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創新條例》 的 第 10 條之2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問答集和資訊懶人包

有限合夥組織於創業投資事業的運用

為了解決《產業創新條例》 的 第 10 條之2的問題，作者孫珮瑜 這樣論述：

2015年6月新增的有限合夥法，此係在美國法上發展已久之概念，其組成為一名以上對有限合夥負連帶清償責任之普通合夥人，與一名以上就其出資額對有限合夥負責之有限合夥人，有限合夥的一大特色，便是在於以當事人契約為中心成立之商業組織，具有高度的經營彈性，創業者可透過契約自行設計其組織架構而不必受限於組織法規限制，為企業開創另一種組織型態。惟有限合夥法規定通過後，適用上仍有疑義及規範不足之處。其相關優惠與一般商業組織無異，例如，我國稅法對於有限合夥事業仍要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若再加上合夥人自己需負擔的個人綜合所得稅，引起了稅負過重的疑慮。縱然產業創新條例修正，依有限合夥法成立的創業投資事業有條件式的採

「穿透式課稅原則」，創業者是否願意採行此項組織仍有待觀察。我國自1984年引進創業投資事業發展迄今，對科技事業之發展頗具成效。本文從創業投資事業的特性來介紹為何有限合夥適用於創業投資事業，並分析創業投資事業適用股份有限公司下產生的問題，期待藉由了解產業需要以及美國法之運作，提供些許修法建議。

租稅優惠之憲法界限與政策妥適性之探討—以產業創新條例為中心

為了解決《產業創新條例》 的 第 10 條之2的問題，作者張藏文 這樣論述：

著名的德國稅法學者Klaus Tipke教授曾表示，租稅優惠始終是不正義的，因為他違反了課稅的平等與正義，因此，1988年第57屆德國法學家年會決議：「為實現負擔平等與簡化之目標，租稅優惠與其他稅法上之特別負擔應予刪除。」此一主張應係理想之目標，畢竟租稅優惠規範係為達成政策目的之故，倘不設計該規範，則難以引導他人進行政策所欲遂行之行為，如此將使不平等持續存在。蓋於此際，扮演重要角色而影響相關稅法之訂定及修正將會是遊說團體，是有認為絕對正義並非合理的理念，而解決利益衝突的方法只有兩個，一是滿足一方利益而犧牲他方，一是設法妥協雙方利益，倘若社會和平是最高價值的話，則妥協的方法應該是正當的

。又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於1990年之利息案判決中揭示，租稅義務人在稅法不論事實上或法律上均應平等負擔公共支出。因此，有關量能課稅原則應可被理解為是稅法甚或財政憲法上之理解，而應盡可能地消除租稅優惠之相關規定，以期實現租稅義務人平等負擔租稅債務之理想。是以，藉由上開論述可以確定的是，租稅優惠在現時社會中應屬必要之惡，而其目的乃在藉由現在之不平等以追求未來之平等。此亦可由1789年「人權及公民權利宣言」第1條揭櫫：「社會差距僅得基於共同福祉而存在。」而獲得證明。 因此，在肯定租稅優惠存在之必要性後，必須注意之處在於，所設計的租稅優惠規範是否適當，此亦為本文主題設定之緣由，又之所以追求租稅優惠之

適當性而非其正確性原因在於，企求相關手段之採取以達成精確目的在事實上是有其困難的，所能期待的僅係要求國家決定能夠達到「儘可能正確」(möglichst richtig)的境地。而租稅優惠規範是否適當，應由事前及事後觀點進行考察，前者部分即在於立法者所應踐行之立法程序是否完備；後者部分則在於，因為國會多數所通過之租稅優惠規範可能係政治現實下之產物，而每個國家分配不均的歷史都跟政治有關，因此仍須對於立法者或立法者授權訂定租稅優惠規範所考量之手段與目的關係是否適當、必要且合乎比例進行審視。 如同司法院釋字第694號陳新民大法官協同意見書所示：「……立法者的上述「判斷及預測優先權」（Einsch

atzungs-und Prognosevorrang），以及其所行使之裁量結果，也可經過一定的審查程序。如果日後審查發現這是屬於一種非立法時所得預料的錯誤判斷，當然不一定會造成違憲後果，立法者可以容有改變之可能性（及義務），尤其是立法者為因應有些財政、科技等新興事務，所為的立法對策，容有讓立法者累積經驗的空間……。」這也是本文在對照德國法制有關租稅優惠違憲審查之相關主張後，再行針對該國穩定法案加以介紹與整理之原因。至於其目的則係期以充實我國稅捐稽徵法第11條之4對於租稅優惠條款之基本要求。 以我國之實施租稅優惠之經驗為觀察，獎投條例作為我國產業租稅優惠基本體制之開端，歷經30年之運作後

，接續的是實施20年的促產條例，至於現行規範則以產創條例作為產業租稅優惠之原則性立法。惟其相關問題眾多，是即以之為題而進行相關論述與說明。