶在這些創作歷程中的思索、抉擇與局限，透過文學感知一個知識分子主體豐富的內在變化歷程，也許也提供了我們對當代中國

知識分子主體的建構過程的一次具體檢視。本論文主要將王安憶的小說創作依創作時間分成二大階段來討論。以1989年為界，分為上下兩編。上編：發現虛無（1978—1989）透過對王安憶80年代文學創作肌理的梳理，可以看到文革後現代化追求下，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自我意識」經歷了如何的變化。伴隨這變化，理想主義一步步消退時代激情，而虛無主義則是一步步地浮出精神地表。這是逐漸「發現虛無」的十年。下編：抵抗虛無（1990—）王安憶從檢視自我經驗出發，召喚理想信仰建立書寫價值，試圖以書寫創造精神烏托邦；她不時也將目光轉向熟悉的日常生活，將日常生活審美化，為精神的虛無尋求書寫平衡。迎來新世紀，王安憶試圖在文學中尋

找重啟和社會對話的可能，她對現代化發展造成的社會失衡，以書寫提出嚴肅的批判，書寫也同時呈顯深刻的無力感。面對高度現代化的當代生活，對精神虛無進行的種種探求與思索，王安憶九0年後文本開展的書寫虛無也有著一種抵抗的姿態閱讀王安憶超過三十年的創作歷程，其實是為了閱讀「王安憶」這個文本。「閱讀王安憶」對論者而言，是意識到在這個時代，「過程」自身生產意義的可能性。「閱讀王安憶」，在其「過程」裡看到一個敏感的心靈，對新時期以來劇烈變遷的現實環境下主體意識的身心變化，鍥而不捨進行細緻的紀錄與描寫；觀察到一個真誠的知識主體和時代的複雜對話——時潮是如何的影響與制約，精神主體是如何自省與掙扎；發現一個堅守理想的

姿態，用務實的、莊嚴地態度勞動文學，雖然無法突破局限給出超越的亮點，但也從未讓精神價值下海伏首於時潮。在這個沒有英雄或是充滿偽英雄的時代，王安憶仍然頑強地以書寫創造、生產意義，以書寫來說明「意義」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